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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使许多东西难以搞到手，或难以修理，因而会发生一些怪事。开汽车为了省油，就不踩油门让车子自己往下滑。有的车喇叭坏了，或者因购买价钱太高不舍得用，于是，司机、副驾驶或者后座乘客就得伸出头去，在车窗外摇动臂膀，高声呼喊，敲打车厢，要行人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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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汽车上坡时马力不足，不能一路开上去，这时副驾驶就必须跟在车后头，以便在车停下来的时候搬块石头塞到车后轮下面，以这种方式代替刹车。司机重新打着火时，他会叫喊一声，副驾驶再把石头搬开，然后步履艰难地走向前去，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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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站附近有个造币厂，24小时开工印制钞票，以应近期野火般蔓延的通货膨胀之需。当我路过厂房时，看见一些刚下夜班的工人在上床睡觉之前，正拿一只老鼠取乐。他们用根绳子吊着老鼠的尾巴，在它鼻子底下点起了火柴。他们静静地微笑着，好像知道这背后有个比玩弄老鼠有趣得多的笑话。的确，在他们背后，造币厂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印出了国民党的那些空头纸币。其实只有当人们相信纸币是钱的时候，纸币才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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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使人们更加敏感地察觉到，贮存实物远胜于储蓄纸币，这也带来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我有一天早晨去了近郊沙坪坝，那里被认为是防空袭的安全地带，也是储存物资的好地方。当我到达那有点像山洞似的、暂当公共汽车站用的棚子时，我发现，在等车的人群中，有一位老先生竟把一对自行车车胎挂在脖子上，一位姑娘带着一堆棉手套和几只板鸭，一个年轻职员带着两架装在玻璃盒子里的老式铁皮闹钟，还有个军官带着个进口搪瓷马桶。一个办丧事的人也让我吃了一惊，他带着两具由藤条和彩纸扎成的纸人，要拿去坟头烧掉，希望死者在阴间也能有人服侍，其实，现在谁也不再相信那套了。人群中还有带着花束的，一个人用带子拴着一只小鸟，一个当兵的带了一只大灰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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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棚子底下的地方很大，可所有人都挤在小小的售票亭跟前。想挤到窗口又得多次推推搡搡，多次念叨“借光”才行。我发现，售票员正在吃典型的四川早饭：米粥、泡菜、辣酱。在汽车开来之前，他一张票也不卖。如果车子根本不来，那他当然就用不着卖票了。他把右胳膊伸出窗外，“咔嚓”一声，开玩笑似的在我鼻子下折断了筷子，那动作看起来就像一只愤怒的苍鹭。等车的乘客原本就在微笑，现在都开怀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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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以为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没人提醒我现在不售票。然而，不一会儿，一个胖胖的男人走进了小屋，他穿着棕色官服，手里提着篮子，里面放着绿色蔬菜，还拿了一个凤凰样子的粉色风筝。他像我一样，推开微微笑着的人群，挤了过来。他傲慢地告诉售票员他想去的地方，还说有公务在身，所以必须先拿到票，其他乘客听到筷子在他鼻子下发出的咔嚓声时，同样显得格外高兴。后来，有个裹脚的老太太也想挤到窗口旁，她手里提着鸟笼，里面放着两只号叫的猫，可是人们却堵上了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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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场景展示了中国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面：中国人只是习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渴望引起关注和谈论；有时是刻意为之，但多数时候只是无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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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在中国，私事、商业、政治和战争都比其他国家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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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引发吹牛、恶作剧、冲突或者信口胡诌。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人们都有借口让它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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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的文娱活动在中国很少。古老的戏曲、文学、艺术几乎全为中产阶级以上的少数人所占有，而且它们也在走向衰亡。西式的大众文娱活动——电影和收音机——只停留在大城市，日本的封锁停止或延缓了其在内地的传播。大多数中国人就只得在日常生活中取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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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相信中国人是由于缺乏文娱活动才整日侃大山的。沿海城市的富豪是有条件的，从剧院到夜总会，从赛狗到球赛，他们都能参加，可他们依然与普通大众一样沉迷于侃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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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车的旅客明明知道去沙坪坝的老爷车得一两个钟头才能过来，他们满可以把等车当成严肃的事务，像西方人一样做做白日梦，想想自己喜欢的电影明星，把眼前的一切置之度外，可他们却不是这样。如果他们在那儿冷冰冰地等车，旁若无人，那不啻是一次小小的挫败。反之，对新来的乘客假以颜色，甚至是大发雷霆，那也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哪怕那些被冒犯的陌生人会喊道：“滚开，你踩我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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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经换成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街上依然车满为患，行人还是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着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满了大蒜。佩戴袖章、手拿拐杖、夹着公文包的小职员向着各自的办公室奔去，头上还戴着一冬都不会摘下来的遮阳帽。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嘶吼着的四川白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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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身穿灰色军装、足蹬草鞋、衣衫褴褛的士兵步履艰难地走上山坡，行话说他们这是“双速行进”，但那走路的样子简直就是对快步走的莫大讽刺，他们步伐拖沓，比带着东西的家庭妇女走得还慢。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士兵一样，为保持步伐整齐，他们口里喊着：“一、二、三……四！”当指挥官吆喝着让他们快点走时，他们就快点喊，可步伐还是那么慢吞吞的，步伐与口号完全对不上。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有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在车站里，旅客们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讲起防空轶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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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年长的老乡绅，身穿蓝布衣，头戴白色四川头巾，看样子不是富农就是小地主，因为他脚上穿着一双发亮的黑胶雨鞋——走私货。那年冬天，这种东西在重庆是很贵的。他非常珍惜地把它直接穿在袜子外面，外面再套双旧皮鞋，以免橡胶沾上泥巴。他拿着芦苇编成的小青蛙，还在自己额头上染个红点，以防头痛。他叙述了一次秋季空袭的遭遇，言语中带着些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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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在嘉陵江北岸的农村“跑警报”，独身躲在两块岩石的夹缝中间。后来，一枚流弹把另一块岩石掀起，恰好盖在他头顶上。他没伤着，但困在3块岩石中出不来了。解除警报后，他请第一个过路的农民帮他出来。那农民要了个价钱，讨价还价一番后没有成交。他就在岩石里召唤第二个过路人，第二个要价较便宜，最后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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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啥子不告诉他，要多少，给多少，待出来后，再对他说你没钱？”车站上有个人这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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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个新点子，老乡绅琢磨了半天，然后半是咆哮半是沮丧地答道：“我总得顾全我这个老实人的名声呀！”大家又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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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街上走过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她推着车，上面放着色彩鲜艳的纸龙和其他用木棍、羽毛和煤块做成的玩具怪物。她嘴里藏了一个吆喝用的口哨，布满皱纹的脸上发出刺耳的“嘶嘶嘶——啦啦啦——嘶嘶嘶！”声。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腿上放着一个床架，她努力保持着平衡，经过她身旁的男人拿着像两岁孩子那么大的一条鱼。这个时候，过路的人群明显少了很多，车站里的一群人不安地排成一队，等待回家。大部分人一直在等车，他们相信公共汽车会来载他们回家，最远可以到镇上另一头的独木桥。他们提着手里的包裹，争吵打闹着，踮着脚尖，挤在售票口，就像打好的结实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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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多钟，车站对面的警报架上升起了第二轮警报灯，同时，警报器也发出了吼叫，预示敌机已经入川。天气近乎晴朗，于是，店员们开始从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搬出木板，把门窗堵上。有的全家人带着专为防空备好的篮子，里面装满了吃食和贵重物品，开始沿着公路走下台阶，往江边山洞和渡口去了。现在，车站上的人们谈话都很简略了，因为郊区早班车就要从农村返回了。这种车烧的是桐油，车后面拖着浓重的油烟，爬起坡来很吃力，车里人满为患，头和胳膊都伸到了车窗外，车后面还跟着一大帮人。每当有车出现，售票窗前的人群就会自己蠕动起来，每次动作都完全一样，简直像排练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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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手上拿着一把票子，就像举着纪念仪式上的花束，喊叫着要去的站名。笼子里的售票员此时已吃过早饭，正在用剩稀粥当糨糊，用碎报纸粘贴修补破钞票。当旅客们看到靠近的卡车并非他们所等的班车时，又都立即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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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一来，那带猴子的军人就在那儿等着，他一直傲慢地置身人群之外，没跟着瞎起哄。他是那种倔强却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人，他的棉布绑腿下面是一双发亮的皮鞋。经过多年行伍生涯，他身体依然健全，而且学了一门手艺，在家族产业或者外面的公司任职，这在退役老兵里可是难得的“幸运儿”。他的眼圈红红的，看得出来他吃早饭时喝多了大曲酒。公共汽车站里有些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画，他骂骂咧咧地念着上面的字。他是个文盲，但还是能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