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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一度是合情合理的，当时美国是生意人的国家，赞成政治孤立。可是这种态度存在的时间过长，于是，在我们已经被卷入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巨浪中时，国务院的经费和权威都还相当不足。珍珠港事件前，我们为了协调沦陷区里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做了很多外交工作，占用了太多的人力，因此，即便国务院想了解国民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战到底如何，也无能为力。总之，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大家分担，而不应推给国务院一家，因为我们迟至日本人把战争强加给自己的时候，才匆忙间向国民党伸出援手。过去，我们对国民党是轻视、冷淡的；后来，无论美国人民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无知都几乎到了危险的程度。在此情况下，失败很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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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混乱状态导致我们接受了国民党的表象。我们予取予求，给它的军事援助无止无休，以致在政治上削弱了它。日本投降后，美国的武器鼓励国民党冒险发动了一场它无法获胜的内战，把中国人民投入了另一场由于美国援助而持续多年的灾难中。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在这场内战中取胜，是因为它已经丧失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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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在内战方兴未艾之际，我正住在北平。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仅限于城里，附近农村已尽为共产党所掌握。以消除内战为宗旨的、以马歇尔为首的军调处执行部就设在北平城内。与此同时，以增强国民党打内战力量为己任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时为和平与战争而工作，这种方式注定了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要失败。这中间的根源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而之所以不了解又在于早期对它的藐视与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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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似乎唯有一条：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牺牲的。当我们的和平努力即将破灭的时候，通过顾问团供给国民党的美国装备有时被用来进攻共产党的地盘。当时用来戕害中国人民的轰炸机已不仅仅是使用美国汽油、丢美国炸弹了，它们还是由那些用美国船只运来、给美国人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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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轰炸有的就发生在北平城外。可是，在优美古老的北平俱乐部里却没有放映影片。即便飞机已临近足可照相的距离，空袭也被视为国民党的机密。那年，我在俱乐部中时常听到停战使团与军事顾问组人员之间的聊天。每遇这种情况，我总难免有一种被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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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从俱乐部中听来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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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早就说过，这些中国人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价值。那天，我们在阴沟里发现一个人，快要冻饿而死了，就在那小卖部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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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一到这儿，你就找不到我了，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每个外国人都踢出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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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你们干吗在工作之余还要谈中国呢？叫我说，我们正在为全世界做一件好事——鼓动中国人自相残杀，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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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我这样的“混蛋记者”而言，我有很多机会观察1940年现代中国的政治，那个珍珠港事件前的僵持阶段和美国对中国懈怠的冷漠时期，中国的政治犹如旋转木马一样循环往复，令人神伤。这是一个比后几年更有使命感的年代，残酷的利益机制隐藏在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旗帜后面，许多著名的美国人也因此围绕着彩绘的木马四处旋转。我刚到重庆时，了解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早期历史。我发现，这个政府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在成立初期就有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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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国民党的领导者是孙中山先生，他发动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并计划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民主。这些都是激进的目标，因为经济民主化需要对旧的农村土地的不平等所有权进行改革。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旗帜也吸引着保守派，它希望推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由一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组成。共产党于1923年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其余大部分规模较小的现代党派也支持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肇兴之地的南方军阀也支持。国民党成员包括商人、军官、教师、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农民和地主。国共合作是目前为止现代中国最接近民主、进步、爱国运动的一次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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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民党的，是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军阀将领、大地主、实业家，以及认为国民党会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银行家。日本和西方势力也满怀敌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中国的软弱基础之上的。苏俄是当时唯一公开表示希望中国统一独立的外国势力，他们向国民党派去了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也许是因为这些顾问的存在——他们在不久前的苏联共产主义革命中声名鹊起，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迅速扩展，除了知识分子，还吸引了大批其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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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0]去世后，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的引领下从华南进军江北，在汉口设立总部，一路沿江前进，威胁说要攻占上海——中国最大、最新的商业中心和西式工业中心。西方的战船和陆军——主要是英国、日本和美国，开始聚集在上海炫耀武力。成千上万个反对或惧怕国民党的中国人，迁居至市中心的租界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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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抵达上海后，把总部搬到了外国租界内。理论上，租界严守中立，但其实是国民党的敌人的堡垒。蒋介石开始和敌人展开谈判，敌人是那些中国的大银行家和实业家，还有租界的特务。蒋介石从他们手里收钱，确切的数目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加起来肯定超过了1000万美元。蒋介石还和上海的帮会商谈，他们是这座城市中仅存的强大武装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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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他宣布外上海戒严，由他的部队进驻。他把合作者从重要岗位上清除下去，换上了自己的人。他关闭了真正的总工会总部，把权力交给了主要成员是地痞流氓和租界便衣警察的“节制工会”。4月11日晚上，租界的警察开始在中立区围捕国民党地下联盟的成员，蒋介石给了他们名单，被抓获的人被移交给蒋军，然后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杀害了。第二天早上，“节制工会”做出中立让步的姿态，全副武装，与蒋介石的士兵联合攻击联盟的剩余力量。那些为蒋介石攻下这座城市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被杀害或者被聚在一起屠杀了。到底有多少人遭到背叛，在第二天失去生命，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但肯定在千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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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牢牢掌控上海的蒋介石开始进攻南京，并宣称要组建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新政府。通过个人命令，他下令解散当初信任他、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武汉联合政府。他把苏联顾问驱逐出国，并下令处死共产党人。大部分国民革命军都遵从了“兵随将走”的传统。武汉政府由于失去了权力，再加上内部对上海政变的不同反应，很快就瓦解了。联合政府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分子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追捕和谋杀，从上海蔓延到蒋介石所控制的所有地区，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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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辩护士们阐明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以及对“民主”的渴望。他们说，蒋介石的确是个“革命家”，但他是民主的“革命家”，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家”。他们说蒋介石在上海的背叛行为，正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因为他认为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走向极端且不切实际。他们解释说，蒋介石与上海各方的谈判以及获得的贿赂，只是表明中国的改革应该沿着美英而非苏联的路线进行。最近，他们又开始说，蒋介石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把苏联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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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蒋介石的新国民党多么理直气壮地反共，它都是通过投机、背叛和谋杀而成立的。尽管很多被欺骗和被屠杀的人是共产党员，但进行欺骗和屠杀的人终究成了骗子和杀人犯。他们未来的行为，必然会被他们过去的行为玷污，不管他们残害的人被扣上了什么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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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1927年之后帮助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一小部分人，都参与了上海政变，有陈家兄弟、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等。他们掌控权力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未来政府的人事、技术、方向和最后的目标。除去意识形态上的粉饰，这次政变与中国其他军阀的诡计和暴行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权和利。因此期待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朝着民主前进，是一件十分幼稚的事情。这就好比一群劫匪，抢银行后花钱进了市容绿化委员会，难道他们还真的会去种花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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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统领的国民党之后的发展，正是政变路线的逻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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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介石在沪宁一带掌握了政权，但他和他的集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他们仍然一刻不停地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国仍然面临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从国内的情况看，江南以外的几乎所有省份依然是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国南部，有从汉口联合政府中分裂出来的共产党武装，即使是在蒋介石掌控的地方，对国民党的支持力量也因上海反革命政变而被削弱了。根据西方的理念，新的国民党有两种加强力量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民主或者政治经济上的分权，也可以选择法西斯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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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国民党，希望继承民主志士孙中山的衣钵——对于大部分了解民主的中国人而言，“民主”仍然是最吸引人的政治词汇。国民党希望得到太平洋沿岸各民主国家的友谊和支持。于是，它自然也宣称自己是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