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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都是我个人的猜想，可能标准有些严苛。中国少数半现代化的大城市教育远为先进，上述数字并不适用。但我仍觉得，这比某些美国人的幻觉更真实些。在这种幻觉中，中国到处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一旦国民党利用美国援助的资金和武器巩固了政权，他们便会推动中国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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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是知道，中国潜在的西方化公民和官员是如此稀少，你只不过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即便在这少数人里，也大多不能摆脱社会背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力求进步时，往往会产发生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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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种背景之前，我想解释一下我笔下“封建”这个词的含义。我之所以选中这个词，是由于它最简洁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传统状况，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无关。大多数学者不把中国社会叫作封建社会，因为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有很大的差别。在中国，土地一直是可以买卖的；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土地只能从领主那里获得。中国没有完全的农奴，佃户破产时可以抛弃土地，外出流浪。中国人的家族遗产是分给所有成员的，而非欧洲封建制度那样只传给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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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用这个词依然不乏恰切之处。大多数农民一向就是农民，一向就被贫困牢牢地捆在他们的土地上，这和欧洲农奴被封建义务捆在土地上没什么区别。近几十年，日益增多的农民变成了佃农，要向地主交租，这和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向贵族纳贡一样。中国没有经商的中产阶级，现代工商业均被一小撮富有的地主及其亲友垄断，这也是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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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层社会的形态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沿袭下来的。地主住在自己的庄园里。这些庄园或在县城内，或在大片肥沃的平地中，都有院墙把他们连同家属围在里面，形成了小小的安乐窝。在西方势力侵入前的若干世纪中，富人与农民之间虽不像现在一样贫富悬殊，但社会隔绝的距离是巨大的，界限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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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领域一样，政权也是全为一小撮地主所垄断。农民出身的学者虽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但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是阶级性的，主要是独裁的，靠上级委派亲信来施政。由于地主阶级及其亲友一直掌握着政权，永远不受挑战，他们就以为可以千秋万代了。他们觉得可以任意把政权当成玩物，把施政当成儿戏。政权永远是用阴谋诡计行使的，有时这就是那种错综复杂的所谓“关系”的必然结果。任何人都知道，在一种没有公开安全保障的社会中，获得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搞阴谋、拉“关系”。有时竟出现了那么一种现象：为阴谋而阴谋，为关系而关系，权谋本身简直就是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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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阶级永远占有土地，以此为基础，他们的经济优势同样固若金汤。除土地之外，他们不懂还有别的价值标准。他们知道周围有众多的农民，从佃户的村子、贫瘠的农田直到沼泽、沙漠、连绵群山，到处都有农民，这是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唯一事情。身居地主外围的大众有个传统的称呼：“老百姓”。老百姓太多了，权贵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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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衡量财富的首要标准是土地，而金钱只是次要的，那么钱就只不过是玩具。农民的欠款和地租当然是土地财富的一部分，不可小看，但在上层阶级内部，货币往来并不重要，钱财本身只是一种符号，如同棋盘上的卒子，借出多少钱又收回来多少远不如“关系”重要。有了“关系”就有了钱，钱是在“关系”中易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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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层阶级的态度在当代依然明显，甚至在改革运动中也不例外。宝鸡“工合”的卢主任是个务实的人，1941年，他是“工合”组织中最先进的现场指挥员，可他的下属却议论纷纷，说他掌管的公款实际上是他个人关系的一堆乱麻；除他自己之外，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专项拨款可以挪为他用，或者放了高利贷；他把账目从一个合作社到另一个合作社倒来倒去（这种做法，无疑是会吓坏任何一个西方会计师的）；卢主任对由他经手发往基层“工合”办事处的款子，总要先在自己这一层压一阵子，然后再转下去。几年之后，我认识了一些民盟的人，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情况，说明有的民盟组织也存在公私不分的问题，资金账目除了当事人谁也搞不清楚。政治团体也与资金账目一样犬牙交错，原因自然是私利，有时则完全是出于习惯。国民党就是这方面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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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阶级周围的农民是很多的，就此而论，上层阶级的传统地位看似稳如泰山，实则危如累卵。权贵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筑起高墙，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说，是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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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安全保障中，最突出的部分——也是最可能产生反作用的部分——就是冷酷无情的阶级对立关系。这在人为扩大的灾荒中表现得最清楚。恐惧心理可以解释地主们的无所不为。他们知道，受自己残害的人比自己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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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上层阶级也像某些西方殖民者一样，极其推崇享清福。他们把参加体力劳动或不舒适的生活看成丢脸的事，建立起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与老百姓截然分开。在我所认识的“工合”指导员中，有些人明知他们必须从工人中获得良好的威望，可还是放不下架子，不肯参与“工合”的体力劳动。后来，在美国协助国民党作战期间，一位美军军官生气地对我讲：有些中国同僚谈吐不凡，像是聪明能干的领导者，很明白封建军队的作风和弱点，但是一到过河的时候，他们却不像美国军官那样自己涉水，而是让劳工或勤务兵把自己背过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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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来说，更加吓人的是特权阶级用文字塑造的偶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有种迷信习俗一直保留到现代：有字的纸是神圣的，只能焚毁，不得当手纸使用。中国有一项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尊重学者的态度在西方常是引人羡慕的。但中国的旧学问大都是抽象哲学，文章本已烦冗，人们却还要在故纸堆里一再雕琢，于是学问就越发地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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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并不难说，外国人不用多久即可大致与中国人聊天，但中国的文字却比较难学。中国人学会读写方块字非用几年工夫不可，而外国人学会用音标拼写的中文却只需用几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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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汉字难学排外的特点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作用：它将一整套行为、思维模式强加在识文断字的精英阶层之上。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仍有一种普遍倾向，认为读写本身就是能事，文字与真相并不总是需要相符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文字被人写过、读过、说过，便拥有了独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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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争论为例，凡事一经出口，人们就认为其中必定有实情的部分。在争论过程中，凡所说事实均必须与引起争论的原始事实划为同类。即便你明知对手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即便他也知道你看出了他的破绽，但你依然不能指责他在撒谎。你要讲策略：先把他的话接受下来，假装它是真的，然后把真话掺进去。这便是中庸。事情可以这么办，因为这场争论原不需要揭露事实；其目的原只在于达成妥协，搞好关系。如果这种妥协能使双方满意，就无须再去追究确切的事实了。语言不被当作表述观察结果的手段，而只是策略或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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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类事情各国都有，各种语言都有，但中国的上层阶级却把这套把戏搞得登峰造极，非同凡响。无疑，中国文字的难学排外是一部分原因。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虽然大部分很抽象，但永远有足够的个性和生命。在空话连篇上，当代最伟大的楷模莫过于国民党了不起的发言了。这类发言说国民党有能力行使政权、坚决抗日、打赢内战、重建国家。其实除了在演讲稿和书本里，这些话没有任何事实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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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中国上层阶级早已形成了一种单纯接受符号而不顾及事实的习惯，随之而来的还有“面子”的观念。对于支配现代西方日常生活的活动，中国人过去没怎么见过。不下地的人们大多忙于日用品如衣服、家具、陶器等行业。全国性的贸易品有茶、盐、调料、水产、干货和各种餐具。整个中国，各行各业都带有家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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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西方是工业社会，上层建筑包含大宗贸易、非人格化政府、机械化战争、科学、法律、医药、卫生等行业，不仅让中国围绕家庭展开的文化相形见绌，而且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在这些价值观中，“注重实效”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对一样东西常要追求它实用廉价，而非不惜巨资迎合高雅的品位。我们看中一个人的才干，而不是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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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务而言，我们西方人可能有了新的观念和方法，因而稍逊一筹。近来一个时期，富有的中国家庭与相似的西方家庭相比，在衣、食、住各方面可能还要更为享受。但是，为了使这种由我们发展起来的复杂文化充分发挥作用，西方新的价值标准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的上层阶级却长期死抱住一种家庭主妇式的坏习气不放。这种属性可以用“面子”加以概括。一个有面子观念的家庭妇女可以从穿着打扮上辨识出来。她一切力求考究，哪怕是远超丈夫的经济能力。她的客厅摆满装饰品，可家里的一切却偏偏都不许人用。她只重视表面，而忽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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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旧上层阶级的传统中，“法”是不存在的，凡事只需靠耍手腕和搞“关系”。他们总是喜欢从“面子”的角度看待西方的发明创造、风俗习惯。这和他们把中国的政治、钱财、语文都搞成玩物的做法并无二致。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致使他们把学习、采用外国的技术规则视为大大的丢脸，好像那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和乡民一样无知。末代皇帝溥仪干过一件事，堪称典型案例。1920年，当时他被软禁在紫禁城里，有人送了他一辆汽车。汽油用完，司机跑掉之后，他就让一批苦力推着车在宫里转悠，他坐在车里倒也颇为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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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中国上层阶级重视西方新事物，不是因为内在价值或者实际用途，而是因为拥有西方新物品能提高声望。例如，一个新潮的西式家庭买了个带飞机图案的喷雾器，家族的声望似乎就高了。这样，大省城里的百货店就都带上了成人玩具店的色彩。只要在中国做买卖，你就会听到汽车推销员跟你这么说：新座椅、新喇叭对销量的帮助比优质发动机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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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西方的思想也一直是被当作玩具对待的。以“民主”这个词来说，引入中国多年依然有人音译成“德谟克拉西”。这串怪里怪气的字会使说它的人显得特别西方化、现代化，特别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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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用来对待家务，说不上害处有多大，但中国的旧上层阶级却经常用它来治理国家、指挥战争。一座城市不搞垃圾处理设施，而只张贴新生活运动标语，如此就算理论上的卫生城市了。一支军队，不加强训练，不善待士兵，却用纸张泥巴糊个假“马其诺防线”，如此就算加强战斗力了。国民党以为，自己的军队有了美国武器，如此便不必加强其他方面了。美国武器这块招牌光彩夺目，真了不起！一项政治或军事措施严重失当，后果实在无法掩盖，当局却觉得只需制定新条令，防止未来出现“泪滴问题”，就足以粉饰过去的失败、挽救丢掉的面子了。当然，新条令也是有象征性的期限的，但为政府挽回面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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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省事的、找捷径的习惯，以假想代事实的风气，对名声的过分看重，无论上层阶级做什么事情，它们都如跗骨之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大骂中国人全都不讲信用，愤然离去，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这种“一刀切”的批评当然不公正。可是，说实在的，这种坏影响既在中国反动分子中存在，也在中国进步分子的思想中存在。这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必然由思想表现为言论，最后见诸行动。“工合”可以在纸面上存在，与国民党纸面上的胜利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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