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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窗户开在第三层的后山墙上，从那儿，用肉眼就能看到两个层次的生活状态。约100英尺外耸立着一幢五六层的半西式公寓楼，内有复式住宅若干，它是在政府要人流亡进来后的繁荣时期盖起来的。旅馆旁边则覆盖着大堆晒台和过道，那就是拥挤的大杂院。房子遭受过空袭，有许多居室像舞台般敞开着。再往下，在公寓与旅店之间是6家老式平房，每家都有个院子。这些住户的工作、娱乐我都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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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店窗口乍一看，大家都一样的忙忙碌碌，但再过几天，各家各户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在小康之家，锅里每顿见肉，而另一些人家却连一点油水都没有；有些居民是回民，不吃猪肉，另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则不吃牛肉；南方人吃大米饭，北方人吃面条；一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有香港来的腰带和假衣领，另一家只挂着手工织的围裙和带有十字针脚的小孩衣服，那情景简直像是来自罗马帝国覆灭之前；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可能会把叫卖《中央日报》的报童喊住，另一个则可能要看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或偏自由的《大公报》；这一家在收集从山洞中塌下来的古代碑文，另一家却在收集模仿照片的机制花边；一层住户像是基督徒，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唱圣歌，阳台上的花草养在旧奶粉筒里，另一层却住着光棍、银行家、生意人，饮酒猜拳之声每晚不断；有时深夜之间，还会传来偷偷摸摸洗麻将牌的声音，因为“新生活运动”可是不让打麻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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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中午时分忙碌的大街上，重庆也仍然是一个千差万别、花样翻新的城市。人们的头上，有的戴着毛皮帽子，有的戴着帽檐朝后压低的苏格兰便帽，有的缠着头巾；再看脚下，有的没穿鞋，有的穿草鞋，有的穿丝线绣花便鞋，还有的穿上海百佳鞋厂出品的双色运动鞋；一个人为新房上梁提着一只祭祀用的鸡，跟在他后面的人却拿着个内燃机的汽化器，再后面的人则端着神学家斯维登堡的著作；乘别克车的官太太们进城买东西、泡茶馆要穿过住满了难民的防空洞；最后逃来的不幸难民居住条件之差，和澳大利亚的伐木工人没什么两样。此外，巫医神汉和赴美学成归国的牙医的广告都贴在同一块广告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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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日本投降了。我来到了北平，和一个无国籍的朋友谈过中国问题。他不仅对日常见闻感兴趣，还对哲学很有兴趣，他希望留在中国观察东方人的生活。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部落、氏族、地区和宗教团体，无论其规模大小，更无论阶级、政党、民族和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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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西方，某一特定地方的个人或集团在思想、行为上是大致相同的，是物以类聚的。各个人群分开居住，只与自己人来往。传统、偏见和人身的分隔森严，各个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于是，每个地区都会成长出一种信条，认为他们那儿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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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那么严格的区分是不可能的。不同文化程度、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人挤在一起，都在同一个城市。间隔之墙当然是存在的，但既薄又矮。因此，观察东方人是有着便利条件的。外来的西方人如果想被接纳，只消选定一群人加入进去，或者干脆独树一帜亦可。另外，他还可以像我在重庆旅店时那样，只需从窗口朝下看去，就能够在一个小小的细胞内比较形形色色的事物。小事务属于个人或小集团；大事务属于大集团或种族、民族。房客们住在一起，眼睛不再紧盯着所属圈子的偏见与传统，而是能够发扬个人的风格。他们集合在一起，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迷人景色。如果说我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只是因为没有外界的参照和比对，那么中国真是一个绝妙的地方，作为抽离冷静的观察者，种种的不合理之处在这里会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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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可能是对的。我对于在中国游历多年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中国的个人、团体和民族的行为举措真是千奇百怪。确实，各种各样的服饰、谈吐、丰姿、迷信、怀疑，如果没有一股脑儿摆在一起陈列出来的话，怕还不至于显得那么荒唐。现在我头脑中浮现出了怪诞事物一下子摆在一起的荒唐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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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山西农民在贫瘠的坡地上想着，要是他能到四川去，一定要找块肥沃的土地，只消用根绳子拴上灯泡种在地里就会长出新灯泡来；而这农民头顶上却正飞过一架飞机，一个乘客正在看杂志，杂志里力劝他换一种漱口水，这样姑娘就会爱上他；东部沿海的游击队只要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就以为自己不会被子弹打穿；那位访问过他们的记者蛮有把握地认为，只要他喝醉了，就可以写一部关于他们的小说；盖新房洒的鸡血与受洗礼的人们额上的圣水，都是用来消灾免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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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位独裁者，我当然会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被人们遗忘。”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前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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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正在解放东北，”莫斯科电台在日本投降前这样播报，“苏联只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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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不久之后，旧金山电台也这么说，“美国军队进入华北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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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到一处偏僻的城镇教堂投宿，一位满头白发的牧师打断了我的请求，冲着我的脸喊道：“你不能睡在这儿，我们这儿全是女人！”说着他“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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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70674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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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六章丨物以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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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在重庆最熟悉的还是外国人小圈子，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不久就搬出了中国饭店，在南岸特区的一家大石油公司驻所租了一间房子。那里唯一的正式房客就是这家公司的代理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当他神经质地想方设法要撵走那些非正式房客时，他就老喜欢用手摸还没长硬的胡须，像是要它快点儿长。他要让他们在他的教父——一位传教士——来之前搬走。赖在那儿不想走的都是夏季轰炸时逃来的难民，其中一位名叫安娜，是东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女儿，她和一个中国人结了婚，他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的联络员。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原籍是更远的东欧，是给国民党右翼朱家骅当外文秘书的。谣言说，她是朱家骅手下“盖世太保”的成员。幸运的是，后来吞噬无数血肉的缅甸花豹[12]并不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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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假如！假如！”当听差试图解释说，假如苦力们早点儿把炉子修好，厨师本来可以把麦片粥煮得更软糯时，安娜就会像个投弹手似的在餐桌上挥动汤匙，大声叫道：“假如！我的上帝啊，假如我的祖母长上两个车轮子，她就成公共汽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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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以同样的兴致来吃早餐，讲述自己的经历。她在来到中国、成为王太太之前，曾在柏林从事过反纳粹的地下工作。她那股了不起的姿态神气和她的闺名冯·克列斯特为她提供了许多方便。她喜欢反复叙说做通讯员时的工作。她时常坐在公园长椅上等人，记号是红领带，身份确认后两人就并排坐在一起，文件从她的钱包里转到了他的口袋里。她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来中国的。她和丈夫、孩子一起从南京溯江而上，经武汉到了重庆，一直随政府转移。对于这段经历，她最喜欢说的故事是她乘的船在汉口上游停泊时遭到了空袭。她虽然并非细心的德国家庭妇女，可也像她们一样，跑警报的时候还带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当敌机一再去而复返、她在田地里一次又一次寻找隐身之所的时候，那些熟鸡蛋就都散落在田地里了。后来鸡蛋被全部找回来了，因为农民们以为那是哑弹，都跑开了。她真是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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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安娜当然被国民党特务盯过梢，那是统一战线开始瓦解之后的事。可是，凭着一副善开玩笑的护身本领，她很快就把他们甩掉了，办法是坚持让盯梢的和她并肩而行，“来呀！来呀！”她命令那人，摇着手提包，像是摇着一把刀，还轻佻地向那人递送秋波，“我们不都是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吗？我们会彼此满意的”。安娜相信，那些被她惹恼了的特务、声名狼藉的顽固派一定给她这个令人讨厌的女人打了个有利于她的报告。不久，他们就不再盯她的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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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并非生自军人世家，她来自巴尔干国家的法国女教师家庭。她早上起床很晚，总是身穿睡衣，在屋子里游来荡去。她大量吸烟，翻来覆去地放男高音的唱片《乐维昂·舍利》[13]。她的目光常常越过长江，注视着对岸的浓雾和瓦砾。如果她真的是朱家骅的特务，那她就是个最懒得穿黑缎子衣服和戴假宝石首饰的人了。其实，只要她伸伸手，马上就可以把自己搞得很漂亮。在重庆有个传闻，说她的老板曾要她写个报告，说明为什么居住在重庆的外国人也会反对国民党。她很懒，就从朋友里找水平比较高的人捉刀，后来请了王安娜、史沫特莱等少数自称左派的人。报告成稿是一份杰作，各方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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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石油公司房子的两边山丘上面是些旧豪宅，下面则是无数破烂不堪的棚子。豪宅的住户是被人遗忘的、毫无耐心的外国人。我想，有些外国人只对太平洋战争后期的重庆有所了解，只见过曾有成千外国人居住的重庆，只在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时见过那些外国将军、议员、特使、观察家飞出飞进重庆。要是他们能了解一下1940年时重庆的外国人圈子是多么狭小疏离、无足轻重，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要是他们知道这个圈子是如何安安稳稳地变成了后来的海外集团，更会觉得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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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1940年。那时除了苏联人、传教士、炮艇水手和散居的外国人，在重庆的外国人聚居区中外籍人士只有大约220名男人和不足20名妇女。这些外国人聚居异国，与世隔绝，这在全世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和香港的航空联系，重庆的对外交通不便与雪域高原不相上下，但重庆却没有圣地的长生和长乐，那些从远方辗转来到四川山谷的人们所面对的是死亡危险、空袭炸弹以及由封锁造成的日常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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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外国人没有融入这座城市，而是浮在它的表面，显得十分稀奇古怪。记得来南岸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曾漫步街头，在中国人中间走来走去。我发现，无论他们在干什么，手持何物，外观总是相当一致的，衣服通常是蓝、黑、灰三色，面孔则光滑犹如象牙。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群外国人，身材体型都与众不同，穿的是西方旅行者的衣服。原来他们正在进行周日漫步，看上去如同招摇过市的马戏团。他们的脸孔与鼻子大小形状不一，色泽有红有白，有的身上还长着几撮毛。他们的衣着色彩鲜亮，条纹、方格、斑点，棕、红、绿、白、黄，应有尽有。身后还跟着各国品种的狗：有短腿小狗、长毛猎狗、斯宾格狗和一只长毛狮子狗，到处引起重庆土狗愠怒的狂吠。土狗的大小、颜色却都差不多，体态与中华田园犬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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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发现，当外国人群聚在俱乐部、美国海军酒店或其他可以聚会又有吃喝的地方时，他们一定会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