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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别有一种风格，与老先生一样不同凡响。他身材不算高大，但长着一副宽肩膀，一个鹰钩鼻子，轮廓粗粝，给人一种魁伟的感觉。当他坐下来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当他爬上车，躺在一堆箱子、行李卷和其他杂物上面，用毛毡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迎风露出的那张脸简直有预言家的风采。他没留胡子，头发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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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不喜欢谈来中国以前的经历，我只知道他出生于新西兰，取名于一位他父亲所敬重的毛利族酋长的名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过伤。几年后来到上海，在工部局一个管理国际港区的机构工作，从工业部逐步升迁到工厂总督察之职，任务是检查工厂，不得有火灾隐患或其他有碍卫生、危及附近地区之处。为此，他不可避免地就目睹了厂内操纵机器的工人们那种奴隶般的生活。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和大多数上海的外国人不一样。他没心思在夜总会和俱乐部中过灯红酒绿的生活，也没结过婚。和一般时髦的单身汉不一样，他也没有把钱花在赛马和水上豪宅上。他收养了两个男孩，他们都是灾荒中的孤儿，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用来做慈善事业，建大图书馆，收集各种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劳工和经济问题的书籍。每逢假期，他就去内地旅行，有时主动做些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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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上海不久，他的两个养子都参加抗战去了，把他孤零零地留在舒适的住宅里。当斯诺夫妇刚开始与少数中外人士议论筹建“工合”的时候，路易·艾黎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图书馆和其他一切，把大部分积蓄献给了“工合”作为基金，并于1938年随他的一个养子来到汉口。为解燃眉之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协助他获得了国民党的批文。当时统一战线尚未被彻底破坏，政府答应每年给“工合”一定数额的补助，以弥补战时损失的工业生产。此外，在英美本土和香港等其他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也建立了许多委员会为“工合”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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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合”这样的运动唯有走向大众才有成功的希望，路易·艾黎也从不夸大个人尤其是作为外国人的作用，这是很少见的。尽管如此，大家都承认他是筹建“工合”最积极的那个人。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他所做出的努力也比任何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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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合”开始的头四五年中，他是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除了为募款而一年一度去香港——还有一次去新加坡——他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了崎岖陡峭的西部山路上。他在有“工合”组织的地方停留的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周。从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看来，在我所认识的外国人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最中国化的。他不像多数外国学者那样聚集在恬静的湖边埋首书卷，而是愿意活跃于中国的汹涌波涛之中，更不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样，用“西方习惯”和“舒适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咖啡。他的咖啡从来不断，都是国外友人寄过来的。由于能和中国同事们平等相处，他身为外国人反而有一点便利。每逢“工合”内不同国籍的人之间有点小分歧的时候，他们总愿意对路易·艾黎坦诚相告，反而不愿和本国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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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重庆之前，听说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和反动，路易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伙和孔祥熙亲善的美国传教士和某些顽固派上下其手，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他打击中伤，阴谋把他以及他的自由派同事赶出“工合”。有些传教士乐于从事这种阴谋，是因为“工合”不仅有声望，而且在国外还有很强的募款能力。国民党也乐于这么干，因为他们已把自由派执掌的“工合”视为危及现状的因素，并为此感到不安。那些传教士的打算是把“工合”转变成救济机构和政治门面，把钱变成食品、衣物发给穷人。可是路易和支持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却坚持把国外的捐款用来兴办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技工培训，这样“工合”的活动就不会局限在无法自立、靠救济金过活的手工业者上，而是能转变成为一项能够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运动。批评路易的人率直地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因为他要从事的改革并不是由国民党发动的。他们推论说，他会像19世纪的商业冒险家一样招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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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想不出这些批评者们会怎样解释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合理性，作为传教士，他们传布的宗教也并非国民党所发明的。如果按他们的定义，假如承认谁做了未经国民党赞许的事，谁就是“帝国主义分子”，那么路易就确实是“帝国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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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例有二，均发生于我们这次同行北上的旅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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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我们车旁路经一队士兵，他们筋疲力尽地行进着，有个小军官正在用枪柄揍一个士兵，那士兵骨瘦如柴，是因病弱不堪而掉队的。路易把车停下，跳了下去，赶开小军官，并用中文臭骂了军官一顿。我相信，起码在那一天，这个小军官再也不敢体罚士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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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程，卡车来到一个村子，便停在那儿上水。路旁一列应征入伍的壮丁正在休息，路易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壮丁都被像奴隶似的用绳子捆在一起。有个男孩，看去不过十三四岁，竟设法挣脱了绳套，他求路易帮他逃跑，这时押壮丁的武装警卫正在公路另一边的茶馆里喝茶，没注意这边发生的事情。开车时，路易坐在邻近壮丁的车厢边缘上，把一支腿耷拉在车外。那孩子应他的召唤，跑将过来，一纵身趴到了车厢边上。直到完全出了村，路易才把那孩子留在田地里，好让他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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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的第一天，我们穿过了阴云遮盖的田野。水田都还没有插秧，因此田里大半是水。路旁，收过甘蔗的地里有些白鹭正在漫步，一见大卡车过来就踏步跃起，展翅飞翔了。离开成都的第一天，我们穿过这片乌云密布、翠绿中带着沉闷的区域。远处灰色的山脉连在一起，像是一排沉睡的动物。路边，蜂巢状的制糖厂冒出两缕烟雾和蒸汽，一缕黑色，另一缕纯白。卡车靠近的时候，白鹭从糖厂中间空地里的坟墓中飞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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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天空显出迷蒙的蓝色。一条条清澈碧绿的激流咆哮着，把白色圆石块从迂回曲折的河床中滚滚冲下。山顶虽有霜冻，但在既见阳光又能避风的山谷中，棕榈树和其他常绿植物却依然闪耀着露珠，如同亚热带树木一样茂密。公路延伸到了山顶，整个世界沉入绿色条带的海洋。北方蓝色的山脉自地平线凸起，像一排模糊不清的盒子。长颈水鸟飞过头顶，黑白两色的鸭子在激流中的石头上蹭着屁股。公路旁出现了两排古柏，树荫下是从成都通往西安的古代石铺栈道。历史上，无数大军曾行进在这条古栈道上。山顶的黑松林中有的是神龛佛像，红白两色的巨大庙宇却已坍塌倾倒了。正史和传说中都有记载，这一带从三国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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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快走完第二天的旅程时，我们来到了嘉陵江北岸的广元，北国就在眼前了。当卡车来到南岸时，一些农民正在路旁的水田中耕作。他们用水牛拉犁，这是从此地直到印度支那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氤氲的夕阳余晖中，秧苗在秧床中闪闪发亮，现出一派翠绿的夏季景色，了无半点瑕疵。这景色在我们身后那大半个中国的水稻种植区是到处可见的。稻田旁，宽阔的嘉陵江迂回着向东南延伸通往重庆，江中挤满了帆船和舢板，它们是河湖纵横的南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可是，嘉陵江北岸却又到处是骆驼，在干旱的北方，骆驼就相当于南方的船只。戴皮帽的北方人和缠头巾的南方人把货物在船舱和驼背之间往返搬运。由北向南运的是皮毛，由南向北运的是大米、食盐和调味品。在骆驼队的上边，广元的无数房顶杂乱无章，显出一片灰色的北方景象。在城外，秦岭山脉脚下的山丘是光秃秃的，山丘上散布着红色的条带。那里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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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广元的路上，沿途地里农民很多。我感觉我们的卡车从来没有远离过人声，在水田里，在那些被村子、灌木丛围起来的岛上，到处是繁忙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工种繁多，节奏奇特。这一切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以美丽山丘为背景翩翩起舞的演员。在山坡上，有个缠足妇女背着一堆高高的树叶，迈着小碎步前仰后合地往坡下走，面部毫无表情。丛林中，有块大石头上面还压着另外一块，有3个孩子郑重其事地各用一根棍子推着最上面那一块石头团团转，好像在进行一种什么纪念仪式。路旁，苦力们肩上的扁担上下起伏，和他们的步伐节奏一致，简直像是在跳华尔兹。一群群人用绳索把大石头高高抛起，在路面上砸坑，那样子看上去更像是表演而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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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使人大开眼界，但我原有的一种想法却被彻底打破了：这些人物是专供西方人欣赏品评的芭蕾舞剧演员。任何与路易同行的人都无法保留这种想法。虽然他的领域是工业，但他早已看透：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他多年在农村和城镇从事“工合”工作，使他获得了这方面的直接感性认识。对于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一切，他都带着尖锐的讽刺意味向我解说，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理解了表面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倘若让我自己摸索，那真得花上好几个月工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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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些有节奏地挑东西的人是在士兵看管下运土的，是强征来的筑路民夫。筐里的土是从他们的田里铲起来铺路的，都是珍贵之至的表层肥土。他们如此出工出料，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相应的报酬，丛林中的3个孩子是在磨面粉，那是供城里做糕点用的上等面粉而非自己食用。从他们破烂的穿着看，他们大概从没尝到过那些糕点的滋味。在山坡上一步三摇的小脚女人背的东西远远超过她自己体力的负荷。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前色彩鲜明的年画、香烛都是为了用来迎接旧历新年的。这些在重庆之外到处可见，表明人们依然想用迷信来应对无法理解的灾祸。殊不知迷信徒费资材，却毫无效用啊！在公共建筑上刷的战时大字标语中，常见的字眼是要人民服从，而不是鼓励全民奋起抗战，“服从领袖，复兴中国”、“听领袖的话”、“学习三民主义”，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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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出现的奇异民俗很快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更显眼的是人们因劳累过度而长满结节的四肢。他们的手、脚、腕部因营养不良而消瘦干瘪，头发干枯，两眼流露出病态的光芒，就连大地的美丽景色也被人间的苦难玷污了。奇形怪状的树干上斑斑点点，看上去像是在一根棍子上喷了粉末。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代代农民到处找柴烧，树的下半截的枝条早被人砍光了。石子铺路的大道旁，庄严的柏树也露着粉红色的伤痕，因为陷于冻馁的人们最近不仅剥光了树皮，还砍光了枝条。点缀这异乡景色的有时是在丛林中漫步的、好像在冥想的金鸡，但更为常见的却是士兵们的死尸，它们被抛弃在冰冷的河水里，仰面朝天，凄苦异常，任由涡流漫过腰身和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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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成都后的第三天，卡车在广元城外进入了嘉陵江边的一个峡谷中，两边陡峭的山崖直垂江底，陷入大堆礁石之中，江水清澈透明，石块和岸上石壁一样历历可数。公路下，帆船和舢板在风平浪静的江面上航行，犹如在一块薄薄的绿色镜面上滑动。峡谷顶部的公路对岸耸立着一座亭子，据说苏东坡等一些古代诗人都曾到此汲取灵感。卡车停了下来，司机在用小棍子拨弄发动机。公路这边的山坡上有间陋屋，我们这些乘客就到那儿去找茶水或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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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里面住着一对砍柴夫妇，他们卖的东西除了凉水，什么都没有。他们自己除了逢年过节，从不喝开水，即使在过节时也买不起茶叶。乘客们纷纷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回到卡车里，只有路易留下来和夫妇聊了一阵。说是砍柴，其实根本就是割草，因为这一带山上的树木早就被人砍光了，这是砍柴夫妇自己说的。他们还说，他们种着山坡上的一小块地，却只能卖柴薪勉强度日。他们家从无隔宿粮，如果不能在城里卖掉柴薪买点粥，那么夫妻俩从一清早起就得挨饿。他们每年要交3块大洋的税，可他们要是不在山沟沟里种点玉米、豆子，就交不了这笔钱。这块山沟地不属于他们，所以只能偷着去种。他们说3个儿子都因“病”去世了，于是日子就比儿子还活着的时候更难过了。他们不止一次地诉说着年老无子的苦处。他们没听说过苏东坡，说实在的，他们连什么叫诗人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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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其余的时间里，我们又越过了许多崇山峻岭，大部分都只见岩石而不见树木，峡谷逐渐减少了。路易指给我看有多少良田被辟为坟地。即使在开阔的平地，那些坟地竟也在横七竖八地分割着农田。在靠近城镇和大村子的地方，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数以顷计的上好耕地都只埋死人，而不种活人吃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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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说，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上等良田都被坟地占去了。路易满怀心事地注视着我们路过的片片坟堆，新坟上还装点了一些枝杆和彩色纸条。最后，他把手一抓用坚定的声调地说，要是他当了皇帝，就要把僧人道士、巫婆神汉、风水先生全都捉来，并且警告人们，坟地只能建在山里，而且四周要种上树，否则一律杀头。路易还喘着粗气补充说，这么一来，林木锐减的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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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成都的第四天，我们进入陕西，跨过了秦岭山脉，我们在山脉南侧就已感到了严寒。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落在棕榈树荫中的岩石缝里，结成了小冰碴。棕榈树本是南方植物，从此再往北就见不到了。现在，它的叶子竟也镶上了白边，显得很不协调。看来，在气候分界线上，一股来自北方高空的冰冷空气一定和南方升起的湿云搅在了一起。山顶没有人耕种，但植被茂密，这似乎是在提醒着路易：这里看似荒无人烟，其实本来是可以很有生机的。有一次他路过这里，见到一辆损坏了的卡车抛在那儿，发动机已被本地山区农民偷走，只剩下了底盘。路易派了一辆“工合”卡车前往救援，没想到，到那儿时底盘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