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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注册那边有人告诉我，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本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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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啊，也许有三分之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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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对中国的描绘是有偏差的，这大概是美国对华政策有误的一大原因。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当然有恶意的因素，但我觉得主要还是自欺。郑县的传教士们面对国民党的腐化现象就会设想，那只不过是临近前线地区难免的局部现象，在内地，情况会是很好的。在位居西南四塞中央的成都，传教士们却相信，他们所见的一切与官方宣传不符的情况，必定都是由大后方决定的，在前线，一切应该都是好的。两地的传教士都很乐观，因为他们读到的吹捧国民党的文章都是在美国发行的。在他们的交谈中，在写回美国的信件和报告中，他们都倾向于把他们认为不典型的东西略掉，而那些“不典型”确实存在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反过来，教会的宣传又以他们的报告为根据，进而鼓励了美国出版界吹捧国民党，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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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感的传教士们在1942年之所以会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问题。在战前，一般认为他们的生活应和在美国时一样。于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与中国同事相比都显得特别豪华。为了维持西式生活，尽管他们和中国同事做同样的工作，但必须有更高的待遇。这是不容争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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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双方不难相安无事。因为美国人的生活圈子之外，一切都是中国的老传统，没什么更多花钱的地方。物价低，劳力贱，教会雇用的人员靠微薄的工资也能过得不错。外国人的待遇要比中国人高，这个传统也颇受尊重。19世纪以来，在工资方面，“土”工就自然地比“洋”工低。即使在中国职工里面，对此抱有疑问的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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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1942年，老规矩遇到了新情况。由于难民涌入、通货膨胀和垄断企业带来的不断加深的贫困，传教士的生活原本固然是小康，如今在对比下简直成了豪奢。在成都校园内，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一户美国人独占一所房子，还可以雇用若干仆人；而在中国人里，除了大学校长，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住房都要自理。物价的猛涨把他们赶出了校园，像苦力一样挤在贫民窟里。我听说，新入职的美国讲师月薪合1000元法币（合50美元），而年岁更长、经验更丰富、拖家带口的中国教授月薪则只有300元法币（合15美元）。广播中每天都有甜言蜜语说，中国已成了四强之一啦，和盟国并肩作战啦。这些调门激发了中国员工的公开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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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重庆的美国人感到不安的第三件事是国统区内的非基督教化倾向，或者放到以前，也可以叫“非美国化”倾向。教育部长、CC系头目陈立夫正在稳步推进一项计划，旨在把所有学校都变成孔教或准法西斯思想的训练班。这种思想是重庆顽固派所拥护的。教育部试行干预教会学校的研究课题、教材审定、教师选择，对凡与国民党不合的西方自由主义教育观点尽量削减，这些做法有时取得了成功。后来连三民主义青年团甚至也在教会学校活动起来，他们对被认为政治上可疑的学生搞特务活动，对一般同学施加影响，使之追随国民党路线。教会学校本来对左派和自由派的吸引力就不大，但即便如此，特务们有时还是会闯进校园，将据报有危险思想的人劫走。对此，传教士们也并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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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有一些为传教士开脱的说法，乍听起来不无道理。这些学校兴建得比中国学校神气，开销也比中国学校多，其目的是要从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传播西方文化。这里不仅有舒适的生活区，还特别强调游戏、体育和衣着得体。这些都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传教士们要帮助的是潜在的特权学生，多多益善。如果美国用来支持教会的钱都花在住得起这些学校的子弟身上，而没有花在值得受教育的人身上，那的确并非传教士们的过错。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低，这是美国国内对宗教事业兴趣降低的又一个标志，这从聘任合格青年教师的日益困难上就可以看清。总之，传教士也不能负全责。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在校内的“非美国化行为”，那是需要从全局出发来考虑的。从前，教会外的外国人在中国大摆排场，对中国雇员非常苛刻；当时传教士们的行为便显得较为开明。如果传教士们对国民党的“非美国化行为”表示不满，就会危及他们的一切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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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见，传教士们的处境之所以陷于尴尬，主要还在于他们那种认为一切都不可怀疑的共同信念。一旦有年轻人提出问题，大多数长者总是按教条强调自身事业的正义性，强调对失败是不必理会的，因为他们的用心毕竟是好的。他们时常武断地认为，只要有了好的目的，手段就一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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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身处华西的几十名美国人所感到的矛盾和困扰，正代表了整个美国当时的处境。在美苏之间的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正在扮演着成都传教士的角色，目的是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变别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我们有一种顽固的全国性认识，即一切罪恶都源于苏联，而一切美德都在美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终究存在差异，于是好心反而带来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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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我们是尊重生活优渥的，这在美国是一种恰当的态度。在一个民族独立、自由稳固、繁荣昌盛的国家里，个人物质主义的理想可以实现。因为在这个国家，民主政府能保证大多数人要求的变革通过立法手段实现。而在国民党中国这样贫弱的地方，民族独立和自由毫无保证，稳定的政府除非经过一场革命否则无法建立，在这里，美国式的物质主义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美国人坚持在外国的生活也要与本国无异，于是在实际行动中竟与当地那些自私自利、毫无爱国心的人，甚至罪犯勾结了起来。当地人对此的责难并非凭空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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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糟糕的是，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明白中国这样上下悬隔的古老国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当地的生活优渥产生了严重误判。他们不懂，这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出身分配的。他们习惯于按我们自己的民族习惯，判断一个人富有是因为勤快俭省，而这样的人通常也就是好人；另一个人所以穷，只不过由于他笨拙懒惰，挥霍无度，因而也就是坏人。许多身处海外的美国人对一切地方政府都特别尊重，几乎达到了盲目的程度——只要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在美国，尊重权威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美国政府得到公众支持已长达150多年了。可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从未被公众的选票认可，它只获得了外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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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都逗留的时候，传教士们的不安似乎已平息。在中国，日本的各条战线相持日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怕消息传来，大家都认为在他们生活圈子外面发生的混乱不会触及他们。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从美国传来的，包括总动员、配给制、民防工作等。我听到过成都的传教士们关于美国家庭为节约开支而吃大锅饭，以及家庭妇女为前线士兵捐赠卫生包和针织品的议论，但从未听说过有任何实际行动。现状不能改变的理由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人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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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大锅饭节约不了开支。各家吃饭时间不一致，有些人常去下馆子，那样开支岂非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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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卫生包，不知往哪里投寄呀。到这儿来的美国兵肯定都有自己的给养，用不着捐赠；要是给中国人，他们会拿去卖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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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织不好东西了，都是阿姨替我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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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的不安达到了什么程度，大多数人的反应似乎一直是希望巩固以往的生活。有些人对战前的生活方式死抱着不放。他们认为：“我们就得这样生活嘛，我们的任务就是示范美式的生活水平呀！”另有一些人则拿出了自我保护、自我维护的态度，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说：“这座房子在我们来之前就造好啦，我们除了住进去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还有少数人把自己干的蠢事一股脑儿推给共产党。他们说：“那些批评我们生活方式的中国人都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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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听说过三件小事，足以说明成都南门外校园生活的辛酸一面。第一件事是一位愤愤然的美国人告诉我的。他以前是某个讨论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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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他的讨论会叫作“基督徒团契会”，常在美国教职员家中集会。大家可以随意交谈，女主人还会准备些茶点和三明治。起初，这个团体吸引了许多教职员，甚至学生。后来物价上涨了，美国主妇决定不再招待饼干和夹肉面包了，结果到会的中国人锐减，团体也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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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小事是一位愤愤然的中国人告诉我的。他偷听到了一对美国夫妇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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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教师委员会今晚在咱们家集会，亲爱的。”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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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吗不早点告诉我？”他妻子说，“我得快点儿回家，把三明治什么的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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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东西也别给，他们不喜欢。”丈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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