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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个新点子，老乡绅琢磨了半天，然后半是咆哮半是沮丧地答道：“我总得顾全我这个老实人的名声呀！”大家又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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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街上走过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她推着车，上面放着色彩鲜艳的纸龙和其他用木棍、羽毛和煤块做成的玩具怪物。她嘴里藏了一个吆喝用的口哨，布满皱纹的脸上发出刺耳的“嘶嘶嘶——啦啦啦——嘶嘶嘶！”声。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腿上放着一个床架，她努力保持着平衡，经过她身旁的男人拿着像两岁孩子那么大的一条鱼。这个时候，过路的人群明显少了很多，车站里的一群人不安地排成一队，等待回家。大部分人一直在等车，他们相信公共汽车会来载他们回家，最远可以到镇上另一头的独木桥。他们提着手里的包裹，争吵打闹着，踮着脚尖，挤在售票口，就像打好的结实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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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多钟，车站对面的警报架上升起了第二轮警报灯，同时，警报器也发出了吼叫，预示敌机已经入川。天气近乎晴朗，于是，店员们开始从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搬出木板，把门窗堵上。有的全家人带着专为防空备好的篮子，里面装满了吃食和贵重物品，开始沿着公路走下台阶，往江边山洞和渡口去了。现在，车站上的人们谈话都很简略了，因为郊区早班车就要从农村返回了。这种车烧的是桐油，车后面拖着浓重的油烟，爬起坡来很吃力，车里人满为患，头和胳膊都伸到了车窗外，车后面还跟着一大帮人。每当有车出现，售票窗前的人群就会自己蠕动起来，每次动作都完全一样，简直像排练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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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手上拿着一把票子，就像举着纪念仪式上的花束，喊叫着要去的站名。笼子里的售票员此时已吃过早饭，正在用剩稀粥当糨糊，用碎报纸粘贴修补破钞票。当旅客们看到靠近的卡车并非他们所等的班车时，又都立即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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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一来，那带猴子的军人就在那儿等着，他一直傲慢地置身人群之外，没跟着瞎起哄。他是那种倔强却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人，他的棉布绑腿下面是一双发亮的皮鞋。经过多年行伍生涯，他身体依然健全，而且学了一门手艺，在家族产业或者外面的公司任职，这在退役老兵里可是难得的“幸运儿”。他的眼圈红红的，看得出来他吃早饭时喝多了大曲酒。公共汽车站里有些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画，他骂骂咧咧地念着上面的字。他是个文盲，但还是能看图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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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好像都把新生活给忘了。”他自言自语着。车站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注视着这个古怪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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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该抓人、咬人或骂人。”他给右边的人们这样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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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该互相推搡、乱喊乱叫、扯人衣服。”他又给左边的人这样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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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该像死人那样衣衫齐整，排列成行。”他温和地补充道，“手不净者，不得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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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变成了欢跃但又有点警觉的哈哈大笑。这种玩笑可不是乱开的，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体现爱民之心的招牌，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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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时，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我曾亲见新生活运动使大城市的生活在表面上显得整洁了。按它的规定，街道要洁净，卫生习惯要养成，行动要有秩序。这些行动在那些新兴的、希望中国走西方道路的中小工商业者那里曾经颇有成效，但在农村或地方小城，这场运动就太不接地气了，最后要么沦为笑料，要么纯属悲剧。在村子里，标语高高地挂在那儿，但人们不识字；告示上说人人都要洗手，可大家却没钱买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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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去南方各省途中曾注意到，连迷信活动都不景气了，绝大多数宣传画经风吹雨打都看不清了。在重庆，新生活运动还很显眼，新标语不断出现。重庆还有个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名叫精神堡垒——但原来的精神似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战前重庆只有为数甚少的西化人士，后来跟着“流亡政府”来的人现在都亦步亦趋地随从他们的领袖，冷酷无情地走着投机之路。新生活运动最早的后台宋美龄对它已不感兴趣了，她住在香港的一座舒适别墅里，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安排外出活动上。在重庆少数几条新近拓宽的大街两侧有许多现代化建筑物，可是大街背后的陡坡甬道却依然像中世纪的街道一样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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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腐朽下来的同时，它原想挽救的国家也沉沦毁灭了，它的善后工作好像越发不切实际和歇斯底里了。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国民党领袖们自知国家已经在混乱中走向衰弱，而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只得紧紧抓住救命稻草，向人民——也许连他们自己也在内——保证，权力还在他们手上。请看：每一次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丧师辱国，新生活运动就会号召反对舞会；在某些省份发生一次人为扩大的灾荒之后，新生活运动又要求在省会停开储冰室。我想，这些都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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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站那个当兵的肯定喝了不少酒，比乍看上去还要多。点评过新生活运动并得到赞扬后，他竟冒失地盯上了一张蒋介石像。它贴在所有宣传画的上方，蒋委员长身着礼服，侧身站立，一只手扶着带穗的指挥刀，两眼向前注视，温文尔雅中透着果断坚毅，在他下面印有若干条口号。当兵的不屑于宣读这些口号，却模仿起了星期一早上总理纪念会上那种空话连篇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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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国民党越是远离孙中山初创的国民党，口头上对前民主领袖的尊崇就越热情。每个学校、每个政府机关星期一都必须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这是规定。在纪念会上，国民党地方长官的演说只能说是荒诞的聒噪。即便偶尔有对三民主义的实在解读，也都淹没在了鹦鹉学舌的纪念会海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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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山头上，我开始琢磨中国人在被触怒时为何笑得那么夸张，因为他们已意识到自己永远是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在柳州，最吓人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的飞机。在重庆，人们对空袭已经抱有平常心了，因此他们那自我防卫似的欢闹和自嘲必定另有原因，这种状态让重庆更增添了活闹剧的色彩。看来，相比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内部问题对重庆人民的影响好像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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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和国民党的其他宣传一样，都只会催生出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其他官方文件也是空洞无物，正如那位老兵模仿的那样。基本内容常常是与国民党实际情况全然相反的。这些宣传究竟是有意识地隐瞒国民党的独裁，还是无意之举？我说不清楚，但倾向于认为是无意识的，因为宣传的根子还是儒家那一套。这套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帝国王朝塑造的，至今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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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它要说的是：蒋公是国父，是新的天子，他的子民对他应像子女对待父亲般孝顺。他们必须做好子民，因为他们的好德行会反映在蒋公身上，帮助他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一如子孝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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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皇帝的统治下，子民忠顺，国必平安兴旺。但为了解释烦琐的“训政”，国民党宣称，它还给子民们准备了另一重奖励，那是个新鲜玩意儿，叫“民主”，保存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好像是个保险箱，当然是上了好几道锁的。一旦全国所有的人民都忠顺起来，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奖赏，蒋委员长就会把“民主”从箱内取出，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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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是真诚的，蒋委员长也决不会把民主奉送给中国人民。掌握民主之道，唯在于享有和运用，哪怕犯错。中国已经到了急需这种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民主越是来得晚，民众对它就越是准备不足，他们的“美德与顺从”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他们会选择别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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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不过是个凡人，而且日益神经质和易怒，他肯定已经相信，人民越来越没有责任心了。和他年轻时相比，一切都变了，他将推迟把民主这份礼物送给人民。当他还能抱着这只箱子，从中得到哪怕只是一小点威信或乐趣时，他就不会轻易撒手。如果他把箱子里的东西拿给别人，那对于多年乾纲独断的他来说，就是直接的失败和间接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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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翘首期盼着领袖的去世。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或许是步了西方法西斯政权“弥天大谎”的后尘，但国民党的政府本身就是个天大的、实实在在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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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中国的学校、剧院、旅店、饭馆、机关的大厅里到处都挂着蒋委员长的画像和照片，到处都是他那剃得光光的秃头，脸上挂着镇定从容的微笑。即便是在公路边村子的土墙上，也会有一些宣传队草草涂上去的这类画像。这些画像一般着重画他那子弹般的脑袋和笑容，简直是讽刺漫画。其实，不管这些画像怎么渲染，蒋在臣民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顶多和那些画像在中国辽阔国土上所占的面积大小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