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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占领内蒙古[26]和中国北方之后，他拒绝充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化装成美国友人的仆人从北平逃到香港，之后又来到重庆。他希望去西藏度过余生，在阳光充足的西藏高原上，他笃定自己还能再次成为天神，然而重庆当局不允许他前往西藏。很明显，与日本人一样，国民党也想控制他，但国民党看起来完全是从消极方面考虑的。他太重要了，所以不能让他自由活动，但也没有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所以就把他留在重庆，备而不用，就像国民党对待武器的办法一样。他在重庆待了3年，住在蒙藏委员会官方提供的一间小房子里。重庆夏天酷热、冬天湿冷的气候显然对他不利。现在他是一名多病孤独的老人，在漫步时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花已经发黄的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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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当地人粗犷豪爽的性格曾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不像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细腻而内向的中国人，而更像我们西方人。这位活佛想必也有同感。当他在中国北方生活时，他就结交了不少外国友人。在重庆，他经常跑到我在中央旅馆的房间里来，为的是看看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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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盛夏的星期六晚上，他前来拜访我，当时飞行员们正在举行狂热的晚会，又弹又唱地喧闹着。我以为这种场面可能对他是一种冒犯，但想不到这位活佛竟然坐了近一个小时。这个场面可能使他想起了内蒙古老家草原宴会上的那种欢腾气氛。在那种宴会上，尽管客人是喇嘛、和尚和尼姑，但场面同样喧闹豪放。一些飞行员用夸张的哑剧式的动作向他表演他们在印度支那如何扫射一列火车，为了加强效果，他们干脆把活佛当作了一列假想的火车。即使这样，活佛也没有生气。后来，他安详地坐在房间角落里，用机警而慈悲的眼光看着飞行员们狂欢，仿佛这个场面使他回到了自己还是活佛的年代，而这些飞行员就是他的那群信徒。可能在他看来，这种场面比迷信的繁文缛节更有趣味。在那个夏天的以后一段时间里，他来得更勤了。只要这些飞行员来这里办狂欢派对，这位活佛就随时驾到，连我都感到惊奇。这不可能总是巧合，大概活佛给了旅馆仆役一些好处费，让他们在飞行员一来时就通知他。活佛每次来都在房间的一个固定角落坐上一小时左右，带着温和的微笑，增加着对人间俗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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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尔·威尔基是当年访问重庆的美国人里最有名的一位。他10月到重庆进行了短期访问，这是他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站。1942年的重庆在外表上不乏欢乐场面，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众人舌绽莲花地谈论着战争和战后和平，但实际上，无论战争的进程还是战后的格局，早已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定势，只是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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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接待威尔基的安排很紧凑：机场——战争孤儿院——防空洞——医院——招待会——机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国民党接待来渝访问的重要新闻人士都是采用这种方式，但以前从没有如此兴师动众、大作表面文章，哪怕是接待国民党的老朋友亨利·鲁斯也没有。在威尔基预定下榻的郊区公馆附近，警察很早就开始拆除破破烂烂的贫民棚屋，当然一分钱赔偿都没付。威尔基到达的前几天，警察把所有的乞丐和小贩都赶出了重庆，因为这些人有损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首都的声誉。对于那些干一天吃一天的穷人来说，威尔基的来访简直是一场大灾难。那些看起来太破旧的商店也被迫关门，一直要到威尔基离开后才能重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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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次接待，重庆的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规定，有的声色俱厉，有的啼笑皆非。例如，一家国民党大银行的职员们在威尔基访问期间没有茶水喝，原因是烧开水的茶炉建在办公室外的楼梯间，而当局要安排威尔基去楼顶上参观空袭警报装置。一名警官宣称，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特别是在一家大银行，电茶炉绝不应该建在楼梯间，所以必须拆掉，藏在小房间里，等威尔基离开重庆后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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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经商的中国朋友，他的办公室正好在威尔基要经过的一条街道上，外边有一间席棚是公司的厨房。当时的重庆有很多这种街边厨房。厨房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朝着街道，厨子在里面做饭全靠敞开的门照亮。警察命令厨子在威尔基访问重庆期间不得开门。这个老厨子是北京人，性格倔强，提出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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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说：“街道上敞门做饭不符合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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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厨子一边烧着鹅肉，一边不满地大声说：“难道现代化就是叫我摸黑做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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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厨子被抓进监狱。后来我的朋友花了一笔赎金才把他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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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终于整顿得有了现代民主国家的样子时，当局又在城里挂起彩旗，在墙上用中英文写上欢迎的口号。在保甲长的催逼下，家家都得从警察那儿买纸质的国民党旗和美国国旗，谁要是买晚了，谁就得出高价。这些严格措施使许多没有文化的重庆人以为要来的是“美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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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早些时候，蒋委员长视察西北诸省的消息传到重庆。消息说，党国领袖在旅途中俨然皇家气派。他驾临青海塔尔寺时，命令喇嘛们用接待清朝皇帝的礼仪来接待他。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中把假牙丢了，所以路过西安时专门采取了措施，在他到达之前，西安市先拉响假空袭警报，当市民们都吓得躲入防空洞后，蒋委员长才坐着威严的黑色大轿车，在车队的簇拥下急速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不过，看起来在重庆没法也对威尔基如法炮制。我很荣幸地在使馆接威尔基的小轿车中得到了一个座位。在机场等了一会儿，威尔基的专机就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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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机是由一架巨型轰炸机改装的，这架飞机飞临过非洲、近东、苏联和西伯利亚上空，现在终于在重庆机场降落了。飞机着陆后滑到机场的一端，4个引擎仍在轰鸣，驾驶员似乎拿不准主意该把飞机停在什么地方。前来接风的孔祥熙迎了上来，身边是其他高官，还有他们穿戴时髦的太太们。犹豫片刻之后，他们下了跑道，捧着大束鲜花向飞机走去。精神焕发的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跟在他们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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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飞机突然掉转头向欢迎的人群猛冲过来。除了没有拍打翅膀和发出尖叫声之外，这个庞然大物活像扑向鼠群的老鹰。欢迎团发出尖叫，扔下花束和乐器四处逃散。当然，飞机及时转了弯，停在驾驶员选定的位置上。威尔基走出机舱，欢迎者重新聚集起来，军乐队奏起了国民党党歌和美国国歌。接下来，流程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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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进入重庆时，人群排列在街道两旁。学童们全体出动，按照大人的吩咐向威尔基招手欢呼。一些衣着齐整的成年人，大概是经常看报纸的人，也向威尔基鼓掌和招手。但是，欢迎人群中也有不少穷人。在当时的保甲制度下，每保每甲都必须派出规定人数来欢迎威尔基。一些家庭就把家中无用的跛子、老人和小脚女人派出来，还有一些是雇来的穷人替身。这些人大都衣衫不整，面无表情，沉默而顺从地站在路旁，一只手无精打采地拿着国民党党旗和美国国旗，另一只手在挠痒或挖鼻子。人群后面不远处站着警察，以防这些人在车队通过之前溜掉。这不禁使我想起1937年日本人在北平的入城仪式，也是在警察监视之下，大街两旁排列着无精打采的人群，不过手里拿着的是日本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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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跟着威尔基的车队通过市区，对他以后在重庆的行程一无所知。但他访问后没几天，小道消息就传开了，后来他自己的书也加以证实。他一直忙于宴会、会见、旅行和视察，而且他刚刚匆忙访问了很多国家，脑袋里塞得满满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在访问期间彻底地了解和分析中国的情况。更何况，他到的每一个地方，看到的每一件事，与他交谈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目的就是给他留下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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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小例子很典型。威尔基短暂访问了潼关前线，人们拿法国葡萄酒招待他，告诉他是在一次敌后突袭行动中夺得的战利品。他后来在书中提到了法国葡萄酒，以此证明国民党还是积极抗战的。其实，如果这位大人物能摆脱官方警卫，亲自考察一下任何一家大城市的商店，他就会发现，这种法国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一样都是公开出售的，是从日占区运来的走私货。威尔基也确实设法打破官方行程，和当时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以及几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无党派人士进行了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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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偶然重读了威尔基的《天下一家》，它的内涵已经和出版时完全不同了。这本书记述了他在环球旅行中收集的事实，并做了分析，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许多分析都是不准确或大有问题的。这本书现在的身价已经大大降低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威尔基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观点，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有害的。他在书中对土地问题的见解是肤浅的，对国民党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批评是温和的，他对中国的观点几乎完全是国民党所希望的。国民党的苦心安排真是没有白费。威尔基用自己的威望为国民党的宣传背书。这种宣传也许在早期尚有部分真实，但在威尔基访问时已完全是一派胡言：什么战时国统区里的新中国；万事俱备，只欠美援的忠诚铁军；伟大的蒋委员长、迷人的宋美龄等等。威尔基不但信以为真，而且居然认为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是全亚洲人民的领导者，他们正在领导亚洲人民为自由民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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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战争局势尚不明朗，即使他在中国停留更长的时间，认真了解中国，写一本介绍国民党的翔实著作，也绝非明智之举。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苏联的评价也过于乐观。如果他旅行的速度放慢一些，思考得再彻底一些，他可能会了解到比较客观的情况，不至于陷入那种对中美两国都有害的臆想当中。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威尔基尖锐批评了其他一些盟国的殖民地问题。他很明智地断定，中东的落后和萧条是由于缺少西式的中产阶级。其实国统区也是如此，但他在书中却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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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威尔基在书中认为，当时美国把这场战争和整个世界分为几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欧洲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国，而苏联和亚洲人民是“第二等级”。威尔基认为这种概念是危险的，并指出，只有所有的国家都能获得自由和平等时，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他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他认为当时亚洲正在酝酿一场反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人力无法阻止的。他认为美国是“美好未来的保障”，因为全世界都欣赏美国的物质文明，而且美国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劣迹，这样美国就能在缔造战后的和平世界中担负起领导作用。他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苏联更紧密地合作，以确保大战期间和战后东西方的紧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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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看起来很美妙，但我现在很想知道，究竟是这次旅行使他得出了这种想法呢，还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进行这次旅行呢？书中有许多地方暗示到，他很可能在由美国出发前就形成了观点，环球旅行仅仅是为表现这个观点提供了戏剧性的舞台，它的最终形成也可能是在访问苏联之后。不管怎么说，他到达中国时已有“成见”。威尔基的这种见解拒绝把中国列入“二流国家”，所以他也决不承认国民党打的仗可没有一流水平。这就是威尔基的逻辑。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革命尚未成功，问题成堆。如果有人真想要了解中国的现状，并预测它的未来，就要有耐心和时间。而威尔基只是坐在飞机上环球俯瞰，自然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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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对照，以此说明在短短几天的访华旅途中，威尔基是如何对不喜欢的事实故意避而不见，反倒四处寻找想要看见的东西。史迪威将军写道，威尔基对他根本不理不睬，因为史迪威主张国民党必须首先进行改革，然后美国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而且他在陈述理由时说得相当刻薄，完全不合威尔基的心意，所以他的书中根本不提史迪威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陈纳德将军原来受雇于国民党，他为了讨好国民党，主张中国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更多的美国飞机。威尔基以赞许的态度详细引证了陈纳德的观点，并在书中美化了这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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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基在书中关于中国的一章里——也许全书都是如此——充满了对国际政策问题的主观随意性。他的政策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出发点并非实际局势，而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易冲动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威尔基式的国际自由主义已经消亡，但这种主观随意的态度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几年来，一种危险的倾向在美国增长：许多美国人以为，制定外交政策时可以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我们的对外政策制定本应建立在认真地了解、分析世界真实情况，以及耐心的基础上，但这些美国人似乎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可以由自己的观念、勇气和一厢情愿来决定。今天许多美国人似乎有着反自由主义的情绪，于是不顾亚洲的实际情况，去支持亲西方的腐朽政权。威尔基的错误和失败已经证明，任何基于主观愿望的对外政策在现实世界中都没有根基，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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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基访问重庆的一个明显成绩是，他确实使人感到美国是“美好未来的保障”。重庆人从来没有看到像他一样高尚、礼貌、真诚的世界性大人物。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来访，在茶馆和冷饮店中，人们兴奋地谈论着他的一言一行。许多人都把注意力从当前的战争转移到了他的环球旅行上来，另一些人则从这次访问中呼吸到了外界的新鲜空气，并使他们感到，中国被封锁下的孤立消极状态是有希望被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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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欢送的场面。听说那是一场彼此施展政治魅力的大型表演。威尔基和宋美龄互相都很满意。从宋美龄这方面说，她有理由相信，如果威尔基当选美国总统，国民党可以从美国得到它想要的一切东西；从威尔基方面说，宋美龄正是《天下一家》里讲述中国状况时的典型人物。然而，当威尔基的专机消失在蓝天之后，重庆南岸的大使馆中又一次响起了大使苍老而不满的声音。高斯大使预感到，大概又有一个“特使”要从华盛顿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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