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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这不是占领而只是一次袭击。除了少数间谍和便衣人员,入侵者全是官兵。从他们对电话线的态度上就能看出,只要便于集中抢劫物资、便于安全转移,他们就宁可选择破坏这座城市的物质设施。从政治上说,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讨厌,除了涂掉原来墙上的标语,换上“大东亚共荣圈”之外,什么说服工作也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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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县南边少数村庄的“红缨枪”组织搞过游击战,日本人就以恐怖镇压为武器,进行了集体屠杀。有些人被投入井内溺死,任何人想躲开日本人都会遭枪杀。郑县市内的情况尽管大不一样,这里在日本人进入时已是空城一座,没有任何抵抗,可是,在全城沦陷期间,分散的暴行却接连不断,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和抗战初期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行。之前的暴行是发泄对抵抗者的愤怒,而郑县的暴行则是对残障者的任性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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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筑工事或运送抢劫来的东西,日本人征用了一切能抓到的民夫,不管有无劳动能力,都得整天干活,还没有饭吃。他们喊饿时,日本人就给盐吃,用以取乐。如果他们听错了命令就会被杖责或用刺刀杀死。有些人只是不懂日语,便被恶作剧似的惩罚。试图逃跑的,就被活埋,有的头朝下,这也成了日本人取乐的笑料。我听说,有两个女孩为逃避强奸就把身体弄脏,结果,她们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这当然又是个好笑料。日军放假时会出去找“花姑娘”,偶然发现躲起来的一家人,他们就强迫父兄强奸女儿或姐妹,也是为了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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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城里的中国人谣传着反攻业已开始。虽然,乡间传来的枪声和打兔子时的动静差不多。那时,传教士们也满怀希望,直到10月中旬一位女传教士骑自行车从战线另一边的巩县前来,这才改变了想法。她平静地解释说,她的冬衣都存在郑县,此行是特意来取冬衣的。什么战线呀、战斗呀,她完全没看见。就她所见,不少中国军队都在巩县上边的山峦附近构筑防御工事。朝郑县这边走,有一小队中国兵离郑县还有5英里。她一路上从未见过日本人,直到到了城边的路障附近才看见两名岗哨。那两名岗哨看见她还有点吃惊,最终放她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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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汉奸们经讨价还价,把最后一批小麦以12元一斗的价格售光,就带着最漂亮的妓女回开封去了。翌日,大多数日本人也走了,方向是东北面建的新桥,很快那里就升起了缕缕云烟。据说,他们把搞到手的走私日本货都烧掉了,这是为了制造新的需求。11月1日,这座城市如此平静,有些传教士就大胆进城查看日军后卫如何撤离。这些日军顶多不过10多名,动作很从容,显得信心十足。他们将个人抢来的东西装上卡车,然后就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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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还不到一小时,难民们就涌进来了,警察毫无踪影,几小时之内又发生了更多的抢劫和劫匪内斗。一批人手持刀斧,涌向日本人用电线搭成的路障。还没等政府或军方前来,电线和电线杆就都被砍走,不见了,它们都被穷人用了或卖了。下午,有些国民党部队开进了城。又是“一场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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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其他方面所得的材料都印证了从传教士处得到的印象。这是现代战争中最低级的那一种,很像那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战争,也就是在国家出现前的史前时代的“村斗”。那时,地方性的战争是部族之间商业往来的日常组成部分。就日军方面来说,对郑县的征讨显然只是一次胜利的劫掠,那就像是赢了一场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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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少血腥的混乱,日军对中条山的入侵总算是像样的战斗,而且在崇山峻岭中引发了小股游击队的长期抗战,但这次对郑县的占领却只有经济意义。国民党军队早已撤进深山,远离日军,形同开门揖盗。可这次全部悲剧的意义毕竟只在于争夺有价值的物品。同类相残的混乱局面曾一度出现,但日军来得太突然、太平静,又迅即在城内建立了某种秩序,这种同类相残的范围就小得多了。不太严重的暴行有一些,大多却只不过是彼此耍花招、争东西。一座城市落入敌手,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场面之一,但国民党从政治到经济的大崩溃,却又从某方面使这种场面变了样:公民们在筋疲力尽中只能为蝇头小利而吵架斗嘴。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相比,郑县陷落只是一场不够格的战斗。日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城市,在国民党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渡过黄河,扰乱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策略。其实,在一个统治者重视财物更甚于人命的国家中,这种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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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过黄河时曾有少数几场厮杀,农村中的“红缨枪”也有过一些零星抵抗。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一直在把东西打包,拆封,当掉,藏起来,扔掉,卖掉;或悬在井里树下,分成几份,藏在衣襟下。不管对谁,发生什么事情,几乎都和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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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个小走私贩子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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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2日之后,我把一些东西埋在铺子的地板下面,雇了两名推排子车夫,想运往洛阳。我们平安地出了城,但一下乡就得在每个村口停下来被‘红缨枪’检查。他们说这是日货,就拿走一点权作税收。傍晚时节,我的东西就只剩一半了。那天夜里,村子遭抢了,可是抢匪却只抢外地难民,他们一定就是‘红缨枪’。我剩下的那点东西都被抢光了,于是我就留在了那儿,直到听说日本人杀人不多才又回来。我发现,铺子被抢匪烧了。但房后有间没烧的小棚,我可以在那里面躲着,抢匪们没发现我藏东西的地方,我还可以拿它换粮食吃,要是日本人再回来我该怎么办?我可是待不下去了。把财物处理完之后,我就到沦陷区去,那边做生意还比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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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中产阶级妇女(一位铁路工程师的遗孀)说:“在大轰炸之后,我带着孩子们跑到乡下去了。我们听到枪炮声是从黄河这边来的就吓坏了。尽管我们只有那么点钱和三床棉被,可还是不敢回城里去。我们和城里的难民一起在小村里整整过了一个月,难民们倒还互相帮助,彼此借些用具。可农民就太狠心了,他们一直对我们说,决不养活我们,要我们在冬天以前去洛阳。我想,他们的确很怕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他们甚至不许我们从他们的树上摘叶子吃。有一天,我那个12岁的小女儿在地里偷了一块白薯,就被一群农村妇女打了一顿。幸亏她会画画,我们后来发现农民愿意拿粮食换画,靠她的画和我那点钱,我们每天都能喝到一顿小米粥。返回郑县时,我们发现家被偷光了,如果日本人再来怎么办?不知道。我想只能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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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扫城市厕所、向农民卖粪肥的苦力说:“日本人没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太穷了,我那棚子不上锁——买不起嘛!所以,当我听说他们要来了,只把粪桶往门口横着一放,就带着家眷到了乡下。整整一个月,我们都和一户农民住在一起。他是买我粪肥的老主顾,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吃。回城后,我们发现一切东西原封没动,要是日本人再来,我就还这么干。我觉得粪桶挺好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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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留居郑县的一周中,一切事务渐趋正常,第一天,除了蔬菜、开水、纸烟,什么都买不着,许多关闭的或抢光了的店铺门前都摆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停止营业,祈谅!”或“抢光了!”再过一天,又出现了三种流动服务业:人力车、剃头挑子和算命先生。剃头挑子听说赚钱很多,因为有许多人发誓说,日本人一日不离郑县,他们就一日不刮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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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天,附近村中农民带来了筐子和芦席,二者对重建家园都是必需的,因而索价甚高。有几个“游击商人”在人行道上开了铺子,卖些简易走私商品,如鞋带、肥皂、水笔等,都是从衣箱里拿出来的。第四天,大街上的人群增加了4倍,人力车则到处都有了。马路边的商贩似已确信日本人不会再来了,便把藏在乡下的大件商品拿来出售了,暖水瓶、镜子、毡帽,应有尽有。店铺开门了,可商品只有劫匪和日本人都不要的东西:棺材、梯子、床板,这些东西都原封未动地摆在那儿。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买到墨水、牙膏、领带、红盖头和一张蒋介石的像。警方禁止在大街上贩卖赃物,于是就转到平常卖旧货的地方,其实只隔着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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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末,凭着中国人“春风吹又生”的本领,郑县的日常生活已经有所恢复。马路上的垃圾被清理了,碎纸、破布、玻璃渣子、草屑、马粪和其他战斗遗下的破瓦碎砖也都扫干净了。空袭造成的瓦砾、碎砖头被用来垒成了墙,只是这墙看起来不太牢靠。在半毁的房子里还出现了一些盆景和鸟笼子。有张海报还写着一家戏院不久就会开张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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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情景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只是城市的某些物件拼凑在一起的轮廓。这样的日子大概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许多逃得最早、最远的官员却一直没有回来。谣传他们不仅害怕日本人,更怕“不安民众”,也就是饱经他们骚扰的人民。尽管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穷人,有的已经陷入冻馁,有的不久也将陷入冻馁,但我走遍郑县各地,却未见政府救济机构的到来。国民党携武装进城的唯一组织就是警察。从他们的作为来看,好像把城市只看成了个码东西的地方。据说,特务在日军撤走之前就混进城了,他们是来侦察抢匪的。果然,郑县被收复的第一周内,监狱里就挤满了穷人,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把别人留给日本人的家具拿来搭棚子住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言有些人在打仗以前借了别人钱,为了赖债,就诬告对方是抢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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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郑县时,政治部已将日本人的墙壁标语涂掉了,但我从未见过一个有组织的国民党机构来关怀灾难中的人民。警方出了布告说,抢来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公共标语牌上通常贴着的是私人贴的寻人启事,观之令人伤神。有两条新标语,我看不贴也许更好:“协助中国军队驱逐日寇,中央政府对难民关怀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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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我离去之前,国民党税吏赶来了。他们宣布,由于日军已将之前征集的夏粮掠走,为供政府和军队之用,郑县一带必须紧急征收秋粮一次。在这之后不久,第一批满载粮食的排子车队就由农民推进了城。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那可是他们仅存的最后一点口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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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来说,郑县的入侵不过是小事一桩:那年秋天的主要战事是在华中的宜昌和长沙附近。但日军对郑县附近黄河大桥的占领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此桥留在日军之手,那么已经将其阻挡了3年之久的黄河就不能再奈何他们了。郑县附近国民党部队的抵抗不力仅仅发生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个月。这件事证明日本人可以从中国战场抽出更多的人力和装备,转为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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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美后翻阅了《纽约论坛报》对郑县状况的报道。尽管1941年10月和11月的大部分消息都表明美国即将卷入战争,而且在远东已陷入险境,可是,我发现该报对中国战场报道的潦草,一如《纽约时报》对中条山战役的报道。如果有个难得的读者能认真通读这些报道,他或许可以得知郑县被占领经过的基本事实,但对这些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就无从了解了。报道中连黄河大桥的失守也没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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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该报对于郑县事件报道中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郑县事件表明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诱使美国人高估国民党的力量是何其有利。他们好像是在自觉地帮助美国人找自我安慰。例如,早在10月,日本人就从上海发了一则消息,说俘虏了5000名中国军人,另有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2000名国民党军人在郑县外围战役中被击毙。的确,那时曾有过一些小冲突,但如果规模大到如此程度,则我在逗留郑县期间是必有所闻的。又过了几天,还是在10月,一则从北平发出、显然来自日方的消息说,有成员超过2万名的中国军队正在力战以图夺回北平。那正是上文所说的女传教士骑自行车跨过战线、进郑县取冬衣的时候。这则消息要是被她听见,一定会让她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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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论坛报》还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抗战的社论,题为《中国战场出现转机》,是根据国民党所谓的“宜昌大捷”的消息写的。该报道建议美国人注意中国的强大是否能够吸引住日本人,使之不会与美国开战。我在《论坛报》上所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社论,基本上都是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消息。蒋委员长在“双十”讲话中好像不太在意自身的问题,反而强调说,美、英两个友邦已在日本周围建成铜墙铁壁,使日本再无力进一步侵略。该报引用长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发言,称中国抗战已进入“新的反攻阶段”,并呼吁英、美、苏三国立即对日本发起致命的一击。该报还引用孔祥熙的话,称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无力利用世界形势在他处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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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美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仅次于报界和国务院。势力最大的可能是传教士,因为他们的对华评论会在美国各教会内传播,而华盛顿的决策有时又会受到教会的影响。我的郑县之行让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危机会怎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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