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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绪之下，国民党认为，比起迅速击败日本人，也许让战争维持僵局好处更大。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行动使这种态度明朗化了。这年春天，宋子文和蒋委员长的其他代言人暗示，如果中国不能很快地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援助，就会被迫和日本人讲和。实际上，当时日本人正致力于东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事，无暇分身征服全中国，所以国民党——特别是领导层——的这种姿态只可以说是敲诈勒索，他们是希望利用战争来牟取暴利。当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到达中国以后，这就更加清楚了。蒋委员长分配美援物资的方式并不是为了迅速地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在国内上下其手，削弱对手，搞平衡，以巩固脆弱的军事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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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领导榜样的影响下，国民党人从上到下相继效仿。我想，对于他们那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和大发美军财——从美军为机场建设支出的款项到美国大兵在餐馆付出的饭钱——的行径，每一个后来到达国统区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人必然都有苦涩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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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年，日军轰炸机对重庆远郊区进行了几次浅尝辄止的空袭，但重庆市区再也没有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可能已经明智地认识到，继续刺激重庆方面对他们并无好处。另一方面，很快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战斗机到达重庆，也使得日本人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了。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重庆再也没有遭到轰炸，它成了环抱群山外种种事件的“共鸣箱”，发出着回声。这就是重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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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最响亮的回声来自于日军新近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大多数在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只是把重庆看成是偏僻的小地方，没有什么人希望前往重庆。但现在几乎东南亚的所有人都希望逃往重庆。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幸成功地逃到重庆，有的是穿过乡间的水稻田从上海逃来的；有的是翻山越岭从香港逃来的；也有的是穿过热带丛林小径由河内、曼谷、仰光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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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月末，第一批来自上海和香港的难民就到达重庆。3月至5月，由缅甸逃出来的难民到达重庆。有的人相当幸运，他们乘坐汽车通过滇缅公路，甚至带来了睡衣和够一年用的瓶装橄榄油。这年夏季和秋季，从更远的地方——如北平和新加坡——来的难民也逃到了重庆。在重庆街头，每周都会出现新的人群，他们穿着陌生的制服或便服，那些衣服的样式都是重庆商店里见不到的。在这一年中，至少有5万中国难民来到重庆，大部分来自香港。不少缅甸人和中缅混血家庭在重庆郊区定居。难民中还有一些越南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此外，还有200名到300名美国人和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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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难民们带来的消息看来，日本人征服这些新地区的手法和他们进攻中条山区的手法别无二致。他们同样是采用轻装突然袭击，尽量利用守备漏洞，利用对手的麻痹大意和过分信赖工事的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还在对方地区制造惊慌和混乱的气氛。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国家、种族、宗教等原因，军民之间、人民之间原有的不平等和敌对情绪大大方便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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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双重态度——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规模宏大的、引人入胜的外国战役，所以在重庆反而不容易认清这一年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国内情况的人来说，他们好像是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没有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少数人对全欧洲的事务感兴趣。消息传递依赖最原始的信件，或者来往于城市和宫廷之间的商人、信使或其他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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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少相信国民党发布的国内新闻。当我向国民党外的朋友询问有什么新闻时，我发现一种惯常的回答是：“不知道。今天我只看了报纸，还没有听到别的消息。”只要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他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和情报系统。通常的方法是看望由于职业关系而多少了解某方面情况的朋友，或者是去来往旅客的聚集地，或者是和记者们交往——他们知道的情况一般比报纸上公开报道的要多一些。当然，用这些方法收集来的消息也未必可靠，其中可能有许多是流言蜚语。你必须注意这些消息在细节上是否符合你个人观察的经验，或者是否有其他消息相互印证。然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才能核实。用这一套办法来了解情况当然不像读报那样容易，但却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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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年夏天来自浙江和江西的人们所带来的消息可以看出：当年4月，有不少在空袭东京时幸存的美国杜立德大队飞行员们在中国东部的这两个省份着陆。不久之后，日军即进犯两省，他们肯定是知道了这些飞行员们在这两个省内着陆的消息。日军占领并破坏了东部地区的机场，防止它们成为对东京穿梭轰炸的基地。当时日本人的战线已经拖得很长，但国民党的抵抗力也下降到了最低点。日军对浙、赣两省进犯的结果说明，他们在中条山和东南亚的那套轻装突击的办法仍然异常奏效。这就为他们确定后来在中国的作战方案提供了新的途径，意义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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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轻装袭击进展神速，外国传教士和美国飞行员必须日夜不停地逃跑，才不致落入魔掌。一些初到中国、目光敏锐的美国飞行员注意到，一旦当地的官员和军队向西逃跑，那就是危险即将来临的确切预兆。此次战役中很少发生激烈的战斗，即使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地区也是如此。这次日本人进犯的区域相当大，而且地形开阔，所以日军突击队可以绕开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地带。从一开始我就听到谣传说：兵力单薄的日军为了虚张声势，经常征集中国民夫为他们搬运装满石头的假弹药箱。之后每一次日本人进犯国统区时，我都会听到这类谣传，时间和地点都说得有根有据，可能确有其事。即使这些谣传是虚假的，由此也可明白公众对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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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几乎完全占领浙、赣两省之后，他们像通常那样按原定计划后撤，途中掠夺了一切可以带走的战略物资，不能带走的就统统烧毁。这两个省盛产稻米，是国统区的又一个粮仓，所以日本人在撤退时烧掉了带不走的所有存米。日本人还把军马放到稻田中吃光春天的秧苗，并且破坏了灌溉沟渠和堤坝。他们的行动有条不紊，目的是加重对方的经济困难，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更加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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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浙赣战役中传来的两个例子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个例子发生于浙江省。此次日军进攻的城市中，金华是国民党设防最坚固的城市。很明显，国民党打算坚守金华，因为浙江是蒋委员长的家乡[20]。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蒋委员长对金华的防务非常关注。当日军逼近金华时，蒋委员长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对金华守军发布各种战略战术方面的命令。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企图亲自指挥同年夏天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登陆作战的话，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在中国，这种远距离指挥的后果只能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电话电报网极为糟糕，军队中的情报体系更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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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蒋介石最初命令金华守军在城外防线迎敌，接着命令收缩至城内固守。然后再一次命令他们出城迎敌，接着又命令他们回城固守。蒋介石直接向战场上的下级军官发布战术命令，而他们的上级却毫不知情。这样折腾到日本人真正兵临金华城下时，当地守军士气低落，一片混乱。金华可以发挥作用的碉堡群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行了抵抗，随后金华迅速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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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开始撤退时，金华守备司令和蒋委员长都亟须挽回面子，于是派出大军去进攻日军留守金华掩护撤退的少量部队。由于当初金华沦陷得太快了，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炸毁他们自己的碉堡群。现在这些少量日军凭借完好的工事，竟然坚守金华达几个星期之久。当日军掩护部队终于撤出金华时，国民党和外国报刊都大肆宣扬收复金华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却只字不提为了挽回原本可以不丢的面子，无数士兵毫无必要地牺牲在了金华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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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将军的遗著揭露了后来中美联合部队作战期间，蒋介石同样反复地企图对他一无所知的问题横加干涉。蒋介石的作风是一贯的。1948年和1949年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证明，蒋委员长的遥控指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多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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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第二个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江西北部。从当地逃出来的传教士说，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抓捕壮丁使山区农民的生活极为困苦。这年春天，农民揭竿而起，宣称要反抗国民党的进一步勒索，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共产党的新四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他们的影响可能是这些农民敢于挺身反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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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出军队对反抗农民进行镇压，农民们逃入深山准备战斗。就在这时，日本人开始进犯，很快威胁到这一地区。造反的农民提议与派来镇压的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本人作战，但国民党当局拒绝了。不久日本人逼近这一地区，镇压农民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当局一起逃跑了，而造反的农民打起了游击，相当成功地抵抗了日军的进犯。日本人撤退之后，国民党当局再次派出讨伐队，农民不得不再次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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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中，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暴力来反抗国民党强加给他们的苦难。从重庆以南、与四川相邻的贵州省来的旅行者证实了这一点。当地似乎发生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国民党的农民暴乱。由于暴乱发生在贵州东部和湖南交界处的险峻山区，所以外界对情况不甚了解，甚至从那一带逃出来的外国传教士也不知道详情。他们之所以逃跑，是因为谣传暴乱者认为外国人都是亲国民党的，因而仇恨一切外国人。暴乱者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攻击有城墙保护的城镇，而且曾切断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的唯一一条湘贵公路，时间达一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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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大家对这场暴乱众说纷纭。自然而然，有人传言暴乱是共产党人发动的；也有人说是非共产党的自由派和左翼分子支持的；也有人说暴乱者只是普通的土匪，是由破产农民、逃避兵役者和逃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当时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的山区越来越多；另外有种说法是，那是贵州的地方主义者不满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垄断，从而支持甚至领导了这场暴乱；第五种说法是，这是一次“苗族骚乱”，因为土著苗族人占贵州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过去的四五百年中，移民贵省的汉人把当地苗人[21]从最好的耕地上赶进了深山，因而这些苗人可能对任何汉人政府都深怀不满；第六种说法是，暴乱分子是汉奸，暴乱是由日本人支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后方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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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说法可能都是片面的。实际上，这场暴乱可能包括上述各种因素。不管暴动是由谁唆使的，贵州的汉人和苗人生活同样极其困苦，这种苦难的生活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这才是暴动的真正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我停留在重庆的最后那段日子里，贵州东部的暴乱仍然没有完全平息，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攻击城镇，也很少切断公路。但国民党的官员除非是在强大讨伐队的保护之下，根本无法进入这些山区征税征兵。在抗战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不仅无法消灭这些暴乱者，而且在国统区的其他险峻山区不时发生新的暴乱，暴乱者据守在自己的山寨据点中。这些暴乱为共产党夺取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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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看来，关于贵州暴乱的种种互相矛盾的谣传恰恰预示了之后反国民党运动的格局。在这些运动中，共产党人、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保守的地方主义者、原军阀和西式工商界人士，不可思议地成为了同路人。当然，这些运动由于成分过于复杂，最后难免失败，但这种运动的存在毕竟证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已经众叛亲离，以致天差地别的各方竟可以在反对国民党这一点上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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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2年，证明国民党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最不祥的预兆是河南的确实消息。这年秋天，来自洛阳的旅行者们带来了第一批战时大饥荒的消息。由于春旱，河南小麦严重歉收。但垄断粮食的地主和官员们仍然像往年那样收租征税，这就榨干了农民们本就不多的存粮。当年夏季酷热少雨，秋粮大批旱死。农民们看到严重的饥荒就在眼前，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外省，其中一些向西深入国统区，另外一些向东，越过战线进入沦陷区。但国民党和日本人都对救济灾民毫无兴趣。在秋天来到之前，许多农民不得不回到河南家乡等死，另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