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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的反应是符合一般人性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几个月中，他们是愤怒的。但在此之后，虽然日军在中国以外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但闭塞的山城之中却似乎不可思议地兴起了乐观精神。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完全受到日军的围困，这固然是最值得恐惧的事，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毕竟落在了别的国家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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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重庆方面或可希望日本人的胜利将激起盟军迅速反击，甚至将在打击德国人之前收拾日本人。另一方面，许多人看到高傲的白种人被亚洲人——尽管这些亚洲人是中国的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时，心中不禁暗自高兴。由于国民党新闻审查的封锁，没有几个重庆人了解本国前线的状况，也没有几个重庆人认识到：如果日本人不是决意从海上南进，而是决定征服整个国统区的话，他们同样会赢得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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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人来说，当时中国人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趾高气扬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比如我在从成都到重庆的长途汽车上听到的那样。但我毕竟只是在旅途、餐厅和店铺里略微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代表官方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美国人则明显地感到，国民党高层对美国有一种暗含的敌意。这些美国人普遍抱怨：“中美成为盟国之前，他们还要客气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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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兴奋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当时国统区千疮百孔，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很快就使重庆人认识到：不管其他盟国败得多惨，也不管它们如何奉承中国，真正危如累卵的正是中国自己。我认为，可能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重庆人很快转而采取一种奇怪的双重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一方面，他们继续愉快地对中国以外的战局保持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完全是旁观者的兴趣，就像在观看和议论一场别人的象棋比赛。另一方面，对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这年仲夏，当美军首次在所罗门群岛登陆时，公众的这种态度在重庆茶馆中就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在抗战接下来的3年中，这种双重态度越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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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同样表现出一种危险的两重性。这就是言行不一，宣传和现实相去甚远。国民党在抗战前就存在这一问题，但比起现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现在国民党的国际地位之所以提高，更多是因为宣传而非成绩；毫无疑问，这种状态反过来越发鼓励国民党领导人大讲空话，大做表面文章。事实证明，他们依靠这种欺骗外国人的手法不仅可以获得声望，更有实际的援助。盟国在亚洲遭遇惨败时，美国就许诺今后会大力援助国民党，这使国民党越发认为欺骗比改革更有效。正因为如此，当局势越来越糟糕时，国民党的宣传和“官方”消息反而越来越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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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直至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宣传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国民党政府似乎将油漆公司的广告实践了出来：“表面好就是真的好。”官方言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公众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怀疑态度来看待它，还有它所提出的一切口号和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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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到达重庆时，城市和横穿城市的河流上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冬雾，使这个崎岖不平的山城好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两个月之后，浓雾开始稀薄，偶尔有几个小时，天空晴朗得仿佛阳光充足的夏天。重庆人希望今年在天空晴朗的季节中，日本飞机不会再来进行轰炸，因为现在日本人有了更重要的轰炸目标——印度的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的康提和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悉尼。通常在轰炸季到来之前，城市的建筑和修复工作会停顿下来，但今年的整个春季，这些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在重庆也有一些使人惊慌的谣言，说日本人今年将对重庆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但人们认为这不过是茶馆里的“龙门阵”，要么就是商人故意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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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雾气通常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消散。日本天皇的生日也正在4月底，日军有时会用大规模空袭来给天皇庆生，所以当这个恐怖的日子临近时，人们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许多家庭搬出城外，另外一些早早在郊区农村预定了住房。这种恐惧的浪潮是从南岸发起的。那里原本是中立国的租界，最早匆忙深挖防空洞的也是南岸。过去，使馆区和外国产业周边的不动产很值钱，因为表面上还是中立区。现在却价格猛跌，因为有流言称，如果日本人轰炸重庆的话，外国人的房屋，特别是美国大使馆必将首当其冲。凡是我住过的中国旅馆，老板都要我预付房钱，因为旅馆老板不想我们欠着房租就被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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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的生日那天恰巧是个大晴天。重庆市和江边的红色山丘格外明显地暴露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之下。当天夜晚正值满月，如果日军轰炸机打算庆祝天皇生日的话，月光将通夜为他们照亮整座城市。重庆人心惶惶：传说500架日本飞机已经到达汉口，日军侦察机曾飞临重庆上空，日本人打算在午夜试验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大轰炸。人们的目光不时忧心忡忡地盯在山顶或者某个房顶的黑色台架上，空袭时那里会挂出警报气球。整整一天，只要街道交通有一点骚乱，马上就会引起一片惊慌，开始是少数人，然后是整条街道上的人都会四散奔逃。但实际上，天皇生日这一天的白天和夜晚，连一架日军侦察机都没有飞临重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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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房间里绘制鸟儿幻灯片，这时听到了多架飞机的轰鸣声。它们不可能是日本飞机，因为一直没有响起空袭警报；也不可能是中国飞机，因为中国只有几架破旧的飞机，只有在日本飞机空袭前后，才会听到中国飞机在空中发出刺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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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听到的声音柔和、低沉而有力，就像撕裂厚绸缎时的那种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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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旅馆在城市北侧陡坡的顶部，房间直面嘉陵江。突然，十几架飞机从下游方向映入我的眼帘，那儿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的地方。那里的市区建在半岛上，好像是重庆伸出的一只脚。飞机在两江交汇处的一群中国平底船上空低飞轰鸣。然后，机群开始转弯，飞出长江两岸群山，沿着嘉陵江朝上游方向飞来。当编队整齐的飞机经过我的旅馆附近时，整个机群突然向上跃升。它们是美国P-40战斗机，机首漆着“飞虎队”的标志——露着牙齿的鲨鱼头。接着，编队分散开来，轮流飞越重庆的最高点，之后又向长江俯冲，消失在视野之中。突然，机群又陡直地向上爬升，再次出现在视野之内，然后又向嘉陵江俯冲。地面上的人们拥挤在房屋的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使这些地方变成了一片蓝色。人们挥舞着帽子、衣服、旗帜，把小孩举过头顶。这群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了半小时，像戏水的飞鱼一样为人们进行了表演。在这半小时中，50万重庆人发出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见属于自己方面的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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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旅馆经理通知房客——特别是我这个可敬的美国人——不必再预付房租了。下一个星期，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房地产价格又回升到了以前的水平。此后的一个月中，重庆没有响起一次空袭警报。这个城市仿佛已经旗开得胜了。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夏天的太阳和晴朗的天空不再使重庆人觉得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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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草丛生的废墟上，成百上千幢新的房屋开始兴建，规模和样式比任何战时首都所能看到的其他建筑都要宏伟和讲究。其中有最时髦的现代化西式建筑，带有拐角的阳台。别看那阳台和房屋表面只是泥巴糊的，可是一旦涂上醒目的白色油漆，再勾勒上优美的线条，街道上就有了一片欢乐的景象。许多旧屋之前为防空而刷上了黑色或灰色的保护色，现在也重新漆成了光亮的奶油色。在街道上，新的商店不断开张，出售价格昂贵的进口布匹、罐头、酒类和其他以前几乎看不到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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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说，这些商品中只有少部分是新近由仰光等日军新占领的城市走私来的，大部分是原来国民党官员和其他囤积居奇者私藏在重庆的。这些人现在认为，由于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奢侈品在远东其他地区的市场，而且害怕将会有更多的走私品运往重庆，所以急于在市价下跌之前脱手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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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新建房屋挡住的残垣断壁，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内容有：香烟、影剧、算命、当铺、化妆品、花柳病特效药等等。在这些广告的掩盖之下，隐约可见抗战初期的标语：“一滴油一滴血”，“战士为国捐躯，国民毁家纾难”，等等。新的娱乐场所不断开放：电影院、大鼓书院、茶馆、咖啡馆、冷饮店、旱冰场等等。市区也出现了更多的乞丐，因为官员在城郊修建了许多私人防空洞，原来在那儿栖身的乞丐无处容身，只得流浪到市区中来了。但总的来说，拥挤的街道给人一种富裕的、无忧无虑的印象。暴发户和官方垄断商坐着崭新的美国轿车——其中有些是刚从仰光输入的美国最新型号——穿着西服和上海旗袍，到处驱车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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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或许指望美制P-40战斗机的出现能够鼓舞重庆人的斗志。但此后几周，我在和重庆人的接触中却发现效果适得其反。整个春天，重庆暗中滋长着玩世不恭的幸灾乐祸情绪和对抗战消极的双重态度。在美国飞机出现之后，这种情绪更加公开化了。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脱离现实，它认为中国已经单独抵抗了日本5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让那些新的盟国——特别是美国——去为将来操心吧！该轮到他们来出钱和打仗了。中国不仅可以继续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权在盟军对日作战期间尽可能地大捞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