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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巩县的店主人一大早就把客人们叫了起来，让他们快走，因为敌机经常在清晨前来轰炸县城和驻军。当我到达山岭时，脚下农村中的一切都淹没在了乳白色的阴霾之中。当天空出现黄蓝两色线条、透出日光时，深渊里的爆炸声就隆隆地自巩县传了上来，处于前方和北方的黄河岸上的大炮也尖声轰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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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上，天气冷得有点像冬天。风吹得军用电话线猎猎作响，扬起的尘土像雪花一样。在窑洞里，在绝壁上，满面乌黑的难民们蹲在用草堆起的火堆周围，争论着未来的打算。如果有人病了，那他们就会像巫婆一样瞪着眼睛发呆，显出一副怪相。一队队上气不接下气的士兵从山两侧向上开来。他们几乎都只带步枪，而让强征来的民夫替他们背负重型装备、粮草和柴火。在士兵的监督下，一群群农民在新建的碉堡和壕沟中工作着。爆炸声让拉来的民夫神经紧张。他们常常逃跑或躲藏，而士兵们则狞笑着把他们拳打脚踢地赶回来。饱经风霜的走私商则得到了当地世传士绅的担保，活动如常。他们头戴礼帽，身穿华丽的衣服，手提大皮箱，平静地骑上骡子或自行车，往郑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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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脚下，就像岩石海岸变成海水一样，那陡坡一下子变成了平原，自此至东边300英里的“太平洋”都是一马平川。这才是中国内陆冲积平原的边缘，也是世界上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地区之一。若干世纪以来，在从山中向外延伸的痕迹中，那大车轮子经过的土地，经年累月，已经形成了一条凹下去的通道，临近郑县15英里左右，无论在哪个方向，凹道都在农田下面20英尺左右。上个月，为了构筑防坦克工事，每隔几百码远就要挖一条深10英尺到15英尺的壕沟。过路人则需拼命绕出壕沟，才能爬上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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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下山时，空袭已经过去了。平原中，村里的铺子都关了门。大家都在街上闲聊，显出一种节日的气氛。国民党碉堡都建在村后的深山之中，人们猜想，日军一旦进攻，平原必定不经抵抗就会放弃。由于有被和平接收的希望，这里的农民们似乎比巩县人更安心点。他们已经自发填平了一些有碍交通的反坦克壕。在这儿，我只见过一队士兵，是在无桥梁的溪流上经营摆渡的。他们给那些走私贩子和其他乘客服务，收费每人5角。黄河两岸的上空，日本人射出的炮弹在透过薄云的阳光下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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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村庄的出入口，都有身穿蓝衣的农民队伍，手持鸟枪或带着破旧红穗子的长矛，那是传统的自卫队，名叫“红缨枪”。后来我得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郑县被占领期间保卫本村财产，以免被城市难民盗窃。有时，他们还向城市难民收税，并抢掠他们的财物。那天早晨，有一队人盯上了我，把我拦住，要我出示通行证，可我只有一张普通居民通行证，他们则理所当然地要我出示战地通行证，口气当然也是比较生硬。这时一位老者匆匆忙忙地从村中跑了过来，他的穿着很齐整，仪容也很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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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向外国人要通行证呀！”老者这样斥责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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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孩子不懂事，别见怪。”他又向我道歉。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被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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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得对待外国人的礼貌，”当我跨上自行车时，那老者向我一躬到底，“我是个基督徒。”当我骑车远去时，他还在后面这样叫喊。可在黄河上空，另一种外国造的炮弹却正在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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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临近郑县时，我和返回郑县的难民混在了一起。他们都背着脏了的被褥，穿的衣服很薄，与气候不相适应，又打喷嚏又哆嗦。在人群的最后行列，那城市的余烬已依稀可见了。这时，来了一群装备精良、看起来很像样的部队，几乎占满了下凹的通道。我在赶上他们之前看见头顶有架日机，就拼命蹬车，好超过他们。我的自行车陷进了一个反坦克壕，我跌了一跤，受了轻伤。待我赶到队伍前端时，道路爬上一个陡坡通往田野。此时风沙很大，很难幸免再跌一跤。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掸掉衬衫和褪色蓝土布裤子上的尘土时，我发现有位穿着考究、体态肥硕的将军骑着一匹大白马，正在皱着眉头看我。那就是卫立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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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外国人是什么人？”他对空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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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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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家报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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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其实，我什么报馆的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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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儿干吗？”这句话才是直接对着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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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看你大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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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颇感意外地微笑了一下，但没说什么，于是我就骑车先走了。公路跨过一段没有轨道的铁路路基，士兵迅速拆除了土筑路障，为凯旋大军开路。临近城边，有一队军乐队和一群带红缚值星带的嫡系军官在等着卫将军。有些难民在向欢迎的人群乞讨，卫队怒气冲冲地将他们赶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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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骑车进入郑县城区时，天空中的乌云遮住了夕阳。我从未见过一个那么古怪的城市。两星期以来，迄今为止，旅途所见都是萧条的农村田野；点缀其间的农民们简陋破旧的房舍，看起来好像是土地的一部分；而眼前突然出现的却是一大片高大、棱角分明却又破败不堪的建筑物。这一切的确是个城市——也可以说是任何城市——的组成部分，可在我眼前却显得十分荒诞。尽管那儿有座由小小城墙圈起来的城市，墙边一侧遍布灰色的小平房；可是，郑县的大部分城区当年都是很现代的，集中在火车站附近，也就是现在被放弃的、焚毁了的工厂、仓库、公寓的、楼。公寓楼的门廊和楼角笨拙地模仿着欧美铁路沿线城市的样子。这番景象的可怕与讽刺和一年半前我在澳门城后稻田前线中所见的加油站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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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县的堆堆废墟之间，衣衫褴褛的人群挤在坑坑洼洼的田地里，用大城市的考究家具搭棚子，这简直是对城市生活的讽刺。在塌下去了的马路两侧，更多骨瘦如柴的人群蹲在那儿卖货。这些东西在泥土中被高高地码起，看起来简直像是恶作剧中的道具，其中竟有坏了的抽水马桶和配套管件，以及电话机、浴盆、唱片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城市被遗弃后，穷人们收集起来摆摊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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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县沦为贫民窟的那一半城区，有少数顽强的郑县市民早已回来了。马路拐角处摆起了出售面条、花生米、香烟的摊子，有些不起眼的商店在夜间透过半开半掩的门户，也照射出了菜油灯光。黑暗中有许多附近的人家在忙着拆除日军占领时留下的岗楼，大家议论纷纷，主题是木料砖瓦是从哪家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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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走私行业已经完全重建，这使得郑县这样孤立于前线的城市竟成了国民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远不是一潭死水。尽管它曾直接为敌军所占领，而且仍处在敌军再度攻占的威胁之下，城市恢复重建工作却必须立即进行。我后来得知，走私业庞大之极，连留下来的普通市民如手艺人、店员都在零售走私货。他们时常推着手推车，前往前线搜寻东西倒卖。城外聚集的农民也留在原地，好搞点走私货运往内地，这就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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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县市中心是银行、机关、大商店所在之地，马路较为空旷，许多建筑都上了封条。后来我才得知，郑县的富商巨贾早在1938年就已撤走了。有的又回来搞走私，可是在从前的商业区都看不到。这行的大部分交易都设在政府机关附近，方便与官员勾结，寻求庇护。所有大走私商在郑县的活动都尽可能规模小，方便转移，因为前线地区毕竟要冒些风险。他们的家、办公室和重要仓库却在远离前线之地，战线的两边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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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县市中心，马路两侧有砌得很好的混凝土人行便道，那是我离开香港后首次看到的。那些砖砌的高大百货店、饭店、旅店坚如磐石，但还没来得及涂成防空黑色就都被放弃了，北风凛冽，在最后的夕阳照耀下，它们的旧墙壁上却显出了种种鲜艳的色彩，就如同冰淇淋一样：开心果绿，薄荷绿，还有柠檬黄和樱桃红。这一切都很像现代化的大城市。在死一般的3年岁月中，这条大街的路基石已被雨水冲刷成了白色，天黑之前，少数几个人匆匆走过之后就再无人影，恍似冬日的海滨城市。在道路一端，是风平浪静的大海一样的砖块点缀着朦胧的灌木丛，然后除几只迷途的山羊和五六个衣衫褴褛的大头兵就什么都没有了。大兵蹲在两堵破墙之间生的火堆之前。这里曾是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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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火堆前暖和一下手，顺便问问方向。我回答了不少老生常谈的问题——“美国怎么走？”“在美国，人们管中国人叫洋人吗？”这时，一个老乞丐在废弃讲台的角落里爬行着，背负着草和树枝。他犯了个错误：他走得离火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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