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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对战争的说法也很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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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在这儿歇歇脚呀，可国民党军跑得太快了。”他笑了，“不久我们就要把平汉铁路的其余部分完全占领，还要占领陇海沿线，包括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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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要求传教士们发布一项公告，劝说中国人重返郑县，担保安全。传教士中有人认为可以接受，但他们毕竟拒绝了使用教会的名义，而仅同意以个人名义发出。这位司令官的诙谐风趣越来越起劲。天黑了，教会人士要求他派卫队护送，以免在路上遭人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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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不行！”他大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们出门也不比你们安全。”他一面开门，一面毫不在乎地这样说着，然后深鞠一躬，一挥手，把客人们送入了黑暗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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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掩体修筑完毕，日军有组织地劫掠就开始了。他们把废铁、小麦、棉花、大麻、走私日货都专门囤积起来，尚未入库的物资都清点后贴了封条。对中国强盗现在是一经发现便开枪击毙。据说，日本人这下从国民党的仓库里搞到了大批走私货。至于小麦，那就更多了，因为夏季从郑县附近农村征收的公粮大都被丢弃在了这里。美制日本军车连日在黄河两岸穿梭往来，最后都把这些物资送进了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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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繁忙不已，中国人也在阴影中活动了起来，他们觉得持续不断的暴行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于是从隐蔽处走了出来。日本人让东门保持开放。有些难民回来了，他们在乡下吃了不少苦头，那里的日子也并不总是太平的。有些街头小贩又恢复了营业。城里还留下了许多妓女，她们对日本人来者不拒。当然，强奸良家妇女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城内最猖獗的还是抢劫。市民在夜间依然会盗窃空房中的残留什物，只要能绕开日军岗哨就干一场。白天，他们则会彼此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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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子，从非沦陷区来的农民带着农产品在东门出售。后来由于日本士兵偷得太厉害，他们就不来了。肉和蔬菜逐渐搞不到了，可小麦却很多，价格相当于沦陷前的几分之一。日本人由开封带来了一批汉奸，显然是由于他们的表现良好而分得了一些抢来的小麦，于是这批汉奸就把小麦摆出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索价15元法币一斗，这对任何从沦陷区来的人来说都是高价，可对留在原地的郑县人来说，与原来的75元一斗相比，那真是便宜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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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这不是占领而只是一次袭击。除了少数间谍和便衣人员，入侵者全是官兵。从他们对电话线的态度上就能看出，只要便于集中抢劫物资、便于安全转移，他们就宁可选择破坏这座城市的物质设施。从政治上说，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讨厌，除了涂掉原来墙上的标语，换上“大东亚共荣圈”之外，什么说服工作也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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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县南边少数村庄的“红缨枪”组织搞过游击战，日本人就以恐怖镇压为武器，进行了集体屠杀。有些人被投入井内溺死，任何人想躲开日本人都会遭枪杀。郑县市内的情况尽管大不一样，这里在日本人进入时已是空城一座，没有任何抵抗，可是，在全城沦陷期间，分散的暴行却接连不断，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和抗战初期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行。之前的暴行是发泄对抵抗者的愤怒，而郑县的暴行则是对残障者的任性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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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筑工事或运送抢劫来的东西，日本人征用了一切能抓到的民夫，不管有无劳动能力，都得整天干活，还没有饭吃。他们喊饿时，日本人就给盐吃，用以取乐。如果他们听错了命令就会被杖责或用刺刀杀死。有些人只是不懂日语，便被恶作剧似的惩罚。试图逃跑的，就被活埋，有的头朝下，这也成了日本人取乐的笑料。我听说，有两个女孩为逃避强奸就把身体弄脏，结果，她们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这当然又是个好笑料。日军放假时会出去找“花姑娘”，偶然发现躲起来的一家人，他们就强迫父兄强奸女儿或姐妹，也是为了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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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城里的中国人谣传着反攻业已开始。虽然，乡间传来的枪声和打兔子时的动静差不多。那时，传教士们也满怀希望，直到10月中旬一位女传教士骑自行车从战线另一边的巩县前来，这才改变了想法。她平静地解释说，她的冬衣都存在郑县，此行是特意来取冬衣的。什么战线呀、战斗呀，她完全没看见。就她所见，不少中国军队都在巩县上边的山峦附近构筑防御工事。朝郑县这边走，有一小队中国兵离郑县还有5英里。她一路上从未见过日本人，直到到了城边的路障附近才看见两名岗哨。那两名岗哨看见她还有点吃惊，最终放她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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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汉奸们经讨价还价，把最后一批小麦以12元一斗的价格售光，就带着最漂亮的妓女回开封去了。翌日，大多数日本人也走了，方向是东北面建的新桥，很快那里就升起了缕缕云烟。据说，他们把搞到手的走私日本货都烧掉了，这是为了制造新的需求。11月1日，这座城市如此平静，有些传教士就大胆进城查看日军后卫如何撤离。这些日军顶多不过10多名，动作很从容，显得信心十足。他们将个人抢来的东西装上卡车，然后就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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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还不到一小时，难民们就涌进来了，警察毫无踪影，几小时之内又发生了更多的抢劫和劫匪内斗。一批人手持刀斧，涌向日本人用电线搭成的路障。还没等政府或军方前来，电线和电线杆就都被砍走，不见了，它们都被穷人用了或卖了。下午，有些国民党部队开进了城。又是“一场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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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其他方面所得的材料都印证了从传教士处得到的印象。这是现代战争中最低级的那一种，很像那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战争，也就是在国家出现前的史前时代的“村斗”。那时，地方性的战争是部族之间商业往来的日常组成部分。就日军方面来说，对郑县的征讨显然只是一次胜利的劫掠，那就像是赢了一场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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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少血腥的混乱，日军对中条山的入侵总算是像样的战斗，而且在崇山峻岭中引发了小股游击队的长期抗战，但这次对郑县的占领却只有经济意义。国民党军队早已撤进深山，远离日军，形同开门揖盗。可这次全部悲剧的意义毕竟只在于争夺有价值的物品。同类相残的混乱局面曾一度出现，但日军来得太突然、太平静，又迅即在城内建立了某种秩序，这种同类相残的范围就小得多了。不太严重的暴行有一些，大多却只不过是彼此耍花招、争东西。一座城市落入敌手，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场面之一，但国民党从政治到经济的大崩溃，却又从某方面使这种场面变了样：公民们在筋疲力尽中只能为蝇头小利而吵架斗嘴。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相比，郑县陷落只是一场不够格的战斗。日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城市，在国民党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渡过黄河，扰乱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策略。其实，在一个统治者重视财物更甚于人命的国家中，这种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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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过黄河时曾有少数几场厮杀，农村中的“红缨枪”也有过一些零星抵抗。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一直在把东西打包，拆封，当掉，藏起来，扔掉，卖掉；或悬在井里树下，分成几份，藏在衣襟下。不管对谁，发生什么事情，几乎都和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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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个小走私贩子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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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2日之后，我把一些东西埋在铺子的地板下面，雇了两名推排子车夫，想运往洛阳。我们平安地出了城，但一下乡就得在每个村口停下来被‘红缨枪’检查。他们说这是日货，就拿走一点权作税收。傍晚时节，我的东西就只剩一半了。那天夜里，村子遭抢了，可是抢匪却只抢外地难民，他们一定就是‘红缨枪’。我剩下的那点东西都被抢光了，于是我就留在了那儿，直到听说日本人杀人不多才又回来。我发现，铺子被抢匪烧了。但房后有间没烧的小棚，我可以在那里面躲着，抢匪们没发现我藏东西的地方，我还可以拿它换粮食吃，要是日本人再回来我该怎么办？我可是待不下去了。把财物处理完之后，我就到沦陷区去，那边做生意还比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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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中产阶级妇女（一位铁路工程师的遗孀）说：“在大轰炸之后，我带着孩子们跑到乡下去了。我们听到枪炮声是从黄河这边来的就吓坏了。尽管我们只有那么点钱和三床棉被，可还是不敢回城里去。我们和城里的难民一起在小村里整整过了一个月，难民们倒还互相帮助，彼此借些用具。可农民就太狠心了，他们一直对我们说，决不养活我们，要我们在冬天以前去洛阳。我想，他们的确很怕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他们甚至不许我们从他们的树上摘叶子吃。有一天，我那个12岁的小女儿在地里偷了一块白薯，就被一群农村妇女打了一顿。幸亏她会画画，我们后来发现农民愿意拿粮食换画，靠她的画和我那点钱，我们每天都能喝到一顿小米粥。返回郑县时，我们发现家被偷光了，如果日本人再来怎么办？不知道。我想只能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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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扫城市厕所、向农民卖粪肥的苦力说：“日本人没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太穷了，我那棚子不上锁——买不起嘛！所以，当我听说他们要来了，只把粪桶往门口横着一放，就带着家眷到了乡下。整整一个月，我们都和一户农民住在一起。他是买我粪肥的老主顾，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吃。回城后，我们发现一切东西原封没动，要是日本人再来，我就还这么干。我觉得粪桶挺好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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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留居郑县的一周中，一切事务渐趋正常，第一天，除了蔬菜、开水、纸烟，什么都买不着，许多关闭的或抢光了的店铺门前都摆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停止营业，祈谅！”或“抢光了！”再过一天，又出现了三种流动服务业：人力车、剃头挑子和算命先生。剃头挑子听说赚钱很多，因为有许多人发誓说，日本人一日不离郑县，他们就一日不刮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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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天，附近村中农民带来了筐子和芦席，二者对重建家园都是必需的，因而索价甚高。有几个“游击商人”在人行道上开了铺子，卖些简易走私商品，如鞋带、肥皂、水笔等，都是从衣箱里拿出来的。第四天，大街上的人群增加了4倍，人力车则到处都有了。马路边的商贩似已确信日本人不会再来了，便把藏在乡下的大件商品拿来出售了，暖水瓶、镜子、毡帽，应有尽有。店铺开门了，可商品只有劫匪和日本人都不要的东西：棺材、梯子、床板，这些东西都原封未动地摆在那儿。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买到墨水、牙膏、领带、红盖头和一张蒋介石的像。警方禁止在大街上贩卖赃物，于是就转到平常卖旧货的地方，其实只隔着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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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末，凭着中国人“春风吹又生”的本领，郑县的日常生活已经有所恢复。马路上的垃圾被清理了，碎纸、破布、玻璃渣子、草屑、马粪和其他战斗遗下的破瓦碎砖也都扫干净了。空袭造成的瓦砾、碎砖头被用来垒成了墙，只是这墙看起来不太牢靠。在半毁的房子里还出现了一些盆景和鸟笼子。有张海报还写着一家戏院不久就会开张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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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情景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只是城市的某些物件拼凑在一起的轮廓。这样的日子大概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许多逃得最早、最远的官员却一直没有回来。谣传他们不仅害怕日本人，更怕“不安民众”，也就是饱经他们骚扰的人民。尽管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穷人，有的已经陷入冻馁，有的不久也将陷入冻馁，但我走遍郑县各地，却未见政府救济机构的到来。国民党携武装进城的唯一组织就是警察。从他们的作为来看，好像把城市只看成了个码东西的地方。据说，特务在日军撤走之前就混进城了，他们是来侦察抢匪的。果然，郑县被收复的第一周内，监狱里就挤满了穷人，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把别人留给日本人的家具拿来搭棚子住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言有些人在打仗以前借了别人钱，为了赖债，就诬告对方是抢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