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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之所以心怀恐惧，疑虑重重，真正原因在于“工合”采取和制定了在美国本会赢得称赞的进步手段与目标，诸如改善劳动卫生条件、加强教育、增进社会服务等。还由于“工合”号召工人自己团结起来，组成民主合作，以争取实现个人福利，而不是等着父母官的恩赐。这种号召在政治上是爆炸性的。在国统区，任何种类的独立社团，一旦显示出优越性便会扩散，成为要求各种类型联合与团结的连锁反应。这恰恰足以把国民党精心营造的、藏污纳垢的大厦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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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由于“工合”建立了地区机构而对它进行打压，但国民党并不完全毁掉“工合”。1941年时，它的态度只是明显不赞成，但似乎还不愿把“工合”组织消灭掉，甚至没有将拨款掐掉。显然，这是因为害怕有碍国际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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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是通过重庆总会来控制“工合”的。总会完全是个官僚机构，一切领导职位均由官方委任。政府通过一再“改组”、调整委员会的办法便可以制造混乱。在我能持续了解“工合”情况的这一段时期，一年内至少发生过一次改组，于是，任何长远打算就都谈不到了。况且“工合”运动的整个管理层都已渗透了大批国民党中央的亲信和亲信的亲信，他们的目的是阻碍工业繁荣和社会团结。非国民党中央亲信的人要么在威逼下遭到排挤，要么被利益诱惑另谋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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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除非合作社获得成功，国民党并不会采取行动。宝鸡“工合”之所以遭到那么多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前两年它们发展得太快了。后来，它们明显不景气了，国民党的压力也就减小了。后来几年，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地方“工合”只要没做出什么真正说得上改革的成绩来，就不会引起官方警惕，有时甚至还能拿到点资助，接下来便又是套上金箍任其苟延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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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效的伎俩，因为在长期的逐渐萎缩中，“工合”的赞助人很难一下子断定前途无望。“工合”中最优秀的成员都是理想主义者，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参加进来。运动的停滞势头是逐渐显现的，这就使他们心存幻想，或许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他们的“工合”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他们留了下来，小心翼翼，尽量不开罪于国民党，而他们自己也被国民党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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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工合”的另一个制裁手段是在经济上压制。在预算上虽然还有给“工合”的资助，但数量的增长却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脚步。1941年，每月拨付的经营费不过8000美元，其中还有3000美元被重庆的官僚总部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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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重庆的银行也按通常商业贷款利息给“工合”地区机构和基层合作社放款，但是越来越难拿到款项。私营工商业者为了破坏“工合”，私下里与一直联系密切的银行家们串通一气。即便得到了贷款，“工合”也会碰到物价迅猛上涨的困难。这是任何投身制造业、不愿囤积居奇的团体所必然遇到的困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会把原料价格抬高，这让他们感到，只消把原料再卖出去就可以赚钱，制造产品不过是浪费精力和金钱罢了。同时，在购买原料、出售成品时，“工合”也与私营工商业一样，越来越听任官方垄断企业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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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其他所有办法都无法削弱“工合”，国民党就会掏出它最拿手的政治武器——戴上共产党的帽子。那些投机分子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强加于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例如，蒋委员长的侄子骑马外出，在西安附近视察“工合”时不慎落马伤了颈骨，有人竟会据此造谣，说这是“工合”与共产党的联合阴谋，还说马是共产党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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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分子借口反共，曾给一家印刷厂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合作社承印了某市政府的订单，负责人拒绝行贿，竟遭逮捕。于是，全体社员都跑去监狱门前整夜仰面大哭，像上坟一样。索贿官员被出了这样一番洋相后，只得把负责人放了。可是为了挽回面子，又逮捕了两名大哭的人，也说他们是共产党。“工合”每次遭受一次亲共的诬蔑，就在招工和申请贷款上增加了一层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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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宝鸡县县长是个进步分子，他在“工合”开创阶段曾对其大力支持。比起前述刁难“工合”的事情，国民党对他的态度更清楚地说明了它对一切改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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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县长曾被逐出宝鸡达一年之久。倘使他只是致力于表面的现代化，专事筑路造林，就会讨国民党喜欢，也能保住“乌纱帽”。可他却试图改变旧的税收、征兵、拉夫的办法。他禁止把征收农业税的权力包给商人，因为他们比普通税吏更加贪得无厌。他把手伸得太长了，当地的地主和顽固派都成了他的仇人。为了把他赶走，他们贿赂了本县远郊的一些农民，要他们种植鸦片，然后就向上级告发，说县长有意纵容。当他抗辩说这是诬告时，西安的上级就劝他转去陇海路做一份待遇更高、事务不繁的差事。取代他的就是“实验工厂”事件里那位戴黑帽子的县长。此公到任后连修路这些表面文章都不干了。我到宝鸡时，东门外大街上的建筑材料已堆积在那里一年多了，一直原封未动。政治犯却有增无减，有时“工合”的人也难幸免，这就可以说明县领导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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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对“工合”的后半句总结是：人民生活太苦，1000年前便该实行。这在目前可能更加切中时弊。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在走向革命的途中。尽管我还没听说哪个政府像国民党这样腐败，但其中许多国家同样对改革没做好准备，与中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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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工合”是一种可以在劳动人民中自行展开的运动，可实际上它却是一场必须自上而下加以教化的改革，特别是在肇始之际。出身于农民的工人，经过几十年贫困日子的折磨，养成了一种近乎迷信的胆怯和保守习性，你也可以称之为“愚昧”。他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即便对自己有利也不放心。“工合”指导员在农村工作往往遭遇敌意，因为农民们怀疑他们是政府派来的密探，搜集当地情况是为了加税。就算在农民中间搞起来“工合”后，他们的工作也会被充满无知恐惧以及沉重又黑暗的传统拖住。例如，厂房有时建好了，却开不了工，因为工人怕把本村的风水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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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手工业者中，“工合”组织同样会遇到重重困难。他们为了适应“丛林法则”，为了自保，固守着一套非常顽固、狡诈、自私的传统。在宝鸡，我遇见过几个典型事例。有个制鞋社，选了个较为年长的负责人。他开过作坊，比其他社员技术高超，他赶走了3名社员，把人数降低到“工合”规定的7人以下，对留下的几个孩子肆意虐待，拳打脚踢。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合作社，就变成了牟取私利的血汗作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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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中国腐朽了的过去沿袭下来的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一旦教育和工业发展起来，这些坏传统即使不毁灭，也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逐渐消失。真正需要的是那么一批人，他们能耐心地向人们解说，善于启发诱导，引人兴趣，巩固信心。由于“工合”付给的薪金微薄，这些男女必须透彻了解它的宗旨、动机和它在本国历史中的地位，才能安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必须熟悉西方现代思想，必须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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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用一代人的时间究竟能培养出多少进步的、西化的公民呢？我怀疑连一座小城市也不够用。尽管“工合”在日军侵华时期名声大振，但也只不过吸引了不足千名上述这样的人才。即便在战争最残酷血腥的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也只能找到100多名医生投身于薪酬微薄的爱国事业。这样的医生在国统区真是太需要了，而几乎所有留洋的中国医生都是自己开诊所药店，或留在沦陷区。再拿民盟来说，马歇尔将军曾承认它是中国的自由的第三党派，还曾延请民盟领袖在国共两党间斡旋调停。1946年是民盟声誉最高的一年，但它当时在全国最多不过有2万名党员，可能连1万名都不到。国民党内受过西方教育又能洁身自好的官员屈指可数，连10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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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统治阶级若想再度掌握全国政权，看来唯有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一条途径了；那么，我似乎也就不必忝费笔墨来描写他们的无能了。可是我还是决定写，一部分原因在于，这关系着未来美国的对华态度。本书付梓之际，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依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建议美国支持流亡台湾地区或潜伏大陆的前上层阶级。我确信，如此行为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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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探讨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看出，之前统治着中国的少数人的真实行为，与美国人对他们的认识大不相同。这二者间的差距说明，美国特有的那种“人类形态学”是我们对外事务中的一大障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总是以己度人。看见外国人会说流利的美式英语、熟悉美国的生活习惯时，我们就会设想，他们的思想也与我们一致。只要注意到某国在购买美国汽车、飞机和其他物品，我们就觉得他们在各方面都要现代化起来了。国民党所以能得到那么多的美国援助，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委派宋子文、宋美龄这样表面美国化、骨子里还是老一套的中国人和我们打交道。宋子文会像美国商人那样穿一身哔叽料子西服，而宋美龄则访问过我们的卫斯理文理学院。于是天真的美国人就相信，中国一定到处都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中国复制美国式的社会。习惯于如此想问题的人在美国大有人在，用不着我来一一点名了。近来还有那么一股风，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会打棒球，因此他们也即将民主了。这股风也是美国失败的部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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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成一个美式社会是永不可能的，因为中、美两国在阶级分布的规模和性质上的差别太大了。美国所拥有的，美国人珍视的一切，包括民主政府、由私人利益推动完成的相对文明的工业化、坚如磐石的基督教传统，都源于西欧和北美几百年的发展史，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美国式社会之所以能建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它必须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以实现公众福利，又有足够的教育以运用美国文化中日益复杂的思想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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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的平均城市化率超过四分之三。换言之，20万人中至少有15万人生活在城镇里，只有5万人靠务农生活。另外，无论城乡，几乎所有成人都能读书看报，能够参与选举，在需要时也可以进行公共活动。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实际能达到或超过的至少有一半。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高中毕业生，十分之一上过大学，至少有一半毕业。在这20万人口中，扳着指头粗略一数就能知道，上过大学、有条件走上高位的人数不下2万人。实际上，文化教养高深、有机会成为领导人的美国人总数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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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国民党社区这边，哪怕是要达到与美国勉强可以比较的程度，人口结构方面也必须发生根本改变。在中国，几乎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假设一个城市有15万人，那么城外就会住着60万农民，而不是美国的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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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多是文盲，或是识字很少的半文盲。国民党经常宣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已经识字，但就我在若干农村所见，能供给子弟学会3000个汉字（读报水平）的农民是极少的。他们的常识也非常少，有些文字能读出来却不懂意思。他们对本乡以外的事情的兴趣，甚至还比不上美国三四年级小学生对世界大事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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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0%的城镇居民和其他非农业人口中，教育状况又是如何呢？国民党的统计数字看起来也是夸大的。国民党将军为了面子和军费，总是喜欢谎报军情，虚报战绩；而学校也和他们是一个德行。太平洋战争时期，我曾在中国若干省份做过调查研究。根据我的材料估计，在国民党治下的一般社区，只有非农业成年人的半数和成年农民的十分之一具有日常读报所需的识字程度。上过中学的人在识字人群中不到一半，在所有成年人中更是不到5%。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初中，即能够了解一般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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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之少简直不可想象。在一个75万人的社区中——当然，不是最发达的地域——我认为，最多有1000人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留学欧美、扎扎实实学习过西方思想的或许只有10多个人，而在美国同等大小的社区中，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会有1万到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