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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新四军转移到江北。直至1941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留在江南的部队已不足万人，包括司令部、直属机关、眷属、儿童、伤员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国民党当即命令周围部队——大部为川军——进攻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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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新四军被围歼的消息发表当天，重庆记者招待所和情报处的工作人员都好像杂务缠身，装作天下太平，可招待所的仆人们却聚拢在墙角边交头接耳。官方声明在尽力粉饰，但任何读到这消息的人都会怀疑，国民党和日本人用“隐形墨水”签订了某种秘密协议，国民党肯定是无力同时与共产党和日本人两线作战的，这看起来更像是真相。日本得知这一事件时，正在酝酿一次和平攻势——恰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之前——那就是，最后一次试图说服国民党政府自己改组为反共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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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去访问一些教会朋友，见他们正用茶点招待中国教徒。这些中年客人们操着流利的美式英语，穿着道地的西装，每个人都起了传统的西方名字：格莱斯、汤姆森、哈利、乔治。他们是受过教会教育的典型人物，有爱国心，也有理想。他们是医生、教师、工程师，一贯相信国民党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公共精神的确曾帮助国民党在沿海城市和海外赢得了威信，装点了政府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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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职业是天然反共的，但那天下午，他们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官样文章遮掩不住国民党的残忍和奸诈，不管用任何定义来衡量，它的作为都不合基督教义。他们边吃茶点边谈话，观点却和共产党的抗议一致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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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蒋委员长果真只是要新四军转移，就该留出更长的时间。何况，游击队员都是在乡土作战，在无战斗任务的时候要干活养家，一旦要他们远离家乡，必得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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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他们北调呢？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就打不好游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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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调动呢？那要把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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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新四军事件的最严重影响在于，许多国共以外的人士由此产生了不安和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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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加强“思想控制”了。有些非共产党人士被捕了，有的逃往香港或共产党的解放区去了。新闻检查加强了，有些自由派出版物被封了。有些人过去拥护国民党，而现在感到新的禁令是针对自己的，于是也对国民党寒心了。政府绕在自己脖子上的自我毁灭的绳索从另一端拉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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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雾都，人们是这样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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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真是有一手。它自己越来越严苛反动，却把锅甩到西南军阀势力日盛上。其实，除了中央军，哪个杂牌不被打击，很多军阀无非是中央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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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参与消灭新四军的将领中有川军将领，他的样子太适合画成漫画了。他是个真正的老军阀，住一所精致的别墅，就在那边湖滨，有好几百名士兵正在他房后的山崖上刻字哩，刻的是‘东海庆升平’。他发疯似的想看自己的照片，官方照相师从不离身。他收养了一个义子，原来是个饭馆的小堂倌，那孩子一只手上长了两个大拇指，将军的私人算命先生说那是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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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小石来了，他在救济所干得真是风风火火啊，可他被辞掉了，那还是好的，总算没坐牢。他偷听到上级说过：‘他拿那么点薪金，工作那么久，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置不起，还心甘情愿，他肯定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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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冬的第二件事也不是国民党能用宣传遮得住的：通货膨胀。空袭一旦减少下来，物价上涨就成了每个重庆居民的中心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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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内，米价上涨了一倍多，其他物价也普遍随之上涨，早市上讨价还价的频率更高了，店员每天都在更换价目牌，粮店前争着在涨价前买米的人排成了长龙，等待开门。傍晚的月光下，雾色覆盖的城边，一对对情侣手挽手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东西太贵了，婚结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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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1940年的物价上涨还算不了什么。后来几年，一天的正常开销就要几百万元法币。要是身上只带万元小票出门，就会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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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外汇牌价是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经过了通货膨胀，本来物价是极其便宜，现在仍然算得上一般便宜。饭馆里一餐简单的中国饭菜，9月间只花10美分，现在要花25美分了。而对那些和美元无关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是个自我延长的过程，除非设法制止，否则必然会导致物价动辄以百万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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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最初反应是不予理睬，好几周过去了，报纸还是不许提，后来只是间接承认并宣布成立了反通货膨胀委员会。这手法和国民党在战报上所用的手法一样：“我军自各条战线反攻”这样的说法无非是承认又有城市陷落了。后来，政府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据说，物价上涨是由于人民不听话，贪得无厌，买得太多，吃得太多；他们忘掉了先辈们的节约精神，使国父痛心；人们倘不能表示他们的心是属于国父的，若是不能自己把物价压下去，他们又怎能指望得到和平与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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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委员长亲自过问此事。在一篇对四川乡长以上会议的激烈演说中，他谴责了囤积大米的地主，说那是通货膨胀的症结，要求把最猖狂的囤积居奇分子报告给他，粮食充公。他处决了一个原成都市市长，说他是囤积居奇的首犯，还没收了一些大米仓库。成都是四川最富的产米区。在此之后，物价上涨曲线平稳了一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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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之后国民党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缴地主囤粮。理所当然，我们很难指望那些本身就是囤粮户的地主乡长们自行没收粮仓。小道消息早已传开，原成都市市长被处决主要不是因为囤积粮食，而在于他是川军系统成员，一直不服从蒋委员长。同样，其他地主粮仓之所以被没收，也是由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作祟，或与负责收仓的官员有私仇。总之，物价又重新上涨了。在这段时期，重庆的有些角落里出现了木架铁丝网。最初，官方宣称是为了防御日本空降部队，但不久后便公开承认，那些铁丝网是用来“控制人民”的，因为物价上涨可能会引起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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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开始是自然而然的。过去两年，西部大旱，出现了缺米现象。走私尚未延伸到足以满足西部各省需要的程度。工业品同样短缺。国民党的前景黯淡至极，让人们觉得囤粮囤货比存票子要强得多，因为人们已看清了，国民党的票子背后没有金银准备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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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灾只是让物价略微上涨，随后的人祸才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这种境况太适合发“国难财”了。在全国和各地区，剩余财富已经被少数人垄断，他们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获利——购买更多的粮食或者物品，把它们囤积起来，避免价格上涨的冲击。他们无须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朋友就是政府。由于封锁的缘故，几乎没有外部竞争可以拉低价格。少数人控制了已经取代自由贸易的走私活动，并且可以通过操纵进口货物来加速物价的上涨。中国西部交通落后，工业极少，产出不足，供应短缺，因而垄断货物、借以牟利是格外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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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物价上涨，那些拥有粮食和货物的人就会发现，自己比那些只有现金的人更富有，有钱人都急着把钱换成货物。货物囤积会加剧短缺，从而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工商企业本就不多，它们的投资人此时开始撤回资本，购买囤积货物。生产的下降加剧了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形成了另一种下降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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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再次把自己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而不去为公众做好事、树榜样。在官样文章上，它一再重复加强物价限制及其他反通胀措施。可私下里，国民党的“人”，甚至政府机关都在带头破坏刚通过的法律，从新一轮涨价中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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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正当物价飞涨之际，从最高级下发了一个政府文件，指示今后的国家税收在农村要征粮代钞。我想，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基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最重要原因。农村中的税款主要来自农民，占据国民党政府年度财政收支的大部分。实行“以粮代币”不仅使政府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囤粮者，而且这种公然宣布其实就是不信任自己发行的法币。既然如此，哪里还会有那么大公无私的公民，手上有钱而不去囤积实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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