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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工合”是一种可以在劳动人民中自行展开的运动，可实际上它却是一场必须自上而下加以教化的改革，特别是在肇始之际。出身于农民的工人，经过几十年贫困日子的折磨，养成了一种近乎迷信的胆怯和保守习性，你也可以称之为“愚昧”。他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即便对自己有利也不放心。“工合”指导员在农村工作往往遭遇敌意，因为农民们怀疑他们是政府派来的密探，搜集当地情况是为了加税。就算在农民中间搞起来“工合”后，他们的工作也会被充满无知恐惧以及沉重又黑暗的传统拖住。例如，厂房有时建好了，却开不了工，因为工人怕把本村的风水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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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手工业者中，“工合”组织同样会遇到重重困难。他们为了适应“丛林法则”，为了自保，固守着一套非常顽固、狡诈、自私的传统。在宝鸡，我遇见过几个典型事例。有个制鞋社，选了个较为年长的负责人。他开过作坊，比其他社员技术高超，他赶走了3名社员，把人数降低到“工合”规定的7人以下，对留下的几个孩子肆意虐待，拳打脚踢。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合作社，就变成了牟取私利的血汗作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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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中国腐朽了的过去沿袭下来的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一旦教育和工业发展起来，这些坏传统即使不毁灭，也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逐渐消失。真正需要的是那么一批人，他们能耐心地向人们解说，善于启发诱导，引人兴趣，巩固信心。由于“工合”付给的薪金微薄，这些男女必须透彻了解它的宗旨、动机和它在本国历史中的地位，才能安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必须熟悉西方现代思想，必须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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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用一代人的时间究竟能培养出多少进步的、西化的公民呢？我怀疑连一座小城市也不够用。尽管“工合”在日军侵华时期名声大振，但也只不过吸引了不足千名上述这样的人才。即便在战争最残酷血腥的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也只能找到100多名医生投身于薪酬微薄的爱国事业。这样的医生在国统区真是太需要了，而几乎所有留洋的中国医生都是自己开诊所药店，或留在沦陷区。再拿民盟来说，马歇尔将军曾承认它是中国的自由的第三党派，还曾延请民盟领袖在国共两党间斡旋调停。1946年是民盟声誉最高的一年，但它当时在全国最多不过有2万名党员，可能连1万名都不到。国民党内受过西方教育又能洁身自好的官员屈指可数，连10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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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统治阶级若想再度掌握全国政权，看来唯有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一条途径了；那么，我似乎也就不必忝费笔墨来描写他们的无能了。可是我还是决定写，一部分原因在于，这关系着未来美国的对华态度。本书付梓之际，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依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建议美国支持流亡台湾地区或潜伏大陆的前上层阶级。我确信，如此行为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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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探讨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看出，之前统治着中国的少数人的真实行为，与美国人对他们的认识大不相同。这二者间的差距说明，美国特有的那种“人类形态学”是我们对外事务中的一大障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总是以己度人。看见外国人会说流利的美式英语、熟悉美国的生活习惯时，我们就会设想，他们的思想也与我们一致。只要注意到某国在购买美国汽车、飞机和其他物品，我们就觉得他们在各方面都要现代化起来了。国民党所以能得到那么多的美国援助，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委派宋子文、宋美龄这样表面美国化、骨子里还是老一套的中国人和我们打交道。宋子文会像美国商人那样穿一身哔叽料子西服，而宋美龄则访问过我们的卫斯理文理学院。于是天真的美国人就相信，中国一定到处都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中国复制美国式的社会。习惯于如此想问题的人在美国大有人在，用不着我来一一点名了。近来还有那么一股风，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会打棒球，因此他们也即将民主了。这股风也是美国失败的部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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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成一个美式社会是永不可能的，因为中、美两国在阶级分布的规模和性质上的差别太大了。美国所拥有的，美国人珍视的一切，包括民主政府、由私人利益推动完成的相对文明的工业化、坚如磐石的基督教传统，都源于西欧和北美几百年的发展史，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美国式社会之所以能建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它必须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以实现公众福利，又有足够的教育以运用美国文化中日益复杂的思想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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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的平均城市化率超过四分之三。换言之，20万人中至少有15万人生活在城镇里，只有5万人靠务农生活。另外，无论城乡，几乎所有成人都能读书看报，能够参与选举，在需要时也可以进行公共活动。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实际能达到或超过的至少有一半。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高中毕业生，十分之一上过大学，至少有一半毕业。在这20万人口中，扳着指头粗略一数就能知道，上过大学、有条件走上高位的人数不下2万人。实际上，文化教养高深、有机会成为领导人的美国人总数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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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国民党社区这边，哪怕是要达到与美国勉强可以比较的程度，人口结构方面也必须发生根本改变。在中国，几乎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假设一个城市有15万人，那么城外就会住着60万农民，而不是美国的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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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多是文盲，或是识字很少的半文盲。国民党经常宣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已经识字，但就我在若干农村所见，能供给子弟学会3000个汉字（读报水平）的农民是极少的。他们的常识也非常少，有些文字能读出来却不懂意思。他们对本乡以外的事情的兴趣，甚至还比不上美国三四年级小学生对世界大事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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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0%的城镇居民和其他非农业人口中，教育状况又是如何呢？国民党的统计数字看起来也是夸大的。国民党将军为了面子和军费，总是喜欢谎报军情，虚报战绩；而学校也和他们是一个德行。太平洋战争时期，我曾在中国若干省份做过调查研究。根据我的材料估计，在国民党治下的一般社区，只有非农业成年人的半数和成年农民的十分之一具有日常读报所需的识字程度。上过中学的人在识字人群中不到一半，在所有成年人中更是不到5%。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初中，即能够了解一般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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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之少简直不可想象。在一个75万人的社区中——当然，不是最发达的地域——我认为，最多有1000人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留学欧美、扎扎实实学习过西方思想的或许只有10多个人，而在美国同等大小的社区中，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会有1万到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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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都是我个人的猜想，可能标准有些严苛。中国少数半现代化的大城市教育远为先进，上述数字并不适用。但我仍觉得，这比某些美国人的幻觉更真实些。在这种幻觉中，中国到处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一旦国民党利用美国援助的资金和武器巩固了政权，他们便会推动中国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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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是知道，中国潜在的西方化公民和官员是如此稀少，你只不过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即便在这少数人里，也大多不能摆脱社会背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力求进步时，往往会产发生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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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种背景之前，我想解释一下我笔下“封建”这个词的含义。我之所以选中这个词，是由于它最简洁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传统状况，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无关。大多数学者不把中国社会叫作封建社会，因为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有很大的差别。在中国，土地一直是可以买卖的；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土地只能从领主那里获得。中国没有完全的农奴，佃户破产时可以抛弃土地，外出流浪。中国人的家族遗产是分给所有成员的，而非欧洲封建制度那样只传给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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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用这个词依然不乏恰切之处。大多数农民一向就是农民，一向就被贫困牢牢地捆在他们的土地上，这和欧洲农奴被封建义务捆在土地上没什么区别。近几十年，日益增多的农民变成了佃农，要向地主交租，这和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向贵族纳贡一样。中国没有经商的中产阶级，现代工商业均被一小撮富有的地主及其亲友垄断，这也是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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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层社会的形态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沿袭下来的。地主住在自己的庄园里。这些庄园或在县城内，或在大片肥沃的平地中，都有院墙把他们连同家属围在里面，形成了小小的安乐窝。在西方势力侵入前的若干世纪中，富人与农民之间虽不像现在一样贫富悬殊，但社会隔绝的距离是巨大的，界限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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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领域一样，政权也是全为一小撮地主所垄断。农民出身的学者虽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但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是阶级性的，主要是独裁的，靠上级委派亲信来施政。由于地主阶级及其亲友一直掌握着政权，永远不受挑战，他们就以为可以千秋万代了。他们觉得可以任意把政权当成玩物，把施政当成儿戏。政权永远是用阴谋诡计行使的，有时这就是那种错综复杂的所谓“关系”的必然结果。任何人都知道，在一种没有公开安全保障的社会中，获得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搞阴谋、拉“关系”。有时竟出现了那么一种现象：为阴谋而阴谋，为关系而关系，权谋本身简直就是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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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阶级永远占有土地，以此为基础，他们的经济优势同样固若金汤。除土地之外，他们不懂还有别的价值标准。他们知道周围有众多的农民，从佃户的村子、贫瘠的农田直到沼泽、沙漠、连绵群山，到处都有农民，这是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唯一事情。身居地主外围的大众有个传统的称呼：“老百姓”。老百姓太多了，权贵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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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衡量财富的首要标准是土地，而金钱只是次要的，那么钱就只不过是玩具。农民的欠款和地租当然是土地财富的一部分，不可小看，但在上层阶级内部，货币往来并不重要，钱财本身只是一种符号，如同棋盘上的卒子，借出多少钱又收回来多少远不如“关系”重要。有了“关系”就有了钱，钱是在“关系”中易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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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层阶级的态度在当代依然明显，甚至在改革运动中也不例外。宝鸡“工合”的卢主任是个务实的人，1941年，他是“工合”组织中最先进的现场指挥员，可他的下属却议论纷纷，说他掌管的公款实际上是他个人关系的一堆乱麻；除他自己之外，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专项拨款可以挪为他用，或者放了高利贷；他把账目从一个合作社到另一个合作社倒来倒去（这种做法，无疑是会吓坏任何一个西方会计师的）；卢主任对由他经手发往基层“工合”办事处的款子，总要先在自己这一层压一阵子，然后再转下去。几年之后，我认识了一些民盟的人，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情况，说明有的民盟组织也存在公私不分的问题，资金账目除了当事人谁也搞不清楚。政治团体也与资金账目一样犬牙交错，原因自然是私利，有时则完全是出于习惯。国民党就是这方面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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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阶级周围的农民是很多的，就此而论，上层阶级的传统地位看似稳如泰山，实则危如累卵。权贵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筑起高墙，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说，是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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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安全保障中，最突出的部分——也是最可能产生反作用的部分——就是冷酷无情的阶级对立关系。这在人为扩大的灾荒中表现得最清楚。恐惧心理可以解释地主们的无所不为。他们知道，受自己残害的人比自己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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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上层阶级也像某些西方殖民者一样，极其推崇享清福。他们把参加体力劳动或不舒适的生活看成丢脸的事，建立起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与老百姓截然分开。在我所认识的“工合”指导员中，有些人明知他们必须从工人中获得良好的威望，可还是放不下架子，不肯参与“工合”的体力劳动。后来，在美国协助国民党作战期间，一位美军军官生气地对我讲：有些中国同僚谈吐不凡，像是聪明能干的领导者，很明白封建军队的作风和弱点，但是一到过河的时候，他们却不像美国军官那样自己涉水，而是让劳工或勤务兵把自己背过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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