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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星期，人们每每记起日寇进犯中条山后的疏散活动，仍觉愤慨不已。在这次仓皇逃跑中，国民党政府带来的混乱似乎不亚于日本人。当然，任何社会，只要突然发现军事威胁近在眼前，总会出现社会崩溃的迹象。但在洛阳，政府的行径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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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发生的最初几天，国民党一直利用媒体机器，在普通洛阳市民中营造安全的假象。关于中条山上发生的情况，当地报纸只发中央社的消息，那都是些片断而又乐观的零星报道。那些天，洛阳报纸登载了纳粹进攻克里特岛的情况，内容比近在咫尺的日军进犯要详尽得多。社论号召人们不要议论当地战局，以免引发不安。可就是在这时候，政府官员却已在征用大车，准备逃之夭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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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到达黄河之后，报纸刊载了一些注意伞兵的官方通报。民间人士议论说，这只是因为德国伞兵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这方面内容写进给重庆的报告里比较好看。没有人告诉平民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基本形势如何；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什么时候要疏散，往哪儿去，该怎么走。零散撤走的人不久就从西边转回洛阳来了。他们说山城洛宁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受不了。提早去的政府官员已经占据了所有的好地方，囤积了食品，把物价哄抬了上去，只有最有钱的人才能买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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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不安全迹象萌发时，国民党就放弃了职守。5月16日的大轰炸中，机关纷纷逃窜。自那时起，这个受威胁的地区就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在这种状态中，带头无所不为的却正是政府官员，连警察也和政府官员一样匆忙逃走了。这当然会使群龙无首的人民更加惊慌失措。由于洛阳市立即遭到了轰炸，整个伊洛谷地已是一派凄惨景象。如果大家得知日军已渡过黄河，就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惨状的扩大了。剩下的一点点正常生活也会被吞没在东逃西窜、磕头碰脑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国民党一旦狼狈溃逃，被遗弃的惊恐民众中间总会发生种种彼此冲撞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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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那天，国民党本身的疏散尚未完成，公路两侧布满岗哨。白天，只能看到那危险景象的少许一点。尽管如此，东逃西窜的局面却已经形成。人群移动的主流是向西的。可是就在大批人东一头西一头地胡乱奔跑时，却有一部分人正从山里往回走，他们想找个隐蔽的村落，期待能在日寇进占之后安居。暴力事件开始出现。就在离开七里河几英里之遥，我就见过一具死尸，他是被人割断咽喉而死的。路旁茶馆的闲聊中则充斥着大崩溃的各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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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找军车搭‘黄鱼’了，昨天有辆军车，走的时候四处招揽生意，装满‘黄鱼’，可开出城去没多久，就把人都赶下车，把行李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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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饭馆的要涨份，可得特别小心，路那边有个饭馆，人坐满了，都要了菜，还没给钱。这时候，老板要涨价一倍。结果，他挨了顿揍，杯盘碗碟都给砸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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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车把式，有个买卖人雇他的车载东西去芦氏。当他路过一个政府车队时被大兵拦住了。车队中有辆车坏了，大兵就把买卖人的行李丢到沟里，把车征用了。其实买卖人都把车钱付了。当晚，车把式就用车钱里的一部分贿赂了看他的老总，让他赶车逃走了。车上还有些当官的行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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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洛阳可得留心别住小村子。两天前，几个带枪的人，可能是逃兵，也可能是农民，抢了个小村子；村子里面住满了难民，每个人都被抢光了。那几个带枪的人还杀死了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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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3年，即1944年春，洛阳当真落入日军之手时，有个曾当场目睹一切的朋友告诉我，社会解体的确发展到了无政府的程度。沿着西部公路，难民之间彼此残杀抢掠，竞相逃命。山上有土匪、逃兵、农民，都是已挨了两年饿的人，只要看见路上有可欺的难民走过，他们就成群结队地下来抢劫一番。日本投降后，内战又爆发了。1948年春，洛阳是中国共产党夺取的第一座内地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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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41年5月的洛阳之所以没有陷入彻底混乱，头一个原因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其次，国民党军在中条山被击溃了，可黄河渡口也都失陷了。他们形同瓮中之鳖，无法南逃，无法沿途散布混乱与恐怖，就像他们在别处吃败仗时那样。第三个原因是农民的镇定。那也许是出于无知，也许是通情达理，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务实的农民正忙着日常耕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阻遏了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可那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总是承诺给人民办好事的政府呢？当人民以行动表示，他们有资格让政府为他们做点好事的时候，这些父母官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带头制造混乱，而且无法无天。为民父母者本是靠着最卑贱的子民——农民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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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老杜和我一起来到山脚下，访问了几个村子，有几个“工合”厂子想暂时撤往那里。我们感到，当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强征大车。此事是通过保甲施行的。征车多少，各地不同。每保平均要出车30辆，也就是说，每100户左右出车30辆。可是贫农家里没有车。有的两三家共有一辆车，所以30辆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的一半运输工具都被征走了。给的车费也多少不等，倒霉的连一个钱也见不着，最幸运的也只能得10元法币一天（合50美分），供两个人两头牛之用，根本不够。他们用牛车西行芦氏要走一个多星期，但回程却不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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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村庄都建立了分担摊派的制度，不出车的农户就要担负政府疏散的派款。可是每家每户都在发愁，那么多大车和壮劳力都被征走了，眼看庄稼就要成熟，怎么往家里收呢？老人和小孩都被迫下地干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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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在受到侵略影响的村子，人们对日军的行动也了解很少。有些农民还不知道日军已到了黄河，不知道他们听见的到底是炮的响声，还是炸弹的声音。如果我们向他们多问一点儿战争的情况，他们就会发出人畜无害的友好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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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儿，城里人才懂。”他们会这样告诉你，然后就有礼貌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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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我开始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农民对这场战争竟奇怪地保持着中立，把它看成一种遥远模糊的、和“政治”一样的东西。战争和政治尽管和他们有关，但太复杂了，他们弄不懂。这是理所当然的。从1941年起，国民党就连他们那些言不由衷的全民族抗战宣传也不在农村搞了。那些使城里人震惊的消息只能缓慢、间接地传入农村。再说，经常有人越过前线，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来来往往。他们听说，沦陷区农民的处境也不比他们坏多少，有的兴许还稍好点。结果，这场战争在他们中间，就不像在境况较好的人们中间那样带有感情色彩了。战争好像是一场坏天气，可能只在一个农民的田地上掠过，而这个农民自己采取的明智对策就是待在家里，设法规避或恢复自家受到的损失。由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极少，因而我估计，国民党声称抗战初期曾有8000万人西迁的数字是夸大的，实际上至多不过2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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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政治、战争都很无知，但只要与切身利益相关，他们的小道消息就灵通得很，就连打仗的消息都能顷刻间在战线两边传出数百英里，农民对战争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举例来说，在中条山战役前，黄河南岸日军传布雇用筑路工出价甚高的消息，竟吸引了许多潼关一带未沦陷区的劳工。5月16日，洛阳遭到大轰炸那天，我还在村里听说了另外一些数百里间不胫而走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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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南阳附近的官员们被日军的侵略吓坏了，竟然命令公路附近半英里之内的一切农户都把房子拆掉，以免日军占领公路时用作碉堡。于是洛阳农民就担心同样的事情也会在这儿发生。第二，几天前洛阳与潼关之间的陇海线上有一列运载壮丁的火车被炸起火了。这条铁路一直有飞机轰炸，但为了防止逃跑，壮丁都被锁在车厢里。传说有200多人被烧死了。有些洛阳附近的农民担心自己的儿子也在这列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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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恐惧和威胁下，他们却耐心地照常工作。当老杜和我从村里回到公路上时，经过一个在地头边休息的农民，他正注视着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在我们走近时，他做了个手势，指着难民们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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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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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指着自己和村庄，骄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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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