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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题材画家罗伊·格林奈尔在画作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查尔斯起飞的时候忘记了他的飞机还没有打开导流板、没有戴头盔、降落伞也还没有系上……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你能看到日本轰炸机准备从右上角飞越这个城市，而邦德，他正在四处观望——那里有两个日军飞行编队。当你看到这幅画时，能想象到飞机起飞后会是什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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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格林奈尔所画查尔斯·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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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查尔斯·邦德是唯一一名来得及起飞的飞虎队队员，而他要面对的是超过50架日军轰炸机与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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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到那是怎样的情景，”查尔斯·邦德说，“我尽可能地追击他们，同时四处观察，希望没有其他敌机袭击到我，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朝着我所能看见的敌机拼命开火，但后面还有很多敌机呢，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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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邦德在回忆录《一个飞虎队队员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这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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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咬住敌机队形右侧，最后面的那架轰炸机，连续三轮俯冲射击后，我看到敌机燃起大火，开始向下坠落，我追逐着大约五十架日本轰炸机穿越中国边境进入缅甸北部，当我打完所有弹药准备返航时，突然听到几声剧烈的爆炸，回头一看，三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正跟在我身后疯狂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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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听到枪声，我只知道子弹在我周围不断擦过，敌人击中了我的机尾，换做任何人，都知道事情不妙了，座舱里燃起了大火，我当时想：这下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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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查尔斯·邦德并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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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查尔斯·邦德是这样描述那一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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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苗已经点燃了我全身，我闭上眼睛，使劲摇开座舱盖，匆忙系上降落伞，猛烈的气流一下子把我拖出了机舱。当我降落到地面以后，发现自己身上还在着火，刚好着陆点旁边有个小河流过，我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将火扑灭，然后我感到头部隐隐作痛。我把手指插入头发，发现头上还在流血，谢天谢地，日本人的一颗子弹只擦伤了我的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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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查尔斯没事，但是他当时的境地确实非常危险。查尔斯的儿子查尔斯·邦德三世经常对女儿说，如果从后面击中查尔斯引起着火的那发子弹再往下来这么一点点的话，那今天就不会有他们了。“50架轰炸机，只有我一个人迎战，我肯定是他们攻击的焦点，”查尔斯说，“但我记得我以前跟人讲过，如果我回到26岁，我还是会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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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4日这一天，保山市一片火海，青年节纪念活动现场被日军炸得血肉模糊。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被炸死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尸横遍野，那种惨死的场景，查尔斯永远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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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天，保山市军民不会忘记，有一架画着飞老虎的战斗机独自起飞，向50余架日军飞机开火攻击，这名勇敢的飞行员就是查尔斯·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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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邦德说：“为能有机会参加拯救昆明的空战而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需要帮助，这就是我们出生入死为之战斗的主要原因，我感到非常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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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在距离保山空战仅仅一个月之后，查尔斯·邦德在桂林上空再次被日军击落。这一次，他没有能够再回到中国的天空。这一年的7月4日，飞虎队正式归编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原有编制人员就地解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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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7个月时间里，陈纳德的这支杂牌军共参加空战31次，总计击落日军飞机299架，在空战中，飞虎队共牺牲飞行员23名，损失飞机73架，其中被日军直接击落的仅有12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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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几支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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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日美正式宣战，1942年飞虎队撤销，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中国战区空军特遣队。1943年，特遣队再改编成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直到战争结束。因为1942年改编以后的航空队依然由陈纳德领导，所以很多人把第十航空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叫做飞虎队。事实上，严格意义上的飞虎队，就是由这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90多个飞虎队队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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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勇敢的小伙子，一旦找到目标，他们便下定决心，他们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即使他们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在杰出领导陈纳德手下飞行与战斗，我曾对话过的每一个飞虎队员，所有人都非常敬佩陈纳德将军，我想对每个人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战友、好领导。”军事题材画家罗伊·格林奈尔这样评价这个仅存在7个月却战功卓著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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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日，终身不善于同政治打交道的陈纳德离开了中国。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自发涌上街头，据说送行的人群将陈纳德乘坐的汽车抬了起来，一直抬到重庆中心广场。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还剩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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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将军在抗战快要实现全面胜利、日军即将举起白旗的时候被迫回国，其实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总体上，美国人大多都具有诚实、敬业的品质，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与陈纳德两人也不例外。不过，史迪威的性格缺点更加明显：他往往显得过于傲慢，尖酸刻薄，对军事计划部署与中方的不同理解，屡屡与“花生米”及中国官员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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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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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蔑称。从这个称呼看来，他对蒋的蔑视不仅是战术上的，更是战略上的。不过，职业军人在政治斗争上，往往不是政客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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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5月，在中国远征军入缅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因史迪威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而激化。史迪威曾接连两次提出书面建议，揭露国民党入缅部队里有许多长官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史迪威指出，他们克扣军饷，走私成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进入缅境后，腊戊即刻成了黑市，布匹、化妆品、食物、烟酒，整车整车地运回物资奇缺的昆明，倒手就牟取暴利10至20倍。遗憾的是，对史迪威这一正直的建议，蒋夫人宋美龄的回答是：“史迪威将军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采用”，“头不能割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于是，史迪威不但是白提建议，蒋介石对他的畏惧与厌恶也由此产生。1942年12月，蒋介石再次致函罗斯福，表示他对陈纳德的支持。很明显，蒋介石未必是全心全意地信任陈纳德，而是要用他与史迪威相抗争。史迪威失势后，作为报复，史迪威的密友，美国军部高层的马歇尔于抗战胜利前夜召回了陈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