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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这块小小的战前殖民地[8]，按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曾经是洋商集聚之地。这里的房子依然是重庆最好的，这是因为美国大使馆设在南岸，又有美、英、法炮艇在这一带游弋。日本人私底下还曾承认其中立区的地位，不予轰炸。于是，1940年下半年以后，外国人就都搬迁到这里居住，使得这个地方的旧写字楼拥挤不堪。这儿的社会活动是围绕重庆俱乐部展开的，它有经常客满的网球场、台球室以及摆着旧杂志当门面的图书馆。当年这里可是小商埠的一处半殖民地，但现在却仅有几处令人伤神的遗迹。现在，中国人依然不能成为俱乐部的会员，当然也就不会成为这里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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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一位美国大使馆成员的告别会。喝过重庆土产烈酒做成的鸡尾酒后，我又吃喝了一点儿别的东西。微有醉意的外国人聚在客厅里，懒洋洋地坐在折叠椅中，东道主就要放映他在夏天拍摄的影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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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行的客套话和一番寻常的笑话之后，银幕上映出了一群穿白色衣服的人，他们正在小溪边的树林里野餐。见此情景，一些观众发出了诙谐的叫声。有一个人看到银幕上出现自己的影像时说：“哈！我那天怎么那么难看！”还有人指着影片中一个喝酒的人说：“贾德弗莱的确开怀畅饮了一番，不是吗？”有两个姑娘在溪边跳起了双人舞。突然，镜头又一下子变出了一丛阴暗、奇形怪状的树木在一条更为宽大的溪边随风摆动。一排杂草自地下涌出，一个快动作，马上又变成了树木。原来，这条宽大的溪水就是长江；草变树的意思是爆炸，那土堆则代表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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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们在片刻沉默之后，开始嘟囔道：“那像是6月29日的那次空袭。”“不，我觉得是7月份。”这时，银幕上又映出了一群骑着马的外国年轻人。他们在一条安静的山谷中行进，面对观众，指指画画地笑着。然后，又是一阵轰炸，然后，是走廊里的妇女在吃土豆沙拉，接着，又是一阵又一阵的轰炸。排列整齐的折叠椅已被挤乱，各种饮料还继续端来，欢宴的人群仍然兴致高昂。曾在影片中出现过的人说道：“我们离开马匹后，你把她带到哪儿去了？”“我永远不会忘掉他那神气，就在我们把他推进去的时候！”现在银幕上布满了废墟中升腾的白色烟柱和山城重庆的下半截被火焰吞掉的景象。人们叫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中国仆人收拾了折叠椅，室内有很多人开始跳舞了。那是一间俯瞰着长江、山崖和瓦砾堆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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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舞曲终了，有几个人在一条空空的小走道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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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又是个混蛋记者，对吧？”“是来写我们这场可爱的战争的吧，写了吗？嗯，我希望你与记者招待所的其他人不同，把这儿发生的事情告诉美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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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呀，是的，从官方杂志看，他们忘了，中国依然到处都是愚蠢的中国佬。可他们说，这是一场民族复兴战争，中国精神苏醒了。这种说法太蠢了，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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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你完全没有抓住关键。美国报纸杂志上的假话是有意捏造的。重庆的国民党人也在制造舆论，以期要求放弃治外法权，还有以前签的种种优惠条约。鉴于白宫现在的那种热乎劲儿，要是他们能如愿以偿，我也不会感到诧异。然后，他们就会把每个外国商人一脚踢出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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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用他们踢走，我宁可把所有的钱都给了瞎子，也不想在他们的法律之下做生意，我们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他们根本不像我们那样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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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再来一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像我这么办吧：我把办公室搬到家里来了，除了空袭后，我出去搞几个快镜头之外，去年一年，我过江至多不过6次。我整天琢磨着什么时候返回上海，我可是喜欢逍遥日子的。嗯……国泰大戏院、法国俱乐部、发能舞厅、西罗夜总会……我会再来重庆的，但只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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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俱乐部听说并亲眼看到了重庆遭遇空袭的情景，之后的几天，一阵晚风就把这座城市上空的乌云给吹跑了。秋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于是轰炸机就不断“光顾”这座城市，通常是27架一大队，有时相隔几天，有时几分钟就跑来空袭一次，从南岸看去真是壮观极了，有黄色的沙尘，有多彩的浓雾，有紫色的火焰。可是，从身处南岸的我的角度看，比起小城柳州遭受过的空袭，重庆大空袭似乎还没那么危险！遮阴的走廊上和高地上，到处挤满了隔岸观火的外国人，他们正在忙着照相、喝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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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敌机到来之前的片刻才是最紧张严肃的时刻。当紧急警报发出后，人们在这座城市里喧叫着、吵闹着，活像一群群神情紧张的狼。那些小小人形跨过长江发红的山崖，钻进洞口，倏忽不见，又活像一些钻进兽毛中的跳蚤。重庆坐落在一整条巨岩上，形如一只躬着腰准备挨打的野兽。不少人稀稀拉拉地散在淡色的房屋和瓦砾堆上。当所有的人声在群山构成的绿色看台中寂静下来时，长江水滑过岩石之声就清晰可闻了，江水的形状则如一条棕色的巨蟒。这时，除了等吃人肉的乌鸦在房顶上转来转去，就再无其他动静了。不大一会儿，从东边长江下游那发亮的蓝色天空上，渐渐传来了“铁鸟”的吼声。刹那间，人们好像回到了远古洪荒时代，巨兽出现了，芸芸众生四散奔逃，藏身匿迹，而能否逃过劫难，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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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空袭像是例行公事。人们有秩序地提前躲进了防空洞，在黑暗中坐下，听着熟悉的声音，然后又有秩序地出来。自然，那些秋季轰炸并未将重庆夷为平地，甚至对政府和居民都没有造成多大的干扰。因为，每人都早已熟悉了防空警报的规律，而且相信可以信赖防空措施。每次空袭可能会毁掉20多间房子，可是伤亡很少有超过50人的，有伤亡的一般也是些洋车夫、船夫和其他穷人，因为他们住的房子门窗不全，或根本不是房子而是窝棚，很容易被冲击波震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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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得知，那种例行公事般的、造不成多大损失的轰炸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有。珍珠港事件后，我又听见几个在重庆的美军人员说，他们猜测以前的轰炸完全是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的演习。这种猜想听起来很残酷，不过好几年都处于这样的相持状态，或许不无真实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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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的军事价值很低，因为目标远离前线，且多为平民设施。即便在重庆，空袭也从来没有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1940年后，日本人成功爆炸了燃烧弹，可并未大规模使用。在其他城市，空袭间隔的距离很长，未能摧毁工商业。诚然，西部城市徒有良好的警报网，防空能力却很不足，但几架日本飞机也不会毫不费力地就能干扰正常的城市生活。在所有受到威胁的城市，一切工作都必须从第一次警报响起就停止，直到解除警报，但跑警报耽搁的工作却往往可以在夜间或阴天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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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空袭的政治影响把日本人可能得到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给破坏了。1940年之后的两年，那种曾在战争前两年遍及国统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全民抗战的劲头渐渐减弱了，不满与内部摩擦不断增加，而空袭对国民党却常常起着旗帜性的作用，它把公众从对其他问题的憎恨上引开了。既然前线已被走私腐蚀，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派遣特务，日本人对此也必定是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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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军空袭，官民都无能为力，逆来顺受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思维习惯，一整代人都学会了接受一种最令人憎恨的前提：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他们知道，威胁来自别人，自己无法制止。他们学会了逃避。若是无处可逃，那就在忍受中用某种哲学来做精神安慰。只要无关切身利益，他们对一切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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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从空袭中得到的好处并未终结。当日本的例行空袭停止后，国民党自己制造起祸端来了，它人为地把灾荒扩大，在陆地上也不抵抗日军的侵略。这一切，要比日军空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大得多。一度存在的空袭后来又停止了，这一事实振奋了全国精神，帮助国民党找到了让老百姓忍受苦难的新力量，那就是：不管国家被糟蹋成什么样子，都要耐心等待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对国民党来说，中国老百姓这种可怕的耐心几乎和美国援助同样重要。国民党要是在一个老百姓不那么有耐心的国家当政，应该早就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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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度过的最后几年中，曾有这样的想法：日本人拖拖拉拉的空袭与国民党长得过分的苟延残喘可能存在某种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其实，落在中国人身上的其他各种灾难之间也有这样一种关系。中国近年来的积弱和无足轻重，使得其他国家习惯于以一种漠不关心的藐视态度来对待它。不管它们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态度对中国人民总是会造成伤害的。在我的记忆中，重庆空袭最生动的场景依然是我初次在俱乐部里看到的那部业余影片，那个俗不可耐的晚上对我们了解中国人深重的苦难是一把钥匙，那是我们美国人不明智地为中国人设计的一幅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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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观看空袭影片时，我听到那些烂醉如泥的人们喊着、叫着，其中，对中国人最刻薄的大都是美国人。1940年，对我们说来，他们是合适的发言人，比本国的通讯社可靠得多，后者把重庆描绘成具有坚强信念的围城，是象征亚洲力量的中流砥柱，一切热爱自由的国家所向往的中心。我想，旅居重庆的美国人在讥讽中国人的时候，至少是半自觉地感到了自己所表现的正是我们国家的真实态度，他们知道美国卖给日本的物资比卖给中国的还多，重庆上空的轰炸机烧的是美国的汽油，有时甚至丢下的炸弹也是美国的。重庆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孩子们学说话时会被教导，要说“张先生，李太太”，可当他们觉察到父母瞧不起落魄邻居时，就会随便跑过那家，喊着：“呀，呀！张老头子！李老邦子！”我确信，1940年伦敦遭到轰炸时，住在那儿的美国人绝不会像重庆南岸俱乐部里的美国人那样谈论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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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招待所考察了一个星期以后，我觉得住在重庆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所以那么藐视中国人，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不管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如何吹捧国民党，他们感兴趣的其实只是中国沿海那些较富庶的、有名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当时都已被日军占领。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和侵略者日本的贸易往来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哦，对啦！那会儿热心的姑娘们为抵制日本丝织品改穿棉线袜子了。她们的大腿难看透了！”但是，在和侵略者日本的贸易这桩对中国冷遇的事件中，我们的消极作用倒是更为深远，它为以后更多的类似事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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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约有1万名美国人。1940年日本占领了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居住在日军占领区的美国人占全中国的75%，而且他们大多住在原地。当美国政府抽象地谴责日本时，中美贸易实际是在日军占领区进行的（给教会的经费和救济款如数汇往日军占领区）。在日本的统治下，美国人各个方面的生活都保持着自己的“常态”，尽一个传教士的本分，或挣点清白钱，在被征服了的中国人中间协助日本人恢复“常态”。特别是，几乎所有美国在华组织都在上海、北平或其他沿海城市保留了领导机构。他们的领导人都留在那儿，只是偶然去趟重庆，那算是给国民党一点儿面子。进驻重庆和其他国统区小城镇的美国外交人员其实大都是小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