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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以后的岁月中，通货膨胀成了导致国民党崩溃的一大因素。票子贬值得如此彻底，财政窟窿足以搞垮任何一个政府。那真是个命该如此的垂死哀鸣！过去几十年，这个政权在旧式的中国中逐步走向垮台或自杀，近几年来，这个势头加快了步伐，通货膨胀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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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方在物价抬头时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通货膨胀就帮助国民党把利润集中起来，也帮助它毁灭了中产阶级，特别是工薪阶层，因为工资永远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群依赖工薪生活的人们，包括许多经过现代化训练、为政府所迫切需要的技术人才都被国民党疏远和抛弃了。中上层商人和实业家也遭到了一定的伤害。除非他们朝中有人，否则就别想在物价飞涨时期得到政府补贴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反囤聚法和反通货膨胀法，把正常的生意做下去。在国民党统治的各大城市，有一种垮掉的情绪和消极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在蔓延，这对革命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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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严重的后果还是在农村。尽管农民生产的粮食比钱有用得多，可很少农民手中能有足够的粮食，通货膨胀的便宜完全被那一小撮控制粮食的人占去了。由于棉布、灯油、盐及其他生活日用必需品价格上涨，农民反而受害更大了，有越来越多已经沦为贫农的人濒临破产，当他们出卖土地的时候，买主往往是最富有的人，是那些因通货膨胀而得益的官员或半官员们。垄断独占土地这种基本财富的螺旋加速运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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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雾都重庆，人们是这样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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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最近一次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了吗？国民党发言人建议，每口饭要嚼30次再咽有助于消化吸收，人们的饭量减了，大米就不再紧张了，物价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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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咱们议论过城里那些乞丐的下落吗？上星期我开车去歌乐山了。我看见他们都在一个棚子底下挨饿哩，那是公共汽车躲避空袭的地方。看来，是由于要搞城市清洁卫生，才把他们赶出来的。那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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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不得不把工厂关了。如果想开工厂赚钱，必须在价格上涨之前储备足供半年之用的煤，可他从哪一家国有银行都拿不到贷款，它们只给自己手下的工厂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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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印度支那逃出来的自由法国人告诉我，这边的米价比沦陷区贵得多，因此有许多国民党兵成群结队越过战线去买米。日本人好像还鼓励这件事，因为那是打探消息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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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说，他们银行中有几个领导被召去蒋委员长那儿去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去了，他们说近来老头子一听见什么他不喜欢听的事儿，就跑去站在窗户前朝外看，那里什么标语都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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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去重庆时，大部分时间待在记者招待所里，可也去城里住过，为的是尝试其他的生活方式。我第一次搬家去的是城里的中国饭店，就在我等沙坪坝公共汽车的小茅屋旁边。这家饭店各方面条件都和我住过的其他旅店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白墙，家具很少，也没什么遮蔽物。至于现代卫生设备，根本就没有。不过，那儿可当真有一大群情愿关照你的仆人，不请自来的访客也不少。就在这家旅店中，我才体会到了陪都生活中的最后一个方面，它与空袭、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一样，都构成了这座城市迷雾般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三教九流，天南海北，无所不有。在抗战期间，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之间原本的距离相当于从埃及去瑞典那么远。从仿佛来自史前的苦力，到在官场中发国难财的时髦假美国佬，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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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窗户开在第三层的后山墙上，从那儿，用肉眼就能看到两个层次的生活状态。约100英尺外耸立着一幢五六层的半西式公寓楼，内有复式住宅若干，它是在政府要人流亡进来后的繁荣时期盖起来的。旅馆旁边则覆盖着大堆晒台和过道，那就是拥挤的大杂院。房子遭受过空袭，有许多居室像舞台般敞开着。再往下，在公寓与旅店之间是6家老式平房，每家都有个院子。这些住户的工作、娱乐我都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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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店窗口乍一看，大家都一样的忙忙碌碌，但再过几天，各家各户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在小康之家，锅里每顿见肉，而另一些人家却连一点油水都没有；有些居民是回民，不吃猪肉，另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则不吃牛肉；南方人吃大米饭，北方人吃面条；一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有香港来的腰带和假衣领，另一家只挂着手工织的围裙和带有十字针脚的小孩衣服，那情景简直像是来自罗马帝国覆灭之前；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可能会把叫卖《中央日报》的报童喊住，另一个则可能要看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或偏自由的《大公报》；这一家在收集从山洞中塌下来的古代碑文，另一家却在收集模仿照片的机制花边；一层住户像是基督徒，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唱圣歌，阳台上的花草养在旧奶粉筒里，另一层却住着光棍、银行家、生意人，饮酒猜拳之声每晚不断；有时深夜之间，还会传来偷偷摸摸洗麻将牌的声音，因为“新生活运动”可是不让打麻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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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中午时分忙碌的大街上，重庆也仍然是一个千差万别、花样翻新的城市。人们的头上，有的戴着毛皮帽子，有的戴着帽檐朝后压低的苏格兰便帽，有的缠着头巾；再看脚下，有的没穿鞋，有的穿草鞋，有的穿丝线绣花便鞋，还有的穿上海百佳鞋厂出品的双色运动鞋；一个人为新房上梁提着一只祭祀用的鸡，跟在他后面的人却拿着个内燃机的汽化器，再后面的人则端着神学家斯维登堡的著作；乘别克车的官太太们进城买东西、泡茶馆要穿过住满了难民的防空洞；最后逃来的不幸难民居住条件之差，和澳大利亚的伐木工人没什么两样。此外，巫医神汉和赴美学成归国的牙医的广告都贴在同一块广告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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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日本投降了。我来到了北平，和一个无国籍的朋友谈过中国问题。他不仅对日常见闻感兴趣，还对哲学很有兴趣，他希望留在中国观察东方人的生活。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部落、氏族、地区和宗教团体，无论其规模大小，更无论阶级、政党、民族和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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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西方，某一特定地方的个人或集团在思想、行为上是大致相同的，是物以类聚的。各个人群分开居住，只与自己人来往。传统、偏见和人身的分隔森严，各个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于是，每个地区都会成长出一种信条，认为他们那儿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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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那么严格的区分是不可能的。不同文化程度、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人挤在一起，都在同一个城市。间隔之墙当然是存在的，但既薄又矮。因此，观察东方人是有着便利条件的。外来的西方人如果想被接纳，只消选定一群人加入进去，或者干脆独树一帜亦可。另外，他还可以像我在重庆旅店时那样，只需从窗口朝下看去，就能够在一个小小的细胞内比较形形色色的事物。小事务属于个人或小集团；大事务属于大集团或种族、民族。房客们住在一起，眼睛不再紧盯着所属圈子的偏见与传统，而是能够发扬个人的风格。他们集合在一起，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迷人景色。如果说我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只是因为没有外界的参照和比对，那么中国真是一个绝妙的地方，作为抽离冷静的观察者，种种的不合理之处在这里会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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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可能是对的。我对于在中国游历多年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中国的个人、团体和民族的行为举措真是千奇百怪。确实，各种各样的服饰、谈吐、丰姿、迷信、怀疑，如果没有一股脑儿摆在一起陈列出来的话，怕还不至于显得那么荒唐。现在我头脑中浮现出了怪诞事物一下子摆在一起的荒唐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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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山西农民在贫瘠的坡地上想着，要是他能到四川去，一定要找块肥沃的土地，只消用根绳子拴上灯泡种在地里就会长出新灯泡来；而这农民头顶上却正飞过一架飞机，一个乘客正在看杂志，杂志里力劝他换一种漱口水，这样姑娘就会爱上他；东部沿海的游击队只要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就以为自己不会被子弹打穿；那位访问过他们的记者蛮有把握地认为，只要他喝醉了，就可以写一部关于他们的小说；盖新房洒的鸡血与受洗礼的人们额上的圣水，都是用来消灾免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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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位独裁者，我当然会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被人们遗忘。”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前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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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正在解放东北，”莫斯科电台在日本投降前这样播报，“苏联只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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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不久之后，旧金山电台也这么说，“美国军队进入华北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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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到一处偏僻的城镇教堂投宿，一位满头白发的牧师打断了我的请求，冲着我的脸喊道：“你不能睡在这儿，我们这儿全是女人！”说着他“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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