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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中国可能被打败吗？”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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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奥地利医生在杯盘狼藉的桌上挥手叫喊道，“中国的资源是无限的。即使在西班牙战争刚开始时，共和国的最高级将领们也没吃这么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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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再次感到受宠若惊。他和年轻的、发福的副官们又揣测起西班牙之所以失败这件怪事：“分配不当嘛！”他们最后如是判断，并奸笑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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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担水坑后，我们开始步行。那是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旅程。女孩们在前面紧靠在一起，快步疾行。她们把手中的棕色阳伞笔直地举在头上，两腿在发亮的衣裙下飞速穿梭，直到离开了日本人的管界。这时，她们边走边玩笑，毫无倦意，在炎热的天气中走了一整天，却依然像刚出发时那般精神焕发。远在她们后面跟着的，是米克斯牧师，他身穿厚衣，头戴厚厚的白色遮阳帽，手提黑色雨伞。最后是我们这些人和挑夫苦力们。大家一起蜿蜒前进，一会儿停下歇脚，一会儿又起来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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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由于天气炎热，情况紧急，这次跋涉肯定会像以前一样，充满在中国乡间游历的野趣。在一些连绵不断的村庄中，妇女们把头发梳成圆锥形，盘在脑后，显得很俊俏，但它看起来又活像黄蜂的肚子，让人看着就有点疼。另一些村里，女人又在深蓝色的围裙上戴着银链子。在这块平原的一边，有些村庄颇有中古时期意大利的风貌，周围有些残破了的高大的方形灰塔，就是往昔高利贷者们的堡垒。另一边最讲究的房屋属于归国华侨，其样式在多大程度上与加利福尼亚或印度尼西亚的建筑相似，那就要看房主能给木匠们的脑袋里塞进多少东西了。在山丘地带，村庄是围池塘而建的，池塘里面养有淡水鱼，上面建了一圈公厕。外地人若有腹泻跑去大便，那些鱼便会乱蹦乱跳，以至于吓他们一跳。老乡们看到后哈哈大笑。我们所步行的全程过去都是汽车路。在平坦的田地中，公路的残迹多已不复存在，除了那些电线杆桩子（地上的部分已被砍掉当柴烧了）。在长满杂草的山区，道路上布满了反坦克陷阱，又宽又深。有朝一日，这里要重建公路时，另择他途比复原旧路应该要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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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位于西江三角洲中央，它像担水坑一样，有一半都是残垣断壁和骨白色的瓦砾堆，另一半有人居住的房屋，为了避免空袭也涂上了黑色。大型建筑的屋顶上则置有阴暗的竹笼子，权当防空用具，可惜那只是一厢情愿。大街上，中午的人数与和平时期夜间11点半差不多。少数开张营业的店铺大都充斥着走私货。此外，除了农民的手工制品，再无地方工业品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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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走私车沿着数不清的小道，穿过前线，又重新汇合，犹如三角洲的条条小溪。经一家轮船公司安排，我们要朝上游去的一行人登上了一条船，那船有点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盖伦帆船的风采，可容纳300名乘客和1000多只鸭子。大家在这条旧船上待了两周，才从林木覆盖的广东平原上升到荆棘丛生的广西高原。江水逐渐由红沙泥色变为青石灰色。气候则由潮湿温热变成了微风习习的燥热。女孩子相继在亲戚家附近上了岸，最后米克斯先生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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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距前线和日本空军基地太近，这条大船只能在夜间航行。前面，烧木料的拖驳映出了橘色的火光，微弱地照着我们这条大船。在船尾，从上到下分别是头等、二等、三等舱位，都是由板条和雕花木格连在一起制成的。由于天热，夜间各等舱位的乘客无不聚在甲板上。白天，船躲在遮盖两岸的竹林之下，乘客们则纷纷散在田地和果园里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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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地生意人和个别旅行者，乘客大都是临时的走私贩子，或按他们开玩笑的说法，是“走私游击队”。他们每人从日军占领区回来时，都会带一两箱袜子、口红、自来水笔和其他轻便商品。我还记得，有位将军的太太，由4个年轻警卫护送着自前线返回。她去前线是与丈夫一起度假的。作为军官家属，他们比一般国民党军人的东西要多些，吃得也更好些。他们总是打打闹闹的，就像旷课的小学生；一上岸，就忙着捉蝴蝶，或坐在小船上；一看见我们走过，就用脚踢水。他们拥有的东西中，价值最高的是枕头和毛巾，绣着“Good night”（晚安）、“Good morning”（早安）等时髦的英文字。为了充分利用机会，他们不分早晚地请同行的外国人教他们读英文。然后就彼此重复，哈哈逗乐。一旦他们记熟了发音，就在早上起床登岸时叫喊“Good night”，而在晚间洗脸时，却又喊着“Good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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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镇都是离江越远，人越多，越繁忙。两广交界的梧州市外围到处都遭到过惨痛轰炸。但市中心那些四五层的楼房却完好无损。这些建筑都已涂成了黑色，使得城市好像是一座蝙蝠之城。黄昏时刻，空袭的危险已经过去，阴暗狭窄的街道上就会闪烁出微弱的电灯光来。这时，肮脏的人群就会在这半明半暗之处游荡。他们争吵讥笑，生龙活虎，使人联想到战前那种熙熙攘攘的生活。尽管出卖的商品大都是走私货，可也有少数小铺子开张营业。他们贩卖行李包、柳编什物和易于制造的城市生活用品。在梧州，我们开始感到了国民党中央当局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护照受到了检查，还有人要求我们填写入境表格。这是我们从边界进入、走了百多英里路以来头一次碰到的。大街上有用粗大木料与铁丝网搭成的路障，是用来防止暴乱、对付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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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梧州上游，我们的帆船在战前曾是渔村的几个地方停靠了几个晚上。当年，走干流的大轮船从来不会经过这里，可惜那些船后来都被日军炸沉，或者被自己人“焦土”了。现在，这些地方都成了繁荣的市镇，充斥着酒肆、旅店。乘帆船来的暴发户“游击商”们通宵达旦地赌博酗酒，吵吵闹闹。柳州是第一个看上去正常的城市，在城郊一条支流上游，是来自桂林和其他华南未沦陷城市的铁路与通往重庆的公路之交汇处。即便在白天，它那挤满人群的街道也会发出叫卖的、建筑工地上的、汽车的、报贩的、军队口令等各种声音。我们越往内地走，军人的身影就越多。柳州遭到过空袭，但大多数地方已经盖上了简易的新房。城外围有些小工厂，商业区票号兴隆，人群中不乏衣着考究者。这就和我读过的那些有关战时中国的情况开始有些相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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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脑子里对国民党政府的了解全都来自美国的报纸：什么虽败犹荣呀，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呀，数百万西撤的难民下定决心抗战到底呀，正在后方建设的新中国呀，山洞中的工厂呀，忙碌的工业合作社呀，新公路和医院呀，如此等等。此外，还有蒋委员长的高大形象在挂图中俯视着团结起来的大地；微露在他背后的，还有他那美貌动人的妻子。当我在美国读到这一切时，也曾慨叹道：“和我当年所知的中国是多么不同啊！”一个新中国在战争中诞生了。这是我重返中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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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我离开澳门后的36小时内的奇特见闻，是与上面讲的光辉精神不相符合的。但我可以把那些怪现象都看成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的事，把那些怪现象当作任何前线都会有的一部分而不予重视。但在后来的几星期，当我穿过前线，看到了后面那宽阔的长条形领土上所遭受的苦难时，我便很难再相信一切见闻都是例外了。再后来的那几年，当我在西北和华中访问过前线之后，才开始了解，1940年的华南前线是有代表性的，不仅在抗战的消极态度上，更在国民党的品格上。这种品格无论在平时或战时，抵抗外敌时或打内战时，都同样削弱它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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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国民党前线的后面，展现着一片片“无路区”，都和我们在西江三角洲走过的一样。其深度依日本空袭的习惯而有所不同，一般有10英里到50英里。这里的所有交通设施，包括宽点的人行道在内都被毁掉了，或任其自生自灭。整片整片的城镇都被抛弃了。住在那里的只有农民、一小撮囤粮户、走私贩子和他们的代理人。驻防的军队大多是贫弱的地方部队，或中央政府打算削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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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路区”之内，还有一块被废弃的长条形领土，纵深不一，最深的达100英里，都是按可能被敌人侵占危险的程度而定的。现在，乡村生活颇为正常，城市生活的上层结构已经解体。乡村公路还在开放，但所有的铁路都已被摧毁。现代化工厂要么被“焦土政策”，要么迁往西南去了。城市中的大部分上层人士都和他们的生意、技术、购买力和可用于投资的钱财一起转移到西南，或者战线的另一方——日本占领区去了。占领区是不受侵略威胁的。驻防在这里的第二线军队比“无路区”第一线的更多、更好一些。他们平时可以演习，一旦受到攻击可以保命。最亲信的“精锐”部队则保留在更遥远、更安全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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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的后期，大部分前线虽平静了几年，但国民党依然很少努力将外围领土与西南边塞连成一体。这里仍没人理睬，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只有走私线路把敌方产品运往华西稍富裕的一些市场。结果，经济灾难制造了政治不安，也必然导致了军事力量的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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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就私人利益来说，谁也不愿意在暴露于敌前的区域扎根。但应该承认，国民党政府应与这种怯懦现象作斗争，应该采取必要的冒险措施以树立榜样。可是，与此相反，政府却对私人利益妥为保护，不惜因此损害国家的利益，削弱本国军队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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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视前方的倾向在部队的配备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前方驻防的都是较差的部队，精良的部队反而放在后方。在国统区，政府当然由国民党一手遮天。1940年，当我到达中国时，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承认，这个政权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打一场反对另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大仗。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北方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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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民党委任经营的五大银行对发放贷款到靠近前线的地区搞建设吝啬得很，而私营银行反而愿意冒险。政府公务员间有句口头语，表示对往前线投资不屑一顾。他们说那叫“浪费”，说把高价值的设备与人员运往前方是“浪费”。高级国民党官员也“以身作则”，把家资从危险地带转移到华西或海外。这就和地主在灾荒时期从原籍逃跑，而把农民留在灾区一样。日本侵略期间，前线地区的农民和其他无权无势的人，也像饥荒时期的农民一样，能凭借依靠的唯有自己。在控制着粮食的一小撮人看来，所谓“社会栋梁”，已经安全撤到了最近的城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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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日战争最后的年月，国民党政府与地方上控制粮食的一小撮地主的相似之处就更明显了。后者利用灾荒来侵占土地和其他财富，而前者则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增加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所独占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即便在战前，这个政权就表明过，它要把大多数中国的基础工商业置于政府或国家银行的独占之下。后来，它就利用国难加紧盘剥中国经济，致使私人企业萧条到了濒于灭绝的程度。同理，战争的紧急状态还被用来削弱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任何国民党中央政权之外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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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在日本投降后达到了顶点。当时我们美国人试图保证国民党成为全中国的政府，把它的军队运往下游沿海的日军占领区，并给了它那么多各方面的援助，结果却致使它觉得人民是否对它支持就无所谓了。然后，它就把独占增加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在全中国造成了革命成熟的形势。这时，日军侵华期间被弃之不顾的前线的种种弊端，仿佛已然扩展到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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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普通外国旅行者想接近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听一听谈一谈，那是很不容易的；只能认识到某些专门与洋人交涉的人，而且他们的脾气往往不太好。再有，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或娱乐场所萍水相逢的一些人。其他人都太忙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接触面与外国人毫不相干。而战时中国可就不一样了，就拿我那回在柳州来说，我在炎热的8月等车去重庆，一等就是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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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的旅馆设在近郊区，三面都被圆锥形的、遍布广西的小山丘环绕着。在敞开那一面的中央立着一棵短了一截的松树，活像戏院中的乐队指挥台。我在柳州度过的第一个清晨，天刚破晓，庙里的一座大钟就从覆盖着尖屋顶的丛林之上传来了巨响。然后扩音器就穿过树叶，传来大声喊叫：“18架敌机到广西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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