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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太阳已过头顶，阴影渐渐从对面的山峰消逝，人群为躲避换了方向的阳光骚动不安起来。由于一切公共活动均已停止，多数男人就心满意足地在山上坐下来聊天，直到警报解除。可妇女们却为未了的家务活儿而犯愁，而且许多人都回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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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扩音器又响了。它宣布，其他飞机回来了。当晴朗的天空再次因为引擎声而震动时，高处的人就蹲下来躲进灌木丛中不出一点声音了。那些带头回城镇的人也静悄悄地跑回山里来了。即使后来经过了数年之久的长期空袭，许多中国的乡下人也还是以为飞机有某种特异功能，他们顽固地迷信驾驶员会听见地上的一切声音，所以即使在防空壕里，说话声音比耳语大些他们也认为是危险的。可另一方面，移动目标比静止目标更容易被发现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毫无例外，当敌机即将飞抵人们的头顶时，总会有一群人拥到一起挤来挤去。周围的人鸦雀无声，惊惧无状，而他们却忙乱地跑着，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机之下，那真是中国人最可悲的样子。中国人总受着各种暴力的威胁，他们不仅不去反抗，而且有的表现让人觉得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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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的18架敌机显然已把炸弹丢在了通往印度支那的公路上。当年6月，在日本人强迫关闭那条公路之前，那里曾挤满越界运送补给的卡车，因此，它是个显眼的大目标。日本轰炸机再次路过柳州也是笔直地飞走了。当它们嗡嗡地飞过去的时候，山上的人群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水田里的一小堆人身上，他们因被墙壁和树木挡住视线，不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偏偏逃跑的狭路却被一个缠足妇女所阻，她摇摇晃晃，前仰后合地扭动着，活像一条鱼，想用尾巴的力量朝前跑，她后面的人们恐慌地跳着脚，这个老太太害怕到不得不打破沉寂，她喊道：“快点儿！快点儿！”好像路上的障碍并非她自己。在山上，一旦敌机不见，人们就又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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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尽管我只见过不多几次空袭造成了实际的损失，但我住过的城镇乡村却经历了上千次的空袭警报，成千上万的居民从家里跑出来，布满田野。这就是我对战时气氛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回忆起来最令人伤心的景象。中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不过是重重刀俎下面的鱼肉，强大外国的利益，还有本国那些有权有势、只图私利的集团都在随意宰割他们，日本飞机就好像这一切恶势力的代表。当飞机的隆隆之声变得深沉起来时，全家坐在山上或田中的人就会暂时中断笑话和闲聊，把那些在长期习惯中形成的无表情的面孔转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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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在这无聊而屈辱的时刻，听着那些没完没了的瞎聊时，往往使我震惊的是，我觉得自己远非仅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来到了一个战争中的国家。我觉得我的国家是个活跃的、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相信动荡不定的未来将由自己的能力与力量来左右的国家。它的每一个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小心提防，不让外界的各种力量摆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的确，许多西方人看不惯中国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小事情，而这只不过是任何一个暂时沦为受害者的人的一种自然反应而已。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报道来自那么一些外国人：他们滞留中国时，正值它几近沦为西方殖民地的那几十年。这些外来人与中国人所打的交道，肯定反映了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不平等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所谓中国人的特点也必然带有许多积弱的烙印。奸诈、恶意、残酷、琐碎。“闻小胜而骄，见小败而馁”，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任人摆布欺凌的受害者的特点。那些没完没了、令人恼火的笑声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那是瘸子的拐杖、伤员的绷带、病人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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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几个来自花街柳巷的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大谈男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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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早晨，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身穿破旧半西式服装，手提公文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机关职员（他有个习惯，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总要用吐沫把一些树叶贴在手臂和大腿上，让太阳晒出痕迹来），他讲了个故事，是关于两个男职员追求一个女职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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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又有个人讲了个故事。这时，笑声终止了。和上次笑声荡过山坡时一样，大家都因敌机已临当头而不快，在听得见声音的距离内，坐着的人们都不安地彼此看着。尽管特务的效率甚低，在生人中说反政府的话一般没什么危险，但在1940年，这类现象还不多。广西和国民党中央是有些对立的。这人所穿的便服是用家里做的灰色土布织成的，样子是南宁式的，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广西人。他把故事会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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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个重庆的大官，他的小轿车在柳州以北的田里坏了。但司机却交代说，他已经把工具箱卖掉，无法修理了。于是这个大官就傲慢地命令在田中工作的农民回村去喊人来推车。山区的广西人向来性子就很犟，他们在战前所受本省政府的教育也增加了独立感，于是农夫拒绝前往。像在重庆的派头一样，那国民党官员就命令卫兵揍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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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近的一块田里，另一个农民把这一切看在眼中，赶忙跑回村去报告了村长。村长敲起了集合锣。村民们手持长矛、梭镖、鸟枪列队沿路前进，后来强迫官员给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又怒气冲冲的农民道了歉。然后，他们把车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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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欢声笑语鼓励了另一位听众——一个“游击商人”里最穷的人。他骄傲地解释说，自己以前在广西西部边界靠近印度支那的地方当过中农，后来是为歉收和负债所迫才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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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天旱少雨，他家乡那些贫农种的都是些高坡地，庄稼快旱死了。可易灌溉的河滩地都属于富有的地主，收成不受影响。山上的贫农们饿急了，就在夜间爬进山谷，去偷未熟的稻谷，但地主雇有看青的人，偷庄稼并不容易。山上有个农民想了个办法，希望以此帮助亲人，那就是，给地主当看青的。可他是偷着干的，因为在穷人眼里，看青的都是敌人。雇他的也是个国民党官员，能从当地驻军那里借枪给看青的佩带。第一天夜里，这个神经紧张的小伙子听见由他负责看守的那块地里传出了声音，就朝黑暗中胡乱开了一枪。他听到了一声喊叫。然后，有个受了伤的人带着满身泥泞滚出来，逃掉了。第二天，他回家见自己的父亲受了致命的重伤，就跳河自杀了。不久，他们全家都跳河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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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完后，人们没有悲戚，甚至连磕了药般的笑声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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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柳州住的这一周里，只有一天没响警报，还有一天响了两次，可只有一次遭到了12架飞机的轻微轰炸。其实，轰炸本身并不如人们的喧嚣那么可怕和实际。警报响了好几次，轰炸也未必来一次，而喧哗却是每次警报后必有的。城的另一边所升起的棕色烟云飘过山巅，看起来更像一种什么自然现象，而不是由人类的战争造成的。炸弹落地时的声音主要造成的是激扰。猛投或撕裂或颤动的声音，仿佛是阳光普照的天空被扯烂了，像金属板一样发出嘎嘎的声音。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土地中，爆炸声都在颤动中传播着，给人一种大山从中间崩开、滑动的感觉。村子里，狗在空旷的街道上惊慌地乱窜；而在山上，坐着的人们脸上却带着淡漠的神情，仿佛他们的对话只是被雷声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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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去后，山上山下，到处笑着，重复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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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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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儿童、老人、残疾人纷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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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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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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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回答可悲极了，却又不是全然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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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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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指挥台”上的巨响报告敌机已离省后，一阵人群的嗡嗡声响过群山，就像戏院断电后重又接好一样。大家发出笑声，彼此从衣服上拿掉树叶，走时还摘点花朵。人群如河水般流下山地，重新占据了他们自己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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