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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达成统一战线时，共产党调整了以前的做法。汉奸和流亡地主依然要打击，但对其他地主只是推行减租减息。私人企业可以继续经营。地方政府搞的是“三三制[11]”：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国民党员，三分之一无党派贤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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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这些举措，使其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但共产党毕竟对党外人士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政策。共产党的扩张速度比以前更快了。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非常成功，有力地支持了迫切希望组织起来抗日的沦陷区人民；另一部分也是温和政策的功劳。1937年到1940年，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掌控的地区和人口，都增加了至少10倍。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最强大力量，而且其力量还在稳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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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地旅行的那段灰暗时光，为了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或者一艘船，或是等待天气的好转，我常常要等上一个星期。我经常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法来阐述这个苦难国度的政治。当我对国民党足够了解，不再被表象迷惑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叫它“四不像”。那是一种据说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动物，非鹿非马，非牛非羊，却和它们都有点像。国民党把民主当幌子，有点像法西斯，有点像君主政体，又有点像无政府，但又哪个都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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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谚语来形容国民党：“一头要去掉花斑还要改吃素的花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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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园里，里面有一只小鸟，也有和它一般大的动物。那头豹子出现了，它年纪尚小，个头也不大。其他动物看到豹子吃老鼠、麻雀和松鼠，都感到非常不安。但那头豹子向那些大动物保证，说它抓住小动物时，身上的花斑就会去掉，它也会改吃素。听到这些，其他动物很高兴，接着吃自己捕获的猎物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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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子吃完了所有的小动物，长大了很多，开始吃兔子、鸭子和土拨鼠。于是狐狸、狼、鹰和其他大动物又开始焦躁不安。它们问豹子，它到底想要什么？豹子给了它们安心的回答，于是它们又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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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公园的土地被血渗透，四处都是骨头，只剩下那只又大又肥的豹子了。它坐在公园的中心，开始嚼自己的爪子、尾巴和其他能够得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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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一个路人喊，“我还以为你要去掉花斑，改吃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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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豹子说，“等我吃完这个畜生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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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到处都是美国士兵和有关他们的传说，中国就像寓言里的那只鸟。它的名字叫作“沼泽旋莺”，因为它住在黑暗的沼泽里，绕着圈子往下飞，直到消失在自己的尾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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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五章丨难以形容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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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处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少风，只有冬、夏两季。从5月到10月多晴天，暑气蒸腾；从11月至次年4月则是雾气弥漫，细雨不断。这里虽无霜冻，但阴冷天气依然难熬。冬天偶然出现的日光会使空气暖得令人不舒服；夏天少有的阴云同样湿冷逼人。这里要么无风，一旦有风，便是预示季节交替的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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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底的一个闷人的午夜，一阵秋季风暴犹如天边丢下的一枚炸弹，倾盆大雨的雨点硬如石块，狂风刮散了夏季留在峡谷中的最后一丝温热气息；在一阵哭喊和竹子炸裂声中，峭壁边的几十间房全都被刮进了长江，死伤人数与遭遇一次普通空袭相当。翌日清晨，天空蔚蓝，万里无云，使得全市暴露无遗，整座城就好像在显微镜下，连一块褪色的砖、一个瓦片尖顶也能一目了然，当然又成了空袭的好靶子。出人意料的是，危险的晴天持续了半个多月，而敌机却一直没来，这反倒滋长了人们心中的不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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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的日光下，天气一天天冷了起来。国民党垄断的中央通讯社报道称：中国部队收复了广西南宁。城里则流传着许多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南宁的日军神秘地集合起来，自动撤走了；有的说，日本人在放火烧了武汉和广州后，也自动撤走了；还有的说，有只船由重庆出发，穿过三峡到达宜昌上游，返航后带来消息说，宜昌也在熊熊大火之中了，江上满是撤退的日本船只。人们私下里还谈到了议和问题。11月中旬，东京广播宣布日本将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原因是蒋委员长一直“不可理喻”，人们相信日本人和蒋介石确实谈判过。后来，有50多名中国人和几个日本人被当作在重庆活动的第五纵队逮捕了，这暗示了谣言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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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的冬雾让陪都免遭轰炸，但12月1日，即日本人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之日，却是个晴朗的日子，空袭警报果然拉响了。可是，人们已经没有“跑警报”的习惯了。在紧急警报前，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躲入了防空洞。后来紧急警报真的响了，城市里出现了一阵慌乱。过了一会儿，敌机没有来，人们再度放了心，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笑声。其实，这天敌机确实到了郊外的军用机场，但只有很少几架战斗机靠近城市，投下了语句不清、字迹模糊的传单。下一周里大雾弥漫，并在江中上下浮沉，虽然阴暗，但也掩护了千家万户。在那白昼蒙蒙、黑夜沉沉的日子里，人们既松了口气又对和平机会的逝去感到有点遗憾，对战争则是厌烦不已。冬季来了，重庆的日常生活又相对安稳了，那是中国遭受日本入侵的第四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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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起，我有时就会怀疑，自己所注意到的每一个人都隐隐约约地在干着许多十分可笑的事情。当时，这种感觉主要缘于我这个旅游者对中国还不熟悉。对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残存的古老纪念方法和迷信仪式，烦琐的礼节，程式化了的争论，佛龛，节日，都简直荒唐到了恶作剧的程度；除非把理由解释清楚，不然中国人在饮食起居、建筑贸易等方面的某些风俗习惯就总让我觉得矛盾重重，以致有时候觉得那都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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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来到重庆时，我开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觉察到：人人心知肚明，排骨可能是用胶皮仿造的，买回来的烟没准会把脸炸开花。同时，他们又装模作样地显得特别忙，真像笑话里的角色。他们会心地笑着，似乎有种面对现实的决绝。由于战时首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要做，他们好像也甘于成为那些取乐行为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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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早期接触的中国老百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在汽车站遇到的一群人。那是12月的一个早晨，当时我在等车去沙坪坝大学区。黄色的薄雾预示着这又是个熹微的冬日。我刚离开记者招待所，警报台上就升起了三角形的红灯，说明有日军飞机来袭。但人们好像都相信，在下一个夏天到来之前，重庆是不会被轰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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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站在城区，邻近记者招待所，靠近一个小山顶。公路围着城市绕了一圈，然后延伸向郊区，下面就是重庆半岛北边的嘉陵江。当我朝车站方向走去时，看到这城市简直是个实实在在的笑柄。这半是现代化、半是瓦砾堆的首都挤在山峰之中，倒更像是古代的城堡。当然，它同时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处在两江之间，高踞于巨岩之上，光凭其地理位置便令人目瞪口呆，甚至给最破烂的房子也带上了一层迷幻神奇的色彩。我走过的这条公路是沿着岩石边、绕过若干港湾延伸而来的。在路旁原有的房屋已被炸掉的地方，下至河床上至半岛顶部的斜坡上布满了新搭起来、堆在一起、歪歪斜斜的简易房屋，陡坡面是用一条带台阶的上下走道划开的。人群在坡道中拥挤着蠕动着，活像一条长长伤口上的蛆虫。在被封锁的年代中，重庆的汽车噪声不大，可嘈杂的聊天、吵嘴、讨价还价却穿过雾气，漂浮而上。远在下面的江边则传来了纤夫高亢的号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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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神秘色彩是由那黄灰色的雾造成的，它使得事物之间的距离失真了。事物明明近在眼前，观之却如百科全书里彩色的异国花草插图。此外，大背景之所以显得不可捉摸，与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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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边，有些地方的一些战时小窝棚是用柳条或竹子搭建的。它们经过风吹雨淋已十分松散，有的一侧向外倾出，几乎要掉进山谷了。住在里面的人们正在拼命把它们捆好，很像刚睡完午觉或打完一架的人在整理自己的领带。窝棚里的妇女儿童早已把家当摆在人行道上了。他们就在那儿做饭、睡觉、缝补衣物。尽管这一切迫使行人们走上公路，以致阻碍了交通，但他们却若无其事。就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乱挤乱冲中，每个人脸上却都还藏着一点乐天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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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穿梭于乱作一团的闹市中，可谓山城一景。上陡坡时，仅为一步之遥，车夫都要花好大的力气。他们必须把腰弯得很低，脸几乎要贴到地上了，而乘客们却懒洋洋、心安理得地坐在车里，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可下坡的情景就大不一样了。车夫们把车子尽量朝后仰，乘客的后脑勺几乎都要着地了。车夫用这种办法使自己悬在两个车柄中，保持着平衡，载着乘客一同飞速滑下。这回换到车夫们面带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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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过后多了些残酷的“笑料”。有些地方，公路会穿过一处空袭留下的瓦砾。由于那里和大火焚烧的市中心一样未经清理，来往车辆的乘客们看上去就像刚进城的沙漠游牧民。某处有个大弹坑，积了水就成了小池塘，十几名妇女蹲在旁边洗菜，用棒槌敲打衣服，好像这就是中国最好的天然水。她们同样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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