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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好像都把新生活给忘了。”他自言自语着。车站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注视着这个古怪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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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该抓人、咬人或骂人。”他给右边的人们这样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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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该互相推搡、乱喊乱叫、扯人衣服。”他又给左边的人这样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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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该像死人那样衣衫齐整，排列成行。”他温和地补充道，“手不净者，不得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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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变成了欢跃但又有点警觉的哈哈大笑。这种玩笑可不是乱开的，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体现爱民之心的招牌，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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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时，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我曾亲见新生活运动使大城市的生活在表面上显得整洁了。按它的规定，街道要洁净，卫生习惯要养成，行动要有秩序。这些行动在那些新兴的、希望中国走西方道路的中小工商业者那里曾经颇有成效，但在农村或地方小城，这场运动就太不接地气了，最后要么沦为笑料，要么纯属悲剧。在村子里，标语高高地挂在那儿，但人们不识字；告示上说人人都要洗手，可大家却没钱买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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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去南方各省途中曾注意到，连迷信活动都不景气了，绝大多数宣传画经风吹雨打都看不清了。在重庆，新生活运动还很显眼，新标语不断出现。重庆还有个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名叫精神堡垒——但原来的精神似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战前重庆只有为数甚少的西化人士，后来跟着“流亡政府”来的人现在都亦步亦趋地随从他们的领袖，冷酷无情地走着投机之路。新生活运动最早的后台宋美龄对它已不感兴趣了，她住在香港的一座舒适别墅里，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安排外出活动上。在重庆少数几条新近拓宽的大街两侧有许多现代化建筑物，可是大街背后的陡坡甬道却依然像中世纪的街道一样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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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腐朽下来的同时，它原想挽救的国家也沉沦毁灭了，它的善后工作好像越发不切实际和歇斯底里了。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国民党领袖们自知国家已经在混乱中走向衰弱，而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只得紧紧抓住救命稻草，向人民——也许连他们自己也在内——保证，权力还在他们手上。请看：每一次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丧师辱国，新生活运动就会号召反对舞会；在某些省份发生一次人为扩大的灾荒之后，新生活运动又要求在省会停开储冰室。我想，这些都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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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站那个当兵的肯定喝了不少酒，比乍看上去还要多。点评过新生活运动并得到赞扬后，他竟冒失地盯上了一张蒋介石像。它贴在所有宣传画的上方，蒋委员长身着礼服，侧身站立，一只手扶着带穗的指挥刀，两眼向前注视，温文尔雅中透着果断坚毅，在他下面印有若干条口号。当兵的不屑于宣读这些口号，却模仿起了星期一早上总理纪念会上那种空话连篇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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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国民党越是远离孙中山初创的国民党，口头上对前民主领袖的尊崇就越热情。每个学校、每个政府机关星期一都必须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这是规定。在纪念会上，国民党地方长官的演说只能说是荒诞的聒噪。即便偶尔有对三民主义的实在解读，也都淹没在了鹦鹉学舌的纪念会海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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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山头上，我开始琢磨中国人在被触怒时为何笑得那么夸张，因为他们已意识到自己永远是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在柳州，最吓人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的飞机。在重庆，人们对空袭已经抱有平常心了，因此他们那自我防卫似的欢闹和自嘲必定另有原因，这种状态让重庆更增添了活闹剧的色彩。看来，相比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内部问题对重庆人民的影响好像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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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和国民党的其他宣传一样，都只会催生出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其他官方文件也是空洞无物，正如那位老兵模仿的那样。基本内容常常是与国民党实际情况全然相反的。这些宣传究竟是有意识地隐瞒国民党的独裁，还是无意之举？我说不清楚，但倾向于认为是无意识的，因为宣传的根子还是儒家那一套。这套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帝国王朝塑造的，至今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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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它要说的是：蒋公是国父，是新的天子，他的子民对他应像子女对待父亲般孝顺。他们必须做好子民，因为他们的好德行会反映在蒋公身上，帮助他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一如子孝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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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皇帝的统治下，子民忠顺，国必平安兴旺。但为了解释烦琐的“训政”，国民党宣称，它还给子民们准备了另一重奖励，那是个新鲜玩意儿，叫“民主”，保存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好像是个保险箱，当然是上了好几道锁的。一旦全国所有的人民都忠顺起来，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奖赏，蒋委员长就会把“民主”从箱内取出，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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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是真诚的，蒋委员长也决不会把民主奉送给中国人民。掌握民主之道，唯在于享有和运用，哪怕犯错。中国已经到了急需这种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民主越是来得晚，民众对它就越是准备不足，他们的“美德与顺从”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他们会选择别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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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不过是个凡人，而且日益神经质和易怒，他肯定已经相信，人民越来越没有责任心了。和他年轻时相比，一切都变了，他将推迟把民主这份礼物送给人民。当他还能抱着这只箱子，从中得到哪怕只是一小点威信或乐趣时，他就不会轻易撒手。如果他把箱子里的东西拿给别人，那对于多年乾纲独断的他来说，就是直接的失败和间接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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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翘首期盼着领袖的去世。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或许是步了西方法西斯政权“弥天大谎”的后尘，但国民党的政府本身就是个天大的、实实在在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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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中国的学校、剧院、旅店、饭馆、机关的大厅里到处都挂着蒋委员长的画像和照片，到处都是他那剃得光光的秃头，脸上挂着镇定从容的微笑。即便是在公路边村子的土墙上，也会有一些宣传队草草涂上去的这类画像。这些画像一般着重画他那子弹般的脑袋和笑容，简直是讽刺漫画。其实，不管这些画像怎么渲染，蒋在臣民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顶多和那些画像在中国辽阔国土上所占的面积大小一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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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刻的批评家把他称为嗜血的、自私的暴君，但我怀疑这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他确实是暴君，建立并领导着一个暴虐的政府，从来都在压迫着绝大多数人民。在私生活方面，尽管有人在盛怒之下率直揭发过他的丑闻，但总的看来，他在私人品格上是正派的。或许可以这样评论：他最坏的地方都是前现代的。他受过一点西式教育，念过日本士官学校，但他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从农村中上层地主家庭的出身上找到根源。他是浙江奉化人，奉化是上海南面的一个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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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蒋介石对“民族之父”之类的无稽之谈是信以为真的。他出身于农村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而孔教在这些人里恰好是最兴旺发达的。蒋在后来掌权的时候，甚至皈依了围绕古代圣君臆造出来的神秘主义。他开始相信，自己不仅是国家的首领，而且就是国家本身，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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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从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就能看清楚。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情势已经很明白：任何国共之外的势力要想免于崩溃，唯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解妥协。面对此种局势，蒋介石坚持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内战，过分相信美援可能对他做出此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我认为：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党针锋相对；他认为共产党应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被劫持负责。当时，他不仅丢掉了面子，甚至连假牙也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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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家王朝最后几年的作为来看，他把自己混同于国家的趋向更加清晰了。他事无巨细地插手各部门的工作。他喜欢细看首都出版的报纸，每当他在一段消息中发现一丁点反常事态时，都有可能就此做出重大决定。他不了解情况却独断专行，因而行为愚蠢有害，而且把他的下属的主观能动性扼杀了。他们永远料不到他什么时候会来横扫一棒子，什么时候大发雷霆。既然他握有无限的处罚之权，下属们当然害怕做任何触犯他那仅存在于想象中的条律。于是一遇疑难，他们就干脆什么都不干了。他手持一条由他自己铸造出来的权威的锁链到处乱管闲事，反而促进了锁链的毁灭。也许这就是一切个人独裁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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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思想还给他的政府造成了另一个弱点，那就是腐化。他无疑希望政府廉洁高效，但既然他高居于法律之上，他就无法得知他的那些假公济私、利用公职发财的亲友们究竟有什么过错。对他，一般标准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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