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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半现代化的省城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混乱时期的产物。这一切之所以引人怀念，唯一的理由是，它们都将一去不返，必然要改观。市民们尽管经历了如此残酷和不幸的生活，却仍具有了不起的机智和憨气。他们的有些举动使人回味起来便觉得无限愉快。应该承认，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因为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特定风格呈现出来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举动再度出现的机会不多了。这就难免使人产生“时不再来”的感慨！中国城市居民的安定日子注定要改变。就像18世纪80年代巴黎的贵族沙龙，或者20世纪初俄国地主阶级的慷慨阔气。回望过去，当我来到洛阳和其他省城，静坐曲水流觞侧旁，观岁月如流水之时，最令我喜爱的人物都不是搁在小木板上，随波逐流，偶尔流入看客手中，供其一饮的酒杯；相反，他们是鸡蛋，碰到河岸会碎掉，流成蛋汤，这蛋汤沸腾起来便是蛋饼。列宁给这蛋饼起了个名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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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中国的市民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才更像是水中的木板。这块木板很大，足够供主人盖起房子，从长江上游的木材产地直到下游的木材市场。可是，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中国市民的生活，你还得设想这木板正漂在日益暴烈的海洋之上。这海洋就是无穷无尽的农民。城市里的神龛、汽车站、成人玩具店、蒋委员长肖像都将逐渐在其中沉沦、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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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阳度过的那个夏天使我开始觉察，市民生活的木板受两股力量的牵制，一是独裁者蒋介石，二是农民的汪洋大海。我把蒋介石比作《皇帝的新衣》里愚蠢的皇帝。他明明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却自欺欺人地以为穿着举世无双的华丽服装，招摇过市；国民党的一切思想和手段拿来与这篇童话相比，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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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治腐朽不堪，“皇帝”个人却被视为民族的伟大象征。不管有多少苛捐杂税，只要官方宣称“皇帝”自奉节俭、道德高尚，就再不准说政府贪污腐化了。拍“皇帝”马屁的人横征暴敛，终于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这时，官方就宣布一项提高“皇帝”威信的新办法，声称这是从海外学来的，有了它，臣民的生活就会改善。他们还宣称这套新学来的洋办法——也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看得见，谁要是说那新衣根本不存在，那他就一定是汉奸或流氓。他们还说，这套新衣是纯金做的，所以赋税还要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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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敲骨吸髓，榨取了全国仅存的最后一点财富。灾荒与骚乱四起，而皇宫里则喋喋不休地议论着新衣。宣称亲眼看见新衣的人说，它从头到脚都是金线织成的，还配有一支纯金手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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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不存在的新衣制成之日，官方发布命令，要首都的家家户户都从政府垄断的商店购置一面国旗。老板当然也是个专会拍“皇帝”马屁的家伙。命令里还要求，每10户要出一名代表夹道欢呼，庆贺新衣。“皇帝”走在新衣游行行列的最前面，路旁满布特务。奉命庆贺新衣的老百姓匍匐着，满口赞叹着：“啊呀！天哪！”可最后，当“皇帝”赤身露体地走过街角时，却有个小孩喊道：“他怎么光着屁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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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除非这位“皇帝”能得到外援，否则人民一定会把他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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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离开洛阳城，搬到农民家去住，因为“工合”主任担心那样做会引起地方当局的疑虑，让原本就在艰难维系着的“工合”横生枝节。可是，即使我只待在城里，也不会感受不到广大农民的存在。这省城不过是放大了的双石铺，和养活着它的郊区虽然界限分明，却紧靠在一起。市中心有光怪陆离的商店和刷着石灰的交警台，可是从这里走出不到1英里的距离就是农田。那里满是灰尘遍地的村落，除近年的衰败，几百年来没什么变化。由于有旱灾，夏季已有小股土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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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人们依然可以听到一些农民中发生的乱子，这说明了一点：农民对中国时局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身居九重的、生活简朴的蒋委员长。15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来了一条传言，说因为政府在灾后横征暴敛，把农民逼向绝境，从而引起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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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民得知几乎得把全部夏收小麦充作军粮后，就决定来洛阳，到当地最高长官卫立煌将军那里请愿。由于请愿代表有时会被抓去服劳役，村民们就只让缠足老太太前往。她们都是些除了对自己家人，对谁都没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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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身穿过节的衣服，手持拐杖，朝洛阳出发了。对这50多位扭来扭去的老太太来说，15英里就是两天的路程啊！乡长立即将情况电告洛阳。我听说，省里派了个“建设厅长”在半路上接见她们，允诺将她们的困苦生活转告给卫立煌将军，并劝她们回家。此事只有一个结果：乡长放任请愿人群出村，丢了卫立煌的面子，也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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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滨的陕州再度传来农民暴动的消息。他们怀疑征粮队头头超额派粮，中饱私囊。据说，他每天得到的“赃款”超过了两担粮食。但农民俯首帖耳的顽固传统却使他们未提任何异议。有个老农因为连续3天被叫去催粮，最后上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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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使陕州的农民怒火中烧，几至造反。洛阳得知此情后，粮食厅派员前来陕州检查此事。此人和上级不一样，是国民党中少见有良心的官员，而且是陕州本地人，对乡亲们深表同情。他迅即发现，征粮队长确实有贪污情形，就让乡长将那个贪污犯逮捕法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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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坐牢的头头却是省粮食厅厅长的亲信。通过这条线，他不仅被释放了，还把害他坐牢的检查员下了狱，罪名是僭越。但这检查员又是副厅长的亲信，于是副厅长去找了厅长，说检查员无辜被囚，恐生后患。厅长表示同意，便把检查员也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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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厅长耳根子软。陕州征粮队长有个朋友，也是厅长的亲信，又去向他进谗言，说检查员无辜坐牢，倘若放虎归山，必将打击报复。厅长心活了，再度命人将检查员逮捕，可他早已逃往西安了。最终，贪赃枉法的征粮队长在陕州官复原职。农民的苦难照旧，官场钩心斗角的滑稽剧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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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洛阳有传言说，饥荒危机已遍及全省。豫北多少下过点雨，灾情尚且不是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有的农民却已吃光了夏收小麦，正在典当冬衣，砍伐院里的树木，以便筹资买粮交税。至于旱情严重的豫南，传说已经在吃树叶了，并且有些农民已经弃耕逃荒去了，杀人越货的案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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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间，我开始骑自行车去洛阳近郊村落转悠，有时会在村里待上一两天。农民们对外国人不敢全讲实话。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概。苛捐杂税、征粮征夫太沉重了。一般农民都知道，一旦天时不好，或犁坏了，牛死了，麻烦可就大了。许多壮丁都被抽走，有些村子走了三分之一左右。许多家庭只能靠老人、小孩、孕妇下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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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税收，却又村村不同。因为这个爱好投机的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是，哪儿阻力小，就在哪儿多收。用美国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农民占有的土地都很少。可是，一个有10亩地的家庭——仅能维持一个小家庭生存的起码需要——每年就得交40元法币（相当于两美元）的基本税，附加税粮和军粮约合4美元至1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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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重负。这些农户的全年收支，或买卖总值远不足100美元，很可能都不到50美元。这样来看，税收就要占全部收成的10%，有时还要多得多。佃农则要另拿出20%—60%交地租。在抗战前，税收相当于1941年的三分之一，可农民们连这也不是轻易能拿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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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税收还是不公平的。那年夏天，我在洛阳遇到过负责向少数市民和乡村小康之家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的一个税吏。他说，尚未沦陷的河南全省中，城市居民不下二三百万。前一年，他从这部分人口中征得的税款不过相当于60万美元，平均每人只分摊到几十美分。1万个农户交的税就有60万美元了，而河南的村数都不止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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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税款中，又主要来自工薪阶层的所得税，而公教医务等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早已因为通货膨胀而缩水了。除了洛阳和另外几个大城市，营业税都很难收上来，因为生意人勾结官府，对交税采取“不合作”态度。至于遗产税，那更是直接触及大富人家的切身利益，根本就收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