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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大部分学校都不得不废弃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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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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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农民太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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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慈禧太后，作为在末代皇帝溥仪之前君临天下的女人，在内心里，她无疑是恐惧而疑惑的。在她看来，挪用海军经费建一艘石舫，置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万寿山下是理所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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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路易·艾黎正打算从宝鸡返回双石铺。他要安排好住宅动工事宜，然后远行去西北的天水、兰州等地。在重庆记者招待所时，曾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申请去西北旅行的区域太广，那么通行证最多只会批到成都。国民党是不愿让一大批外国人去西北的是非之地的。自从封锁中国共产党的钳子夹紧以来，没有哪个外国记者曾被批准去西北边区。我后来发觉，其实没有人真的去试探国民党，看它到底肯不肯批准外国记者去西北。所以当路易约我同行时，我手头却没有去天水和兰州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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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铺“工合”为路易安排了几个窑洞，代替他那命途多舛的住宅，他答应我说愿意在那儿住多久都行。3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又爬上了一辆老掉牙的“工合”卡车，重新在川陕边界的群山中颠簸起来。路易在双石铺待了10天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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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宝鸡时跟着路易到处视察，一直到双石铺工业合作社。他就像一台永动机，当他慢步跨过山坡时，身上的旧内衣和老羊皮袄简直把他短小精干的身躯完全裹了起来；在其他时候，他经常出来进去、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地看个没完；有时围着一个地方转来转去，捅一捅，瞄一瞄；有时即便相机里没有胶卷也要给工人照相，因为工人知道自己的劳动被记录下来时是会感动的、高兴的。他总是大声用汉语解说、批评、建议。有时专对我用英语调侃或者解释：“来看看这个了不起的茅坑吧，刚挖好的，就在水井边上。有笔贷款好像不见了。小事一桩，我一会儿就处理完。等会儿提醒我，要他们把茅坑换个地方。”……“这些家伙，制服偏要跟宝鸡‘工合’的规定样式不同，还有脸笑，难道是什么好笑的事吗？做不到标准化，就办不成大企业”……“他们有人问，为啥不在双石铺办一家工合的银行？是要自己跟自己借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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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不停地工作。晚上我们住在“工合”学校的教室里，因为他的窑洞还没有安排好。“工合”会员不断带着问题过来找他，他一个一个接待，还把珍贵的咖啡端了出来。然后，他给重庆总会和7个地区办事处写了建议信。他一封接一封地写着，苦笑着承认，其中有不少信只是自己的备忘录罢了。旅途中，他经常找出一些留在“待办”卷宗里的旧信，按信中的建议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然后再将信中要点报告给有关部门。当他继续旅行下去，来到这些有关部门时，又会找出后来自己写而未发的信，作为进一步处理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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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他把信一一写完，“工合”学校的学生都离开了校园，他的注意力也很少离开“工合”。当他就寝、起床、刮脸、吃饭时，总是自言自语地大声说：“等我下次给香港写信时，提醒我向他们要点防冻霜。上海来的机师在为孩子们担心呢。他们的脸被干旱气候弄得皲裂了，得让他们高兴才好。要多了解他们。战后回沿海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群人，我们是要和他们一道工作的。”“中国的行会传统有助于我们把工人组织起来，加入‘工合’。但也有问题，他们跟傻瓜一样互相保密。得让他们懂得，其他工业合作社不是仇人。要使他们的脑袋瓜开窍，要让他们肯把有用的办法传授别人……”“真讨厌，这些人连一点合作精神都没有。他们要是懂得点就好了。你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是如何灌溉的？那当然要靠灌溉上的合作。地里的青苗是怎样看守的？看青合作。嘿，看青人都是些最狡猾的家伙，他们只消在社员家的地里放些白石头，就无须再要人看了，因为别人都不敢去偷了。小偷看到石头才不知道看青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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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用英语思考说话，他也保持着说中国话那种一字一顿但听起来很流畅的特色。他和农民一样爱用表现力强烈、类似于成语的短句。他的话里常重复一些强烈的感叹词，中国味很浓，“呵！啊！”这一切简直可以产生催眠的效果，特别是他那口头语“有办法”更具有不寻常的感染力。当时西北国统区的人们聊天时爱说“没有办法”。他对时间、地点、距离、数字也有种不同于西方的模糊态度，但当我就此抱怨时，他却只是笑着回答说：“哎呀呀！除非你相信世界是流动的，否则就什么也别想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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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暮色降临疲倦已极时，他才在繁忙生活的底下露出并非万事如意的本来面目。他的旅行家生活注定是孤独的。在统一战线时期，他的两个义子都投奔八路去了。他毫不隐瞒烦恼，因为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了。有时，他正在教室里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讲话时，会突然停下，代之以长长的沉默，不止一次，他都以这么一段话来结束这沉默：“啊，有时我真觉得不该在上海买那些书，而应该再多收养三四个孩子。”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指出：“人要是只喜欢少数几个人，他对其他人的关心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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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不肯承认，但他对“工合”的前途渺茫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早在1941年，他似乎就已形成了“工合”可能失败的观念，这观念在他头脑中常是遮盖着的。他指出，不管“工合”下场如何，现在它到底正在给一些人提供了生活出路，让另一些人受了教育。这二者在“工合”解散之后也会是有用的。因此，他没有理由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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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觉察到，那些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管闲事的外国人”的人正在得势，可能最终会把他排挤掉。他担心那些人想把“工合”变成国民党家长式统治下的摆饰，会拿出“捧活佛”的伎俩把他调回重庆给他安排一个高位，却什么事情也不让他做。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把他打发到国外讲学。他给重庆写过一些信，力争留在基层。投递时，他常常自言自语地嘟囔：“重庆的‘活佛’够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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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失去外出视察的工作，他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政府是无能为力的，那样的话他就再也无法给“工合”解困纾难了。他希望大力解决“工合”的根本性问题：缺乏得力人才。在宝鸡、双石铺、兰州，他兴建起了一些训练班，名为培黎学校。约瑟夫·培黎是美国传教士，也是赞助中国“慈善工业化”的先驱。生源主要是“工合”孤儿院中的孩子，有时还有生活无着的难民。他们都是路易在路上碰到的。教学内容和美国的手工艺训练班所教授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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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学习如何使用、维修、组装机械，而且必须学满几个工种的课程：瓦匠、木匠、电工、机械工。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技之长和自学能力。这种人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常见的，在中国却是少有的。他们还学习语文，要达到能每天读报的水平。有些人还学会了英语，能继续钻研技术。所有的人都要学点历史、地理、经济以及其他通识课程。最重要的或许在于积极思考的习惯：求知欲、乐观向上、可靠自信。有了这些品德，或许就能与旧时代传下来的不良传统做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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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成为新型的中国人，不以体力劳动为耻，而且懂得几种西方技术。他们不会因周围都是大批农民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劳动人民。路易想用这样一批人来取代不称职的空想主义者和投机分子，这些人在当时的“工合”一直位居显要。他这样一个人，做过那么多大事业，最后竟把精力放到了学童上，实在是有些丢面子，但他设想，如果国统区政治风向恶化，这就是留给他能做的唯一事情了。他相信，倘使每年能有哪怕100名中国需要的那种青年毕业，他的精力就不算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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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在他启程去天水的那个下午。和预想的一样，车子在攀爬第一座山时就坏了。那儿是峡谷的西部出口，距离双石铺约1英里远。当时，我正从山上走过，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冒气的发动机，那搬石头垫后轮的机械师，那无精打采、爬出车来观看的乘客们。尽管距离相当远，我还是一眼就把路易认了出来。不仅是由于他敦实的身材和一头红发，还由于他的动作一下子就显现出了他的性格特征。他从车顶上跳下来，从底盘下面朝上看，捅发动机的内部，招呼乘客们推车，一会儿忙着拨弄发动机，一会儿又回来推车，总是不停地向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群挥手，活像只忙碌不堪的棕色蚂蚁，直到那老破车在山脊上驶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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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的两年中，我曾匆匆见过他两次。他所担心的事情——包括对“工合”，还有对他自己——终于发生了。他去西北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他被免去行政院技术顾问之前，他已经从位子上退了下来，因为他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他按计划兴办培黎学校去了。一根笛子、夕阳西下是不能使他满足的。1944年，日本发动了一次进攻。双石铺和宝鸡培黎学校疏散到了西北靠近新疆边界的山丹。他随校撤退，算是自我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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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付梓前不久，即1949年秋，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山丹。据我所知，路易仍留在那里。尽管培黎学校经费拮据，每年毕业学生不过百名，但他总算在千疮百孔的国统区的少数几块净土里，让培黎学校占据了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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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路易和无数中外志士仁人奔波多年，最后竟以边远沙漠地区中的小小学校收场，这实在是悲剧式的浪费。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到处亟须改革，国民党却坐视“工合”凋零，这浪费的严重程度便更大了。最后的讽刺性结局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工合”真是成也外国，败也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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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西兰人，路易是英帝国的臣民，最早给予“工合”重大官方资助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时间是1938年。美国国务院对“工合”迟迟未予理睬，时间长达5年之久，但民间捐助一直是“工合”生存下去的重要原因。1938年至1949年，美国私人捐献给“工合”的钱多达400万美元。这证明美国人对“工合”是有兴趣的，对国民党扼杀“工合”的行径是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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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民党对美国政府越发依赖，英国的态度和美国非官方的态度对“工合”的重要性减退了。虽然美国国务院曾于1943年派了一名顾问视察“工合”，并为一些“工合”组织安排了美军订货，但那只是纯商业交易，美国政府从未在财政上给予“工合”鼓励。在抗战期间与战后之初，美国投入国统区的资金高达几十亿美元，其中没有一分钱是分给“工合”的。这就使国民党感到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继续削弱“工合”。于是，“工合”中的自由派实在有理由质疑，美国政府对中国自由派的支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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