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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郑县时，政治部已将日本人的墙壁标语涂掉了，但我从未见过一个有组织的国民党机构来关怀灾难中的人民。警方出了布告说，抢来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公共标语牌上通常贴着的是私人贴的寻人启事，观之令人伤神。有两条新标语，我看不贴也许更好：“协助中国军队驱逐日寇，中央政府对难民关怀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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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我离去之前，国民党税吏赶来了。他们宣布，由于日军已将之前征集的夏粮掠走，为供政府和军队之用，郑县一带必须紧急征收秋粮一次。在这之后不久，第一批满载粮食的排子车队就由农民推进了城。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那可是他们仅存的最后一点口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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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来说，郑县的入侵不过是小事一桩：那年秋天的主要战事是在华中的宜昌和长沙附近。但日军对郑县附近黄河大桥的占领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此桥留在日军之手，那么已经将其阻挡了3年之久的黄河就不能再奈何他们了。郑县附近国民党部队的抵抗不力仅仅发生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个月。这件事证明日本人可以从中国战场抽出更多的人力和装备，转为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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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美后翻阅了《纽约论坛报》对郑县状况的报道。尽管1941年10月和11月的大部分消息都表明美国即将卷入战争，而且在远东已陷入险境，可是，我发现该报对中国战场报道的潦草，一如《纽约时报》对中条山战役的报道。如果有个难得的读者能认真通读这些报道，他或许可以得知郑县被占领经过的基本事实，但对这些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就无从了解了。报道中连黄河大桥的失守也没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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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该报对于郑县事件报道中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郑县事件表明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诱使美国人高估国民党的力量是何其有利。他们好像是在自觉地帮助美国人找自我安慰。例如，早在10月，日本人就从上海发了一则消息，说俘虏了5000名中国军人，另有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2000名国民党军人在郑县外围战役中被击毙。的确，那时曾有过一些小冲突，但如果规模大到如此程度，则我在逗留郑县期间是必有所闻的。又过了几天，还是在10月，一则从北平发出、显然来自日方的消息说，有成员超过2万名的中国军队正在力战以图夺回北平。那正是上文所说的女传教士骑自行车跨过战线、进郑县取冬衣的时候。这则消息要是被她听见，一定会让她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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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论坛报》还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抗战的社论，题为《中国战场出现转机》，是根据国民党所谓的“宜昌大捷”的消息写的。该报道建议美国人注意中国的强大是否能够吸引住日本人，使之不会与美国开战。我在《论坛报》上所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社论，基本上都是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消息。蒋委员长在“双十”讲话中好像不太在意自身的问题，反而强调说，美、英两个友邦已在日本周围建成铜墙铁壁，使日本再无力进一步侵略。该报引用长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发言，称中国抗战已进入“新的反攻阶段”，并呼吁英、美、苏三国立即对日本发起致命的一击。该报还引用孔祥熙的话，称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无力利用世界形势在他处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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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美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仅次于报界和国务院。势力最大的可能是传教士，因为他们的对华评论会在美国各教会内传播，而华盛顿的决策有时又会受到教会的影响。我的郑县之行让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危机会怎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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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教会区井井有条，在过去一个月里，唯一未遭战火荼毒的就是这里了。这些建筑看起来与里面住着的人一样引人注目。在这座能够听到前线枪炮声、半已残破的城市之中，还能保持那么一块具有地道现代西方舒适生活条件的绿洲，简直不可想象。这是我离开沿海地区后从未见过的。由于郑县和上海在战前有铁路连接，所以教会内宽敞房间里的一切家具什物都是从上海甚至海外运来的。无疑，我如果从美国直接前来郑县，这些家具或许显得有点陈旧寒碜。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更引起我注意的将是少数几处弹痕。可是，我已经在中国西部游历数月，所住之处都是小旅店或窑洞，于是这一切就真是奢华极了。意大利天主教会养着一群进口奶牛，餐桌上不乏鲜奶、奶油、黄油和奶酪。对生活在未沦陷区的外国人来说，除了身居重庆的显贵，那些东西简直是梦都梦不到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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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进城时，包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三国的所有传教士都留下了。大部分牧师和基督徒义工都一同居住。他们把教区开放给难民和附近的居民。天主教会区地处郊外，因而我所常见的只是基督教区。我敢说，至少在这里，所有难民都是被一视同仁、直到住满为止的。教堂保护了数千名家园被异族践踏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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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给任何中国人提供住所时，这些传教士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好像这些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大都坦率地回答道，他们留下来是为保护教会财产的。再说，作为勇敢的善男信女，他们显然觉得擅离职守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依然对自己的中立地位很有把握。至于为何来者不拒，他们说，对一切提出要求的人给予施舍，那是他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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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感到，传教士不能像以利亚那样在荒野里生活——脱离尘世的环境，似乎由鸟儿喂养，一心一意奉献于福音传道或慈善工作——这实在是有些遗憾。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当然做不到。在一个经常受到国外势力影响的国家，外国人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的存在本身，都有着政治含义。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陷入尴尬的情形当中——即便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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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县，至少有一名汉奸在教会区躲过了日军进城之初最动荡的几天。他是从开封伪政府处来参加复活节集会的。我听一位中国牧师说，此人并不坏，“因为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他通知了中国人，走时也一样”。这位牧师还说：“没有哪一个基督徒会当真成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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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在教会里滞留的其他中国人，我只确知一件事情。如果日本人的占领是长期的（起初谁也无法预料），那么，这对中国将是一项损失，而对日本将是一项收获。因为，从我在西部一带所见的难民生活来看，这里的教会在日本统治之下可能会给中国人安排生活，加以庇护。但不会有任何人得知西部的真相。他们对国民党的概念完全受上海走私来的美国杂志的影响。他们会认为，郑县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态没有典型意义，而只是前线附近的特殊状况。他们会以为，远在大后方，身为基督徒的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正在建设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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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些传教士在一件事情上是幸运的。由于对郑县的占领整个是一起“低压事件”，即便从日本人的角度说，也是如此，他们这才有可能保护住在那儿的人。可在其他沦陷区，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南京，当地教会和其他受外国人庇护的地区成了日本人猎取受害者的仓库。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从那些地方拉出人来奴役、强奸、屠杀。听说，南京有个传教士是和平主义者，在战斗结束前，他说服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并到他的教区去避难。后来，日本人把那些士兵拖出来，泼上汽油，要么烧死，要么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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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县，传教士及教民的冒险事功，究其大要，不过是和所处的非基督教环境之间的一次怪诞而不流血的摩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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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例子。有个中国传教士骑自行车去农村照料自己的家产。因为怕碰到日本人，他就在车把上树了两面旗子。一面画了个十字架，另一面写着“欢迎皇军”。他无意中闯进了未沦陷区，被当地的“红缨枪”游击队抓到，并将他投入一间暗室，里面全都是汉奸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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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传教！”红缨枪队员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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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传开了教。为了保命，他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听众中有些人安静了下来。他们注意到外面也非常安静，就小心翼翼地开了门，然后发现游击队员应该是被他的说教弄得很烦，全都走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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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日军占领期间是传教的大好时机。”一位女传教士对我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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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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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平常不听传教，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就肯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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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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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些——呃——商人吧。我让他们把——呃——货物放在教区里，然后他们就肯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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