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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太阳已过头顶,阴影渐渐从对面的山峰消逝,人群为躲避换了方向的阳光骚动不安起来。由于一切公共活动均已停止,多数男人就心满意足地在山上坐下来聊天,直到警报解除。可妇女们却为未了的家务活儿而犯愁,而且许多人都回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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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扩音器又响了。它宣布,其他飞机回来了。当晴朗的天空再次因为引擎声而震动时,高处的人就蹲下来躲进灌木丛中不出一点声音了。那些带头回城镇的人也静悄悄地跑回山里来了。即使后来经过了数年之久的长期空袭,许多中国的乡下人也还是以为飞机有某种特异功能,他们顽固地迷信驾驶员会听见地上的一切声音,所以即使在防空壕里,说话声音比耳语大些他们也认为是危险的。可另一方面,移动目标比静止目标更容易被发现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毫无例外,当敌机即将飞抵人们的头顶时,总会有一群人拥到一起挤来挤去。周围的人鸦雀无声,惊惧无状,而他们却忙乱地跑着,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机之下,那真是中国人最可悲的样子。中国人总受着各种暴力的威胁,他们不仅不去反抗,而且有的表现让人觉得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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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的18架敌机显然已把炸弹丢在了通往印度支那的公路上。当年6月,在日本人强迫关闭那条公路之前,那里曾挤满越界运送补给的卡车,因此,它是个显眼的大目标。日本轰炸机再次路过柳州也是笔直地飞走了。当它们嗡嗡地飞过去的时候,山上的人群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水田里的一小堆人身上,他们因被墙壁和树木挡住视线,不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偏偏逃跑的狭路却被一个缠足妇女所阻,她摇摇晃晃,前仰后合地扭动着,活像一条鱼,想用尾巴的力量朝前跑,她后面的人们恐慌地跳着脚,这个老太太害怕到不得不打破沉寂,她喊道:“快点儿!快点儿!”好像路上的障碍并非她自己。在山上,一旦敌机不见,人们就又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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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尽管我只见过不多几次空袭造成了实际的损失,但我住过的城镇乡村却经历了上千次的空袭警报,成千上万的居民从家里跑出来,布满田野。这就是我对战时气氛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回忆起来最令人伤心的景象。中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不过是重重刀俎下面的鱼肉,强大外国的利益,还有本国那些有权有势、只图私利的集团都在随意宰割他们,日本飞机就好像这一切恶势力的代表。当飞机的隆隆之声变得深沉起来时,全家坐在山上或田中的人就会暂时中断笑话和闲聊,把那些在长期习惯中形成的无表情的面孔转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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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在这无聊而屈辱的时刻,听着那些没完没了的瞎聊时,往往使我震惊的是,我觉得自己远非仅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来到了一个战争中的国家。我觉得我的国家是个活跃的、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相信动荡不定的未来将由自己的能力与力量来左右的国家。它的每一个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小心提防,不让外界的各种力量摆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的确,许多西方人看不惯中国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小事情,而这只不过是任何一个暂时沦为受害者的人的一种自然反应而已。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报道来自那么一些外国人:他们滞留中国时,正值它几近沦为西方殖民地的那几十年。这些外来人与中国人所打的交道,肯定反映了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不平等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所谓中国人的特点也必然带有许多积弱的烙印。奸诈、恶意、残酷、琐碎。“闻小胜而骄,见小败而馁”,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任人摆布欺凌的受害者的特点。那些没完没了、令人恼火的笑声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那是瘸子的拐杖、伤员的绷带、病人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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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几个来自花街柳巷的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大谈男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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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早晨,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身穿破旧半西式服装,手提公文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机关职员(他有个习惯,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总要用吐沫把一些树叶贴在手臂和大腿上,让太阳晒出痕迹来),他讲了个故事,是关于两个男职员追求一个女职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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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又有个人讲了个故事。这时,笑声终止了。和上次笑声荡过山坡时一样,大家都因敌机已临当头而不快,在听得见声音的距离内,坐着的人们都不安地彼此看着。尽管特务的效率甚低,在生人中说反政府的话一般没什么危险,但在1940年,这类现象还不多。广西和国民党中央是有些对立的。这人所穿的便服是用家里做的灰色土布织成的,样子是南宁式的,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广西人。他把故事会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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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个重庆的大官,他的小轿车在柳州以北的田里坏了。但司机却交代说,他已经把工具箱卖掉,无法修理了。于是这个大官就傲慢地命令在田中工作的农民回村去喊人来推车。山区的广西人向来性子就很犟,他们在战前所受本省政府的教育也增加了独立感,于是农夫拒绝前往。像在重庆的派头一样,那国民党官员就命令卫兵揍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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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近的一块田里,另一个农民把这一切看在眼中,赶忙跑回村去报告了村长。村长敲起了集合锣。村民们手持长矛、梭镖、鸟枪列队沿路前进,后来强迫官员给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又怒气冲冲的农民道了歉。然后,他们把车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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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欢声笑语鼓励了另一位听众——一个“游击商人”里最穷的人。他骄傲地解释说,自己以前在广西西部边界靠近印度支那的地方当过中农,后来是为歉收和负债所迫才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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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天旱少雨,他家乡那些贫农种的都是些高坡地,庄稼快旱死了。可易灌溉的河滩地都属于富有的地主,收成不受影响。山上的贫农们饿急了,就在夜间爬进山谷,去偷未熟的稻谷,但地主雇有看青的人,偷庄稼并不容易。山上有个农民想了个办法,希望以此帮助亲人,那就是,给地主当看青的。可他是偷着干的,因为在穷人眼里,看青的都是敌人。雇他的也是个国民党官员,能从当地驻军那里借枪给看青的佩带。第一天夜里,这个神经紧张的小伙子听见由他负责看守的那块地里传出了声音,就朝黑暗中胡乱开了一枪。他听到了一声喊叫。然后,有个受了伤的人带着满身泥泞滚出来,逃掉了。第二天,他回家见自己的父亲受了致命的重伤,就跳河自杀了。不久,他们全家都跳河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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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完后,人们没有悲戚,甚至连磕了药般的笑声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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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柳州住的这一周里,只有一天没响警报,还有一天响了两次,可只有一次遭到了12架飞机的轻微轰炸。其实,轰炸本身并不如人们的喧嚣那么可怕和实际。警报响了好几次,轰炸也未必来一次,而喧哗却是每次警报后必有的。城的另一边所升起的棕色烟云飘过山巅,看起来更像一种什么自然现象,而不是由人类的战争造成的。炸弹落地时的声音主要造成的是激扰。猛投或撕裂或颤动的声音,仿佛是阳光普照的天空被扯烂了,像金属板一样发出嘎嘎的声音。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土地中,爆炸声都在颤动中传播着,给人一种大山从中间崩开、滑动的感觉。村子里,狗在空旷的街道上惊慌地乱窜;而在山上,坐着的人们脸上却带着淡漠的神情,仿佛他们的对话只是被雷声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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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去后,山上山下,到处笑着,重复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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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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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儿童、老人、残疾人纷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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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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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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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回答可悲极了,却又不是全然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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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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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指挥台”上的巨响报告敌机已离省后,一阵人群的嗡嗡声响过群山,就像戏院断电后重又接好一样。大家发出笑声,彼此从衣服上拿掉树叶,走时还摘点花朵。人群如河水般流下山地,重新占据了他们自己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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