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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代中国出过许多暴君、昏君和贪官污吏，但除了在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人们一般总是保持着一种“天下一家”的观念，认为不应彼此欺凌。当一个朝廷允许其官吏肆无忌惮地压迫人民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天子已违背了天命。也就是说，皇帝任由人民遭受涂炭之苦，会引起他抽象意义上的父亲的震怒。这样，人们就会相信，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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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代皇帝都身处与世隔绝的深宫内院，信息的传布备受限制。因此，即便四海糜烂、九州沸腾，社会的某些地方也仍然不失良政，保持着正常的人际关系。加上中国那种低效能的、前现代的经济，这就意味着，富人仍可为富，穷人继续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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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不再与西方隔绝，而沦为一系列战争与侵略，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各种无理要求的牺牲者时，与外国的交往就暴露并加深了清王朝及其继承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脆弱性。而后中国又被一系列内战搞得一团糟，为满足庞大军队的消耗，捐税有增无减。安定的生活已经走远，中国陷入了漫无边际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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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西方的工商业对中国古老的平衡状态也起了摧残作用。内地已经对外国市场开放，于是原有的手工业品市场被破坏了。铁路与现代航运拉近了相距遥远的人群和区域之间的距离，造成了使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压力。当现代化工业在沿海地区萌芽时，西方式的可怕商业竞争大踏步地向内地扩散，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稳定，更多的货币和种种形式的流动资金开始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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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条件的改善让父母官们信守的伦常开始沦丧。当看不见的皇帝远居深宫内院，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偶像时，他所代表的、刻印在人们脑中的价值观毕竟还有点约束力。可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就不同了。信息通路一开，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所谓国家领袖的道德一样是个问题，不管是清王朝、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许多人都不过是乱臣贼子和既得利益者，地方当权派当然会转向新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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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思想和教育也增加了混乱，诸多种类的新名堂和价值观同时涌现，哪一家思想在中国亮相最多，自然就最容易被广泛接纳。西方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你争我夺，竞相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中国榨取最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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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中国沿海开辟了通商口岸后，这里的现代化工商业确曾在中国人中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富有阶级——买办和其他协助或模仿西方工业发展的人。其中，有的发展成了西方式的中产或上层阶级。他们用固定财产投资做生意，生意经也是从西方学来的，那可是远非原始的老一套可比的。在别处，包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区——农村在内，则一般只有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才能接受新教育、进行新投资、获得新利润。中国只有他们才受过教育、拥有闲置资本，不管数量有多可怜，然而他们获得新财富时往往会购置田产。这种新财富可以来自工商业，也可以来自勒索受贿，而购置田产则是该阶级的传统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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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原因不明的人口猛增，当中国进入纷纷扰扰的20世纪、经历西化改革的时刻，它已经有了光靠原有土地上生长的谷物怎么也填不满的嘴巴，而且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已很严重，耗尽了地力。生存之难与潜在的恐惧使人贪得无厌，并加重了那种不惜同类相残的个人主义。这种行为方式普遍存在于家庭之外的各个方面，家庭成了人际关系中的善良和责任心仅存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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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中较为富有的人都在以全新的、几乎是毫无节制的方式来致富。已被无知和无权摧残的农民则处于无法抗拒厄运的地位，他们为恶性增加的人口和没完没了的战争负担所苦，而这种负担是富人必定要转嫁给他们的。中国的财富——包括土地在内——一开始是较为缓慢地、多少还合乎人道地在易手，而后来，这种变化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残酷，贫者越贫，直到情况坏到不能再糟糕的情况，就像我在讲广东灾荒时谈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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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70674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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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三章丨乌云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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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批海盗，或走私贩子，或游击队向我们有礼貌地告别之后，我们在热带地区度过了整整一周。那是在离开澳门的船上。我们扬帆通过三角洲中交错如网的河湖港汊，朝北驶向西江的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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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正当沿海地区最为繁华和最为现代化的时候，一次走向内地的旅行就是对西方式享受和城市化中国的缓慢告别。从沿海的大都市进入内地是分阶段的。最初，你到达了铁路的终点，继而是公路的终点，然后是电报的终点。沿海和内地的典型界标应是最后一座有戏院的城市，有干净旅馆的镇子，或有家大饭馆的村庄。如果你离开了那个可以买到上海香烟的小卖铺，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到达古老而又贫穷的内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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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940年，在我们的战时旅行中，情况却是相反的。我们接触最原始的地方反而是海岸。那是离开澳门后的第一个早上，我们缓慢地向内地行进。随后，我们进入了国民党的封锁区，这才离开了荒芜的海岸。旅途中，我们经过了第一条人行道，第一条可容得下一辆人力车的道路，它们好像在对我们表示欢迎。后来，又出现了第一条通行汽车的公路、第一个小饭馆、第一家大旅店，最后是第一座有电灯的城市和第一条铁路。等到达柳州时，我们已离开海岸300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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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乘帆船行驶于三角洲的一周里，我们迂回地往来于荆棘丛生、烈日当头的沼泽地中，整天在日军碉堡和讨伐队附近转悠。后来，我打算在地图上找到此行的踪迹，结果却连一条水道都没找着。但我相信，这一周绕行的结果若以直线距离计算只不过是40多英里。那是一段既神秘又可怕的旅行。除了几个女孩子偶尔说笑几句，其他时间都是静悄悄的。三角洲一带的未沦陷区或半沦陷区随时都有遭到日本人袭击的可能。富人大都逃走了，而农民则正在第一个荒年中挣扎。有人预计，这次荒年将会持续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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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7月天气，旅途的空虚令人如入梦境。每丛树林、每个港汊，都可能冒出点什么要命的东西来对付赤手空拳的我们。在草木茂密的两岸之间，我们航行了数小时之久。在此期间，偶然会见到一两个在田间耕种的农民，而他们一看见我们就跑开了，有时还会发现丛林中藏着个人，他静悄悄地、面带惊异地看着我们。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类生活的踪迹了。有时，树梢上会出现其他走私船只的桅杆。他们正在和我们平行的沟渠中静悄悄地、神秘地驶过。前头不远处，一缕云烟飘上天空，同时伴有摩托汽艇的嘟嘟之声，听起来使人神经紧张，没人知道那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每当我们航行驶过一个村庄时，那恐怖的景象就如同游乐场里的地下鬼屋一样。红树和小棕榈树形成的道道围墙过去了，显现出来的是破烂房子里衣衫褴褛的人。他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呆若木鸡，没有任何动作，此时此景寂静得连河边的蟹声都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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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除路卡，我们很少见到国民党部队，但战争的痕迹却散见于各处。在大片水域的入口处，一排排生了锈的鱼雷漂来漂去，活像浸入水中的怪物的嘴巴。沿岸，被炸毁的载客汽艇经常在树下沉浮。那是由于船员在两年前撤离广东的那次逃难中，曾寄希望于在树木下藏身，躲避轰炸。当时，中国人自己也曾焚毁桥梁、拆掉公路，使一大片区域重归原野。这在当时是“焦土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多次来过这里奇特的加油站废墟。加油站两边堆满了破烂瓦斯喷枪和洞穿了的卡车残骸。但这东西位于开阔的农田上太不协调了，犹如海岸上放了架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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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澳门后，沿着这块被海水浸没的土地旅行了一周之久，而在弃舟登岸，来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担水坑时，所见到的一切依然十分触目惊心，其情景仍在诉说着战争的存在。城镇周围的农田土地肥沃，看起来未遭兵燹。我本来以为，这儿的任何城市都和香港或澳门差不多，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生气勃勃的人群和引人注目的色泽、音响与芳香，可担水坑却是座死城，因为这座城市遭到过严重的轰炸。广州失陷后，居民无论贫富，都惊慌失措地逃走了。黑色的瓦砾堆上，烈日照耀的空地上，到处可见耸立着的空空的门窗框架。窄窄的街道上，除了一排排柱廊，就是丛生的杂草。有些公共建筑物上残存着战争初期草率涂上的粗犷宣传画，现在颜色都褪得差不多了，可它们却是在墙壁上打破死一样沉寂的唯一的东西。在多数街道上，活着的生物除野狗、野猫和老鼠之外，就只有路旁衣衫褴褛的小贩了，他们手里的货物全都肮脏不堪。清晨，虽有大雾弥漫，农民们却依然把蔬菜和粗糙的手工艺品拿来互相交易。他们身穿用热带林木纤维简单织成的蓑衣，蹲在市场的各个角落里，喧闹着讨价还价，活像一群瓦砾堆里的野兽。可是，这里毕竟还有座高级旅店逃过了空袭，房顶上的花园餐厅是唯一别致的景象。餐厅里的买卖活跃极了：大走私贩子和文武官员一起在那儿吃喝玩乐，狼狈为奸。这寂静的城镇总共只有几盏菜油灯在闪烁发光，可那高高在上的屋顶花园却像是幻觉里浮现出的东西，发出绿色的光晕，同时又像一座五彩缤纷的岛屿，原来那是一架走私来的日本汽灯照出来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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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担水坑的当晚，我们这些外国旅行者就被国民党驻军将领们请来屋顶花园做客了。那是一桌豪华的酒宴，有鱼翅、大虾、鸡鸭、猪肉、高档调料等等。在吃了一星期干鱼和瓜片之后，这样的一餐的确美味非凡。有玉石花鸟装饰的花园餐厅凉爽宜人，肥胖的官员和商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开怀畅饮，像孩子般玩笑打闹，互相比较着新近走私来的珍品，其中有：自来水笔、温度计、手表、旅程表、写着“MODERN TIMES”（摩登时代）和“WELCOME”（欢迎）等英语字样的衣带环扣等。这些客人中，有各种国民党人的面型。有狡诈的三角脸，有粗鲁的方脸，还有会大声发笑但笑中毫无乐意的大胖圆脸。所有这些，后来我都像梦魇一样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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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军和副官得知我们当中的几位欧洲医生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时，他们起了很大的兴趣，这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对两位医生在来中国之前，曾在西班牙共和国军中工作过一事，他们也非常感兴趣，并提出了许多把西班牙与中国情况相比较的问题。但佳肴美馔并未减少两位医生对他们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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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军人的力量与西班牙的相比，怎么样？”将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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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人吃苦耐劳的能力举世无双。”德国医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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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看来受宠若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