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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30日晚，700多个身处异国的难友以决死的气概在花冈举行暴动。耿谆老人回忆说：“我跟李克金20个人，让他把守好外围，每两个人看住一个日本人房子的窗户，如果日本人跑出来，就地处死。”另外，耿谆还挑选了20个突击手，10个人拿锄头，10个人拿圆锹，拿锄头的如果没把日本人一下子打死，拿圆锹的就再上去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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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琪老人回忆说：“日本监工住的屋子是两道门，我把两道门打开，进去以后看监工睡着没有，如果监工睡着了，我就给难友打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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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日本人往外通信，耿谆安排山东人刘希才第一个进屋看住电话。结果情急的刘希才刚进屋以后就拔掉了电话，还拿铁棍把电话砸到地上，这下就把日本人惊醒了。李铁锤说：“一进门，我也没觉得使多大劲，监工的头在炕沿上，我一下子把他的头砍下来了。”监工被惊醒后都折起来了，都带着伤逃出去了。耿谆说：“李克金呢，我给他了任务，他去上厕所解手去了，这边动手了，那边他还没有叫人布置开，他可能是布置着走的。有的是稳住窗户了，有的窗户没有稳住，日本人都逃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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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遍野回响着尖厉刺耳的警报声，难友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耿谆命令以小队为单位，迅速集合，每人带一件工具当武器，队伍匆匆向中山寮后面的狮子森山进发。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耿谆仍不忘下令，沿途不许骚扰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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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谆老人说：“出发的时候相当惨，那些病号房的人，凄苦乱叫的，有的人就喊，队长啊，我还能走，但也只能在地上爬。有的病号就死在路上了。当时的情景……”耿谆老人哽咽了，六十多年前的悲惨景象再次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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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暴动震惊了日本当局。当时，在日本各地分散着135个劳工所，有近40000名做苦役的中国人，另外还有朝鲜劳工和美国的被俘人员，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将直接威胁着日本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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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暴动的烈火蔓延，日本当局连夜调动了秋田县、青森县等地21000余名军警和宪兵，对逃出去的600多名中国劳工围追堵截。不久，日本军警和宪兵就把整个狮子森山包围了，但是他们还不敢贸然接近劳工队伍，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劳工手里都拿着锄头、圆锹等工具，准备拼死抵抗。耿谆老人说：“我们听见哪儿有草窠子响，就用石头往那里砸。”不敢接近劳工队伍的日本人开始开枪。李铁锤老人左眼下方的疤痕，就是当时日本人用枪打的，他抚摸着疤痕说：“就差那么半公分，如果再朝这边偏一点，就要了我的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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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蒙蒙亮时，晨雾笼罩着阴森森的狮子森山，难友们身体羸弱，又经过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这时，耿谆想让队伍到山顶以后再集结，但是山顶上已经有日本军警在喊话了。队伍无法走到山顶，就只好跟日本人搏斗了。这时，暴动发生前的几百号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抓走，现在只剩下五六十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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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惨案后遇难的中国战俘的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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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已去，耿谆对身边的李克金、李光荣说：“你们各自为战吧，我要以身报国了！”他解下李克金的绑腿，迅速将带子的一头系在树上，另一头套在脖子上，用脚猛力一蹬，昏死过去。耿谆醒过来时，已经在押往花冈警察署的卡车上。日本人对整座狮子森山搜索了7天，到最后只有一个劳工没有找着，其他的全部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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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警把抓到的中国人用绳子捆绑起来，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让他们半裸着身体，把胳膊捆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地上。整整3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还要忍受日本军警的殴打，广场上到处都是死人。耿谆老人说：“在花冈不到10个月，暴动时我们就死去了300人，暴动之后，被日本人血腥镇压，又死去了135人，合在一起是4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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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震撼整个日本的花冈惨案，也叫中山寮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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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煤矿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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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9年到1942年6月，日本就从华北地区劫掠900多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开矿、挖煤等重体力劳动，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饿死、累死或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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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不如死的苦难，大家的想法都一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一场，死里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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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东北阜新新邱煤矿的战俘营里，朱韬和战友们也决定奋起反抗。朱韬原是共产党抗大二分校三团二大队的政治主任教员，两个月前的1942年6月2日，朱韬在日军扫荡时被俘，1942年8月27日被押解到阜新新邱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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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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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阜新煤矿完全为日本占有。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到1945年的12年间，日本掠夺阜新煤炭3000万吨。自“九一八”到日本投降，日本人在阜新共杀害矿工及无辜百姓达7万人，杀人酷刑多达百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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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待劳工一向残忍，谁都不愿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朱韬老人说：“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面是矿工。日本人搞人肉开采，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当奴隶。于是，大家经过讨论决定暴动，当时的班长刘贵，最后一拍桌子说，我的性格就是下了决心绝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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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邱煤矿的战俘营四周是3300伏的高压电网，四角有岗楼和把守大门的警备队，因此和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在经过了一番计划之后，暴动时间定在9月2日。朱韬老人说：“这时，开始动员暴动，暴动发起以后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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