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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重庆那最后几天的印象是，人们走上了旅途，却不知何处是终点，这或许正是我目前的困境吧。盛大的节日游行是由各保甲强行安排的，人人表情木然，谁也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他们踉跄地拖着脚步，只在接到指令时才喊口号、挥拳头。人行道上的人们只在出现好玩的东西时才有看热闹的兴致，比方说看到了竹架纸糊的彩色大炮、坦克、飞机。这支队伍的精气神儿和传统出殡仪式的差不多。嘉陵宾馆的除夕晚会上，应孔祥熙的宴请来了一些大使馆人员和外国人代表，黄仁霖走在孔的身后，大家唱着生日歌《他真是个棒小伙》向孔祥熙致敬，这一幕表演也和大街上的游行一样机械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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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后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第一次看到了蒋委员长，他的座驾匆匆穿过市区，朝长江边的一处民用建筑驶去，那里开大会的士兵正在泥泞的地上等他去讲话。和往常一样，他坐在黑色车队中的某一辆车里，其他车辆装满随从和警卫。他的车后窗上拉着深蓝色窗帘，据说是为了把金属薄板遮住，好显出他在薄雾中坐镇后座的坚毅形象。当第一辆随从车从大街的车流中疾驰而过时，街中心漫步行走的人赶忙躲上便道。领袖的车过来了，它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跳动自如，活像一只黑色的大美洲豹。这时人们不得不把举过头顶的雨伞拿下护着两腿，以免被溅上从车轮上甩出来的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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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终了时，长江两岸的两个世界都传来了奇异的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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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居住的南岸，周末夜晚举行了盛大的合作聚会——自带酒水的晚宴，地点是石油公司的一所大房子。每个带酒来的男人都是男主人，但正式的女主人却只有一个，她负责料理食物，她是个欧洲无国籍的流浪者，给自己起的名字是“爱神”，因为在外国人的圈子里，男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女人，这名字是对这种情况和她本人的一种愉快的称赞。你要叫她“格鲁莎”也行。格鲁莎料理事务的能力和她讲的英语一样糟糕。当客人们带着大量酒水到齐时，常常发现这里除了花生米之外别无其他食物可用，而格鲁莎当女主人的兴致却非常之高。她郑重其事地摆开架式，等在楼梯下面，客人一来，就用蹩脚的英语寒暄道：“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希望你们喜欢吃我们这儿的自助式晚餐。”尔后，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一些客人从楼上往下一桶一桶地泼水，地毯都湿透了。仆人走进来告诉她，那位墨西哥绅士一头倒在花园里了，而她只是毫不在意地稍加责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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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六的夜间，很晚了，格鲁莎像醉鬼似的冲了进来，穿过大厅里的嘈杂之声和乌烟瘴气，她的一只胳膊绑上了绷带，因为上周末有张桌子被人推倒在她身上了，此刻她正在找那个新相好，那人已察觉到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超乎预想。在前半夜，他从卫生间里找到了一辆儿童车，就用那辆儿童车把她推着在寝室里转，可现在他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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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他在哪儿？”格鲁莎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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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向顶楼的阶梯上发出了快步疾跑之声，有块衣襟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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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她自己回答说，“他上楼去了。”然后就咯咯笑着追了上去，消逝在夜色朦胧之中。此处，江上漂来的雾气缕缕上升，正在结成滴滴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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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内，大批被招来参加爱国集会的人群面对主席台前用树枝搭成、用纸花装点的矮墙温顺地站着。主席台上，把中华神州的未来驱入黑暗的人们在挥汗高呼着应时当令的口号：“领袖有领导百姓之德，百姓有服从领袖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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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岸，那些把重庆的情况向世界各地报道的外国人却另有一种兴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末晚会正在进行，高级外交官正在神气活现地按礼仪入场，格鲁莎露面了。她的另一个相好伯布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里坐着。正当房间静下来准备接受女主人的迎接时，她却喊了一声：“哎呀！伯布！”同时歪身用一只胳膊夹住伯布的脑袋，把他搂到近前，“你才是我心上的好人！我要把你按在屁股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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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他俩很近的人后来透露，他们看见她腋下有张发狂的嘴巴伸出来嘟囔着：“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把我抱进怀里去吧！抱吧！抱吧！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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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二部 工合 中条山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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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丨驱车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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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人们只要行驶在公路上，就可以从容不迫地驱车在当天完成相当于从重庆至宝鸡的旅程。重庆的纬度和新奥尔良差不多，而在它北面的宝鸡则相当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重庆、宝鸡两地的直线距离为350英里左右，对美国人来说，这段路程实在不长，开车和朋友度假或者周末去大城市里逛逛街，也就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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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乘“工合”的卡车从重庆到宝鸡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除了车子本身不行，主要是由于盘山公路泥泞狭窄，通行条件很差，而这却是战时首都通往北方各省和前线的唯一公路。它的许多山坡都那么陡峭，以致车子只能停停走走。有的拐角又太小，不倒车就转不过弯去。况且，此路并不从重庆直达宝鸡，而是先朝西绕道200英里，到达成都后再转向北方，因此，全程就有1000英里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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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宝鸡之间，气候差别之大也使人感到距离特别遥远，仿佛隔着上千英里。抵达宝鸡前的最后一段路在秦岭上绕了几个“之”字形。秦岭是从青藏高原的“靴尖”向东部延伸出来的一颗“马刺”，同时是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秦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海拔高达五六千英尺，一南一北，泾渭分明。重庆附近气候潮湿，不知霜冻，富饶的山谷中，椰树与橘树繁茂，群山上的灌木丛里，猴子和灵猫群集。而在宝鸡，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有时会把气温降至零度，疏疏落落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陕西大地上的树木品种也典型地反映了高原气候——都是些冷松、杨柳、橡树、桦树之类。光秃秃的群山中，夜间还能听见狼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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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清晨，天色尚未破晓我离开了重庆，和10多位“工合”旅客一起乘上卡车，叮当作响地穿过了遭受空袭的郊区。路旁，泥巴和竹子搭起来的临时房屋有办公室、宿舍和商店，人们就在那里工作、生活。我们把行李搬上汽车，在上面拍拍打打，码成几行鸟巢或狐狸洞似的睡觉小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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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窝旁边有位老先生，他具有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不修边幅的特征，衣服破破烂烂，好像一个扣子也没有，都是用别针或五颜六色的绳子系在一起的。他手持一根多节手杖，原来是支笛子。有人告诉我，他是上海一家大买办的子弟。旅途中，他给我详详细细地讲了在欧洲的30年游学时光。他什么时候想学，就什么时候学；想在哪儿学，就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是一位无所不通又一无所精的杂家，从拉辛到会计都略知一二。当他听说我要到宝鸡时，就殷切地建议我去西岳华山一趟，还说：“我们可以像大诗人一样，乘白驹而登紫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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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旁小店投宿时，我和他同屋。翌日破晓，一觉醒来，他已穿好衣服，正用一把设计巧妙的日本指甲剪在烛光下修眉。他提醒我，卡车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当我手忙脚乱地穿戴好爬上车时，这位漂泊异乡的学者已经躺进了窝里，用黑白方格的围脖把自己的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有满布皱纹的鼻子露在外面。他撩开一块布，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谈话，主题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无知，他建议欧美各图书馆收入中国的史籍。对此，我当然赞同。不过，假如他的提议当真实现了，他依然不会满意。他还说应该想个办法，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讲中国的书。当卡车歪歪斜斜地穿过迷雾和稻田的时候，他沉思着，最后脱口叫道：“对，把那些书放在宝塔形的粉红色书架上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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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之前穿过一片小松林疾驶上山时，路旁出现了一个飞檐翘角、红白两色的漂亮木塔，这就是老先生书架点子的来源吧。早饭前的清晨又湿又冷，可是拿老人家的幻想和重庆那些冗长的政治闲谈比一比，倒觉得有了一丝愉快的气息。第三天，路易·艾黎在成都上车后，我这才晓得，这位老先生的怪癖依然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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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说，早年间这位流浪的学者曾是个活跃的国民党员，那是上海政变以前的事了。当时，北洋军阀和外国列强都把国民党的活动看成过激行为，对其党员严加搜捕监禁，有时甚至会处决。在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前，那位老先生曾甘冒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对宦海逐鹿全非行家里手，他很快便失去了特权阶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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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他仍未能如愿地在政府中从事爱国工作，只得单枪匹马，以私人身份协助伤员向大后方转移。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后，又来到内地，在“工合”或红十字会等民间团体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做些杂事。他时常去战地医院当志愿勤务兵，为伤员烧开水，给文盲代书信件。但是，抗战初期那种热火朝天的局面逐渐消逝了，他的兴趣也就逐渐转向笛子、神话、彩云和昆虫羽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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