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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天，这条河竟空空如也。于是我在窑洞里睡觉，醒来，吃饭，写一会儿，再吃，再睡午觉，然后或许出去溜达溜达，搜寻一点关于入侵和疏散的具体素材，然后再吃，再睡。在另一些日子里，流水似的时光经常给我带来滑稽的小事，小小的危机，以及片片断断的闲聊。这些都足以使我的在华生活变成迷人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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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窑洞外垣沟中的吵闹声和笑声惊醒了。我发现，垣沟边上医院的厨房里埋了个死人，还起了个新坟堆。原来，早先在这儿住过的农民在迁走前埋葬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那位父亲的老伴也死了，子孙们为了把他们合葬在一处，就又找回原地。争执双方各自陈述过后，就都在50米外找了个阴凉之处坐了下来，通过街坊邻居居中调停。结果是，埋人是可以的，但究竟要拆掉多少灶台，就要靠本事和幽默感了。双方辩论了一上午，甚至引来了两家摊贩，他们支起锅来向围观者卖面条和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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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之前，有个中学教员要来拜访我，请我帮忙修订正在编写的《英语文法大纲》。他的来访一向是凄凉的，因为他已被贫困和肺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肺病是这里当教员的职业病。他蛮有把握地认为，这本书能让他赚一笔，休养一阵子。他的手稿虽经一改再改，但在文法上依然错误百出，如果就那么付梓印刷，一定会像战前有些外国人买来当笑料的英语教材一样丢人现眼，比方说“Correctly English in Hundred Day’s”（《一百天学会英语》）、“Familiar Rules and Intimate Mistakes in English”（《英语常见规则与错误》）。但这位教员的大作不仅令人可笑，更使人担忧。他发明的例句中除了单复数错误（如：The parrot were killed in its cage, perhaps by a mouse），更兼针砭时弊：“我们听到警报时正在谈论食物价格（We heard the air raid alarm while we was discussing the price of food）。”“据说，某军官本人就是囤粮户（It is said that the officer himself is a border of g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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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改过若干页之后，访客给我讲了一段故事，权当报酬。那是他读中学时听闻的一场风波。他说，学生会主席是个既讨厌又不孚众望的高年级生，选他上台是经三民主义青年团导演的，他自己就是三青团头子。不久前，他课后在教室内诱奸了一名年纪比他小得多的女生，但被那女生的朋友抓住了，于是要以强奸罪交给同学们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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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有个“温和派”出面，要求由学生会审判，可学生会清一色是三青团员，对同志肯定是会宽容的。又有个“激进派”出来要求交班级代表公审。这一派的领导人是公平选举出来的，刚好又不是三青团员。最后，校长出面干预。他是个好国民党员，宣称对学生会主席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尽管有人证。他把两派学生都称为煽动闹事者，将“温和派”的留校察看，将“激进派”的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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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城吃午饭时在城里遇到一个卖报的，手持上海走私来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一堆都买来了，花了两个小时，在安静的饭馆里读了起来，大小新闻都不放过，连分栏广告也没落下。坐在遭到封锁、满布灰尘的小省城中，看着纸面上讲着土洋杂处、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西式都市上海，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广告比新闻还要怪诞。有卖冰激凌、巧克力糖、威士忌的，有最新的电影，还有空调舞厅、赛马会——五光十色地描绘了一个身在洛阳的人无法想象的花花世界。一则专栏广告说：“年轻美商，屋顶花园洋房，望与年不过20岁的中国美貌女郎会晤。目的：语言交流，共同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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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的上海报纸暗示，尽管上海已成孤岛，但也难免卷入外部世界的纷争之中。这份英文报纸提到日本领事馆时很客气，仿佛华界不存在一样；但每天都有报道称，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关掉店门回国了。就连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发电厂和公共汽车也发布通知，说由于物资短缺，准备削减业务。一家酿酒厂打广告说买啤酒请携带旧酒瓶。从拍卖行方面得到的消息说明，投机倒把之风日益炽热。实业日渐萧条，拍卖行就成了上海最大的企业。在前现代的洛阳，下列这段广告读起来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歌：“出卖物品清单：电冰箱一台，电扇五台，弹簧床两张，香槟酒一箱，橄榄油一加仑，折叠礼帽一顶，鸟报时钟一座，金色钢琴罩一块，角形壁灯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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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饭店时，我把报纸给了侍者。他看了上面的照片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外国人互相怎么认呢？我看都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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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窑洞睡过午觉后，我出去拜访了基督教会。像别处一样，这里的牧师们也把工作缩减了，因为缺钱也缺义工。通货膨胀开始后，教会几乎所有人都迁入了一个有院墙的大院。院内的砖瓦建筑都是传教事业昌盛时建起来的，规模不小，六七名男女就那么离群索居地过着日子。他们可做的事太少了，于是就用上海时间制订作息时间表，比其他城市用的重庆时间早一小时。他们认为，上海时间与日照时间较为接近。这些人身处逆境，住在孤零零的大院子里，孤零零地生活在中国半西方化的年代里，和上海高层写字楼里忧心忡忡的生意人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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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门口，我侥幸躲开了那个会讲英语的中国牧师。他每提到耶稣基督或蒋介石的名字的时候，就总喜欢装腔作势地用英语说：“我爱那人。”重音踩在“爱”字上，这简直成了他的口头语。我还幸运地遇见了两位加拿大女士，并问她们，我在街上从她们的美国同事身旁走过时，那位面色苍白的妇女为何要以手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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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一定穿了短裤来着。”她们咯咯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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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告诉我，有一回，她们想跟那个闷闷不乐的姑娘借几本美国妇女杂志。她不大情愿地打开橱柜，拿出一些闪闪发光的期刊，上面有好多情侣的画面，还有些让人看了脸红心跳的广告，是卖防体臭剂、除毛药膏和卫生巾的。她小心翼翼地递过来，好像那些书是从一个名声不好的雪茄商那儿买来的。她悄声说：“别让中国人看见，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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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见门前拴着几匹上好的澳大利亚马，比之前的日本马高。里面有几个年轻军官正在池子里像海豚似的戏水。我离开池子时，他们正在庭院中的藤萝架下懒洋洋地躺着按摩修脚。他们很想和外国人谈话。这些人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新式少壮派，也不妨叫法西斯分子。但在党员中间，他们还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热心于把仗打赢，希望将国家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叫嚷中国需要美国的坦克、飞机和大炮，而觉得轻型自动武器更有用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派的保守国民党人是不一致的。他们没完没了地问了一大堆有关美国的问题，但礼貌地回避了为什么美国帮助日本甚于帮助中国的问题。他们还表示，对任何一点美国的援助，他们都很感谢，甚至对我这样的人也很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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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对不起，在我们这儿，你肯定会感到很不舒服。”其中一个人如此致歉，然后又接着说道，“中国太穷了，汽车太少了，电话太少了，房子太小了，饮食太简单了，姑娘们——嗯——姑娘们不够红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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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意思显然是，她们脸上的脂粉太少。但这些话却把话题引向了澡堂子里常见的那种谈天。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算是我的采风成果。第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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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请听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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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有个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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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长相挺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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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块头有点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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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口包子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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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包子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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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军官得知我是个作家时，一个人便双手合十，一躬到底，并说道：“洛阳纸贵。”他给我解释说：“这是从北平传过来的一句老成语，意思是，您是位大作家，书卖得好极了，远在洛阳的纸张都因发行您的书而涨价了。”于是，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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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走后，我正在穿衣服，这时捏脚师傅告诉我，有四五个苏联军事顾问还留在战区司令部，其中几个经常过来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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