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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说，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上等良田都被坟地占去了。路易满怀心事地注视着我们路过的片片坟堆，新坟上还装点了一些枝杆和彩色纸条。最后，他把手一抓用坚定的声调地说，要是他当了皇帝，就要把僧人道士、巫婆神汉、风水先生全都捉来，并且警告人们，坟地只能建在山里，而且四周要种上树，否则一律杀头。路易还喘着粗气补充说，这么一来，林木锐减的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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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成都的第四天，我们进入陕西，跨过了秦岭山脉，我们在山脉南侧就已感到了严寒。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落在棕榈树荫中的岩石缝里，结成了小冰碴。棕榈树本是南方植物，从此再往北就见不到了。现在，它的叶子竟也镶上了白边，显得很不协调。看来，在气候分界线上，一股来自北方高空的冰冷空气一定和南方升起的湿云搅在了一起。山顶没有人耕种，但植被茂密，这似乎是在提醒着路易：这里看似荒无人烟，其实本来是可以很有生机的。有一次他路过这里，见到一辆损坏了的卡车抛在那儿，发动机已被本地山区农民偷走，只剩下了底盘。路易派了一辆“工合”卡车前往救援，没想到，到那儿时底盘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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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分界线，云雾就逐渐稀薄了。我们的卡车沿北坡缓缓行进。田野上的风很大，树上的叶子已完全脱落，其色彩和气候一样，都与遥远的南方峡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峡谷的厚厚云层中往往显出一种浅淡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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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色的天空下，北方的黄土山丘连绵不断，犹如橙黄波浪起伏，边缘上有红、紫、黄各种颜色。在荒无人烟的山谷底部，白色沙石上成行地长着银羽样的速生树木，天空正中并无半点云雾。饱满的太阳发出暖和的光芒，这是在重庆从去年11月以来未曾见过的。强光在沙土上形成的暖流满溢在无风的山谷中。在来自宝鸡的公路上，有一列装有汽车轮子的马车队迎面而来。这些橡胶轮胎可能是从“无路区”中被抛弃了的卡车上捡来的；也可能是因为日本人禁止中国人使用机动车，于是不得不把卡车拆毁，改装成马车。它们运载的是送去南方的皮毛和原油。当车把式催着骡马加劲爬坡时，长长的鞭梢甩出来的清脆响声在这块颤动着的红土大地上恰好成了最恰如其分的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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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谈到了马车的刹车，就是压在橡胶轮胎表面上的木块。他说，这种刹车法可能是几百年前发明的，原本是给铁皮瓦圈轮子使用的，现在用在橡胶上，对轮胎损害很大，不仅浪费，而且一旦坏了还没法替换。他有些失望地说，这是他在“工合”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他有时会引进一种西式的方法或设计，可没过多久，就会发现有某种他从未想到的、还来不及宣布禁止的古老习惯已偷偷地溜进来搞破坏了。他言语之间的情绪显得有些低落，但在卡车下次停车时，他却拿起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吹着口哨，开始设计用木材做原料的刹车了。他的办法是让刹车皮与轮子的里缘而不是外缘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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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期，当外国记者不被限制从重庆飞往中国共产党边区延安后，他们回来时常常做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国民党就辩解说，延安和重庆在天时、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太大了，在延安，干旱的沙漠气候让最贫穷的人也显得红光满面，而重庆的大雾则会使蒋委员长本人也看起来面有菜色，这种差别本来与政治无关，只是外国人太天真了，受了骗，从中得出了政治性的结论。我从未到过延安，但根据我的记忆，自从离开四川的乌烟瘴气，来到北方的阳光之下时，我就体会到，尽管同是国统区，但秦岭两侧的气候、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却非常大，可见国民党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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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岭分界线下山，阳光之中，任何事物看起来都很美好，好像路易回到北方也感到很高兴，他怡然自得地继续着他那尖锐、辛辣的解说。农舍好像比四川那边陈旧一些，但人的块头却较为高大，面色也较为健康。我们的卡车所过之处，人们都笑呵呵地招手示意。村中的道路都已为迎接旧历新年打扫干净了。在大站双石铺，还有些刚粉刷过的建筑物和新开张的繁忙店铺。屋顶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看来颇为亮丽。在一堵高墙后面有个合唱队，队员都是些青年。我后来得知，本村有个专为官员子弟兴办的私立学校，那些青年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时他们正在唱国民党的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们的发音不错，唱的时候满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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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一路上路易在我耳边叨念个没完的就是他的那个“工合”，好像那就是未来的极乐国度。可是，一到双石铺，我们就遇到了阴霾。路易和我原是打算在这儿住下来的，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把自己仅存的几百美元积蓄寄给了双石铺“工合”，要求他们给他盖间房子。他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家”，对于这个他经常路过的“工合”中心，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一间带壁炉的单间宿舍。一路上，他曾对我吹嘘说，他已是一家之主了，有一个有暖炉的家了。他的要求真是低极了，正如我这个以漂泊为生的人，只消有根手杖就行一样。可是到了双石铺后，我们在“工合”招待所待了两小时，在尴尬的笑声中，真相逐渐显露出来了：他的房屋尚未着手兴建，因为当地“工合”负责人断定，单间对外国朋友的尊严是非常不适当的，于是就用公款给他盖了一座有6个房间的宅子，后来又觉得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房，就把大部分房间分割成几份，由他们自己分掉了。再后来又得知，艾黎先生并不喜欢群居，于是就又计划重建住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行，况且艾黎的钱已经混在这6间房之内了，那就还得动用“工合”公款。看来路易此行是不会有暖炉房子了。可是，对他这么个乐天派来说，这点不便也不是什么事儿，双方笑了笑，我们爬上卡车告别，去翻越去往宝鸡的最后一道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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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县地处秦岭脚下，靠近河西走廊东端。河西走廊西起高原，东过黄河继续向前，与华北沿海大平原相接，乍看起来是战时中国最好的地方了。尽管陇海路正在向西部山区延伸，而且从沿海“无人区”抢运了大批铁轨、枕木，但宝鸡仍是国统区在北方内地的唯一一处铁路枢纽。机车在车场内调动的样子有些可笑，它们呼啸鸣笛，喷出缕缕蒸汽，这是出川旅客遇到的第一个扣人心弦的信号：他们已从孤立的四川走进了另一个具有正常工商业和战时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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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县地域狭长，旧城西端，位于结了冰的渭水和寸草不生的悬崖之间。旧城四周是古代的城墙，城内有若干破败的庙宇和衙门，还有上万个本地人住在里面，他们全都蓬头垢面。从火车站往东是新城，有现代马路，路旁有商店、住宅和工厂，是七八万难民的立足之所。主干路周围比重庆更加城市化，有碎石马路和铺了砖的人行道，路旁还有新栽的行道树和新盖的房子。这儿很少遭受轰炸，银行和大商店甚至还装有大块玻璃窗呢！我们的卡车在黄昏时刻开着大灯进城，光线耀眼。相形之下，县城的灯光就显得很微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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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宝鸡之所以值得羡慕，不仅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其实在这方面，它连某些美国小镇都比不上，更在于这个流亡者的城市是在武汉沦陷前后几个月的沉重压力下兴建起来的，这才是它真正值得骄傲的地方。1938年夏，它是从注定沦陷的临时首都武汉可直达的最西边的火车站。千万户人家、整个的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源源不断地搬迁过来。那年10月，汉口沦陷之际，旧宝鸡城墙和铁路附近的平原上人山人海，到处是牲畜、帐篷、茅屋，到处是装有商品、机器的箱子。当冬季寒风从陡峭的悬崖之间吹来之际，日本人在本年度的进攻行动有望接近尾声，于是，建设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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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以及和他交往的中外人士在汉口创建“工合”时，他们看出来宝鸡的地理位置会使它成为抗战重镇，就动用了第一笔基金来发展这个地区，这笔基金中有国民党政府拨给的500万元法币。在大规模内迁之前，他们从汉口派了一批“工合”指导员到宝鸡。他们还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进行磋商，在危急存亡的日子里，3人都给“工合”做了一些有利的安排。另外，新任宝鸡县长是一个年轻人，对“工合”持友好态度。于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迅速在宝鸡成立了，第二个月份就又建成了好几十个。当时，已有许多饥寒交迫的难民涌入了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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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长尽管忙于兴建宽广的公路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可还有意愿和余力来保护“工合”，使之不受少数将其视为激进运动的政客和厂主干扰。也许“工合”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一小撮人从私利考虑，也想先弄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动向再做打算。在此期间，他们愿意把生意让给任何傻瓜。等我到了宝鸡的时候，那一带已有70多个工合组织，工人有5000多名。他们纺织棉毛布匹，制造皮革和皮鞋等皮制品。另外，还打绳子、做肥皂、烧炭，制造其他多种商品。服务行业则有木匠合作社、铁匠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宝鸡的“工合”联社有个供销处专司批发商品，在宝鸡的主干道上则设有零售商店若干。联社还为社员子弟办了一座小学，并为成人开办了多所夜校和一家卫生所。它还开设了一个银行和一个消费合作社，社员能够用批发价买到“工合”外出产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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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成都来宝鸡的卡车上，我得知“工合”的计划说起来极为简单：每当“工合”总部的指导员来到一地，他们就会调查研究一番，看哪里有由战争造成的失业，哪里有未经满足的市场，哪里有可资利用的原料，然后，他们就办企业来填补空白，并在“工合”成员中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不足部分由“工合”总会借贷，倘有可能还会向国有或地方银行贷款。一旦有了足够数目的基层合作社，就成立联社，经营批发或其他服务性业务。联社每年能得到一部分政府资助，更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海外救济款，余款由“工合”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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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层“工合”需有7名以上成员，每一成员至少要投一份股金。只有“工合”成员有权入股，每人持股比例最多为四分之一。工资与工时由全体会议表决确定。无论持股比例大小，每人只有一票表决权。日常工作由普选负责人担负。合作社要经常召开评议会制订计划，解决问题。任何成员或负责人倘有失职、欺骗或其他“反合作”行为，都必须由多数表决开除。社员需要住在一起的情况是常有的，于是就要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宿舍和食堂。委员会的成员有的有补贴，有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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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利润分配完全由社员在年底投票决定，但指导员会劝告社员将五分之一的利润上交，其中一半用来改善本社成员的卫生和其他生活条件，另一半上交联社作为运营资金；其余五分之四的利润则全由社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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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抵达宝鸡的第一个晚上，“工合”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被安顿在“工合”区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家中。卢家在宝鸡城区的尽头。我们走过满地是垃圾纸屑的街道，路过装潢艳俗的店铺，然后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环境：墙壁粉刷得雪白，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具朴素而引人注目。这一切使人像走进充满进口家具的教会和港口一样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里并无任何进口货，连新式的建筑格局也是本土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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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随路易视察了10多个“工合”基层单位，得到了同样深刻的印象。我们所到之处都很整洁有序。社员们可能事先知道他要来，所以早有准备，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因为无论是在一列窑洞、一座破庙还是在一组席棚里，凡有“工合”标记之处都洋溢着精气神，和肮脏的本地居民、冻馁的穷苦难民、浮夸的富裕流亡者的聚居区都截然不同，这是一种低调而忙碌的工业气氛。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小心谨慎、方向明确、一丝不苟。总之，要给这种精神下个定义可不那么容易，尽管它就像“工合”徽章一样引人注目。徽章是由艾黎亲自设计的。他把基督教青年会的三角形标志和汉字“工合”融合在一起。所谓“工合”，就是“一起工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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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的机器大部分是家庭作坊木器，或由前方托运来的金属制品，其中有些配上了木质部件，经过上油打磨，看来和刚进口的新机器设备一样。厂房和生活区都粉刷、打扫得一尘不染。老建筑经过改造后，阳光和通风条件都改善了。车间有指导员贴出的标语和图表，还有社员悬挂的趣味装饰画。宿舍里，每张床边的各种卫生盥洗用具都摆得整整齐齐。在这里，不讲个人卫生是一种“非合作行为”，是可以在评议会上批评的。社员身穿简单的棉制服，这本身就是新气象。人们微笑着，信心十足，还有些羞怯地流露出一点骄傲的神情。很明显，他们正在建设一种与渝宝路上所见的贫困状况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工合”商店里摆着质地良好的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对“工合”运动的解说比路易和指导员们的讲话、图表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