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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通河县的李东光老人说：“冬天，一批人在松花江捕鱼，那个时候鱼多，鱼从江里头往外蹿，两个日本鬼子领着一只狗，也在那个地方，他们（日本人）也让狗出去跟群众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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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狼狗和太阳旗，这是李玉清对于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后来，大人们在关起门后悄悄地告诉她：他们已经成为了亡国奴。李玉清说：“当时总能听见老人们念叨大帅（张作霖），说少帅（张学良）心狠，把东北的父老乡亲都撂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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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九一八”事变当晚，沈阳城原本有80000多东北军，驻扎在北大营的官兵就有6000多名。但是，在这一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这条命令致使整个东北在四个月零十八天里，丢失殆尽，3000万东北人成了亡国奴。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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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的“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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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清所在学校的副校长是个日本人，小学的时候由中国老师教日语课，到了中学就改为日语老师教日语课。学生到了六年级以后，就不允许在学校说中国话，一律都得说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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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老师们还要穿“协和服”，学生们要穿操服、戴勤劳奉世的帽子。协和服是伪满公职人员统一的制服，是伪满时期重要活动及庆典必须穿的服装。帽子上面有学校的校名和番号。学生们早上到学校以后，要在操场集合，然后升日本国旗、念日本诏书，最后再向日本国旗敬礼。就连唱歌的时候，也要唱日本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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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日本国旗，我们是最反感的，要半边身子向左转，遥对东京给日本天皇祝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祝福，悄悄说‘嘎本儿’，就是东北话‘死了’的意思。一种愤怒在孩子们心里积攒，但是出去谁都不敢说。”李玉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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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课本里还突然多了中日亲善的内容。在当时的教育中，课本上从不谈“中国”，只说满洲国。而且，老师也从不给学生们讲“祖国”两个字，所以像李玉清这么大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祖国。“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祖父爱说今年是民国多少年，我妈就赶紧要纠正，出去不敢说民国，要说是‘康德多少年’。”李玉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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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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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奴的滋味儿，那个年代的东北人是最清楚的，日本人搞物资“统制”，中国老百姓连大米都不敢吃，吃的就是掺了橡子面和谷糠的混合面。父母跟我讲过不少的亡国奴的生活记忆。记得大伙儿对于那些从邻国过来的“二鬼子”特别反感，同样是亡国奴，却经常带着炫耀的神色对中国人说：我们的“Nikei”——大米的吃，“Ni, Nipeng”，你“惊奇米”（米糠）的吃……种种“掌故”，化为音节，印刻在心中，带着殖民地人民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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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演员王刚自传《我本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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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是“大满洲帝国”的年号。1934年3月1日，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但是从此以后，这个做着复辟皇帝梦的傀儡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生活在“帝国”的人们也被强迫向日本天皇行遥拜礼，如有违抗就会被抓去砍头。“抓了中国人，冬天在江上凿个大冰窟窿，到了冰窟窿边上，用刀把头一砍，头就掉到冰窟窿里了。”如今提起这些事情，曾经的东北抗联战士单立志仍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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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的那个秋天开始，所有的东北人民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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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元旦，李玉清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他们的生活起居从这一天起将以东京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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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城墙圈起了上百万的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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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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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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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记·礼运篇》讲述了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没有战乱，没有纷争，社会和睦安定。“九一八”事变后，感觉到战争威胁的北平人更加渴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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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崇武当时是北平二附小的一名学生，他和同学们每周一晨会的内容除了唱校歌、校长训话以外，还要全体合唱《大同》，唱完了以后，才列队回教室开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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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北平城里朗朗的读书声被东北传来的枪声打断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尽数撤进关内，蒋介石屡屡出现在剿共前线，长城外已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天下。1935年，日本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相继控制了察哈尔以及天津、北平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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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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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签订的。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亲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时，因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而被送至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放行（张北事件）。《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