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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经换成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街上依然车满为患，行人还是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着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满了大蒜。佩戴袖章、手拿拐杖、夹着公文包的小职员向着各自的办公室奔去，头上还戴着一冬都不会摘下来的遮阳帽。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嘶吼着的四川白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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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身穿灰色军装、足蹬草鞋、衣衫褴褛的士兵步履艰难地走上山坡，行话说他们这是“双速行进”，但那走路的样子简直就是对快步走的莫大讽刺，他们步伐拖沓，比带着东西的家庭妇女走得还慢。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士兵一样，为保持步伐整齐，他们口里喊着：“一、二、三……四！”当指挥官吆喝着让他们快点走时，他们就快点喊，可步伐还是那么慢吞吞的，步伐与口号完全对不上。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有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在车站里，旅客们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讲起防空轶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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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年长的老乡绅，身穿蓝布衣，头戴白色四川头巾，看样子不是富农就是小地主，因为他脚上穿着一双发亮的黑胶雨鞋——走私货。那年冬天，这种东西在重庆是很贵的。他非常珍惜地把它直接穿在袜子外面，外面再套双旧皮鞋，以免橡胶沾上泥巴。他拿着芦苇编成的小青蛙，还在自己额头上染个红点，以防头痛。他叙述了一次秋季空袭的遭遇，言语中带着些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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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在嘉陵江北岸的农村“跑警报”，独身躲在两块岩石的夹缝中间。后来，一枚流弹把另一块岩石掀起，恰好盖在他头顶上。他没伤着，但困在3块岩石中出不来了。解除警报后，他请第一个过路的农民帮他出来。那农民要了个价钱，讨价还价一番后没有成交。他就在岩石里召唤第二个过路人，第二个要价较便宜，最后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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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啥子不告诉他，要多少，给多少，待出来后，再对他说你没钱？”车站上有个人这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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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个新点子，老乡绅琢磨了半天，然后半是咆哮半是沮丧地答道：“我总得顾全我这个老实人的名声呀！”大家又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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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街上走过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她推着车，上面放着色彩鲜艳的纸龙和其他用木棍、羽毛和煤块做成的玩具怪物。她嘴里藏了一个吆喝用的口哨，布满皱纹的脸上发出刺耳的“嘶嘶嘶——啦啦啦——嘶嘶嘶！”声。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腿上放着一个床架，她努力保持着平衡，经过她身旁的男人拿着像两岁孩子那么大的一条鱼。这个时候，过路的人群明显少了很多，车站里的一群人不安地排成一队，等待回家。大部分人一直在等车，他们相信公共汽车会来载他们回家，最远可以到镇上另一头的独木桥。他们提着手里的包裹，争吵打闹着，踮着脚尖，挤在售票口，就像打好的结实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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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多钟，车站对面的警报架上升起了第二轮警报灯，同时，警报器也发出了吼叫，预示敌机已经入川。天气近乎晴朗，于是，店员们开始从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搬出木板，把门窗堵上。有的全家人带着专为防空备好的篮子，里面装满了吃食和贵重物品，开始沿着公路走下台阶，往江边山洞和渡口去了。现在，车站上的人们谈话都很简略了，因为郊区早班车就要从农村返回了。这种车烧的是桐油，车后面拖着浓重的油烟，爬起坡来很吃力，车里人满为患，头和胳膊都伸到了车窗外，车后面还跟着一大帮人。每当有车出现，售票窗前的人群就会自己蠕动起来，每次动作都完全一样，简直像排练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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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手上拿着一把票子，就像举着纪念仪式上的花束，喊叫着要去的站名。笼子里的售票员此时已吃过早饭，正在用剩稀粥当糨糊，用碎报纸粘贴修补破钞票。当旅客们看到靠近的卡车并非他们所等的班车时，又都立即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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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一来，那带猴子的军人就在那儿等着，他一直傲慢地置身人群之外，没跟着瞎起哄。他是那种倔强却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人，他的棉布绑腿下面是一双发亮的皮鞋。经过多年行伍生涯，他身体依然健全，而且学了一门手艺，在家族产业或者外面的公司任职，这在退役老兵里可是难得的“幸运儿”。他的眼圈红红的，看得出来他吃早饭时喝多了大曲酒。公共汽车站里有些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画，他骂骂咧咧地念着上面的字。他是个文盲，但还是能看图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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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好像都把新生活给忘了。”他自言自语着。车站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注视着这个古怪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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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该抓人、咬人或骂人。”他给右边的人们这样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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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该互相推搡、乱喊乱叫、扯人衣服。”他又给左边的人这样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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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该像死人那样衣衫齐整，排列成行。”他温和地补充道，“手不净者，不得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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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变成了欢跃但又有点警觉的哈哈大笑。这种玩笑可不是乱开的，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体现爱民之心的招牌，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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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时，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我曾亲见新生活运动使大城市的生活在表面上显得整洁了。按它的规定，街道要洁净，卫生习惯要养成，行动要有秩序。这些行动在那些新兴的、希望中国走西方道路的中小工商业者那里曾经颇有成效，但在农村或地方小城，这场运动就太不接地气了，最后要么沦为笑料，要么纯属悲剧。在村子里，标语高高地挂在那儿，但人们不识字；告示上说人人都要洗手，可大家却没钱买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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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去南方各省途中曾注意到，连迷信活动都不景气了，绝大多数宣传画经风吹雨打都看不清了。在重庆，新生活运动还很显眼，新标语不断出现。重庆还有个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名叫精神堡垒——但原来的精神似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战前重庆只有为数甚少的西化人士，后来跟着“流亡政府”来的人现在都亦步亦趋地随从他们的领袖，冷酷无情地走着投机之路。新生活运动最早的后台宋美龄对它已不感兴趣了，她住在香港的一座舒适别墅里，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安排外出活动上。在重庆少数几条新近拓宽的大街两侧有许多现代化建筑物，可是大街背后的陡坡甬道却依然像中世纪的街道一样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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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腐朽下来的同时，它原想挽救的国家也沉沦毁灭了，它的善后工作好像越发不切实际和歇斯底里了。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国民党领袖们自知国家已经在混乱中走向衰弱，而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只得紧紧抓住救命稻草，向人民——也许连他们自己也在内——保证，权力还在他们手上。请看：每一次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丧师辱国，新生活运动就会号召反对舞会；在某些省份发生一次人为扩大的灾荒之后，新生活运动又要求在省会停开储冰室。我想，这些都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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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站那个当兵的肯定喝了不少酒，比乍看上去还要多。点评过新生活运动并得到赞扬后，他竟冒失地盯上了一张蒋介石像。它贴在所有宣传画的上方，蒋委员长身着礼服，侧身站立，一只手扶着带穗的指挥刀，两眼向前注视，温文尔雅中透着果断坚毅，在他下面印有若干条口号。当兵的不屑于宣读这些口号，却模仿起了星期一早上总理纪念会上那种空话连篇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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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国民党越是远离孙中山初创的国民党，口头上对前民主领袖的尊崇就越热情。每个学校、每个政府机关星期一都必须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这是规定。在纪念会上，国民党地方长官的演说只能说是荒诞的聒噪。即便偶尔有对三民主义的实在解读，也都淹没在了鹦鹉学舌的纪念会海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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