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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顿掌掴士兵”事件中，美国依然是报喜不报忧，尽显蠢态。美国战争情报局认为这是一条坏消息，所以不宜在中国公布。但中央社报道了，中央社对盟国的一些丑闻经常大肆渲染，目的是使国民党显得不那样坏。但这次公众的反应却是有利于美国人，而不利于国民党。一些无党派的全国大报针对巴顿事件发表了社论。社论说，如果一个将军会因为殴打士兵而受到责难，那说明美国确实是民主国家。社论清楚地暗示，在一般的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最低级军官都可以把士兵打死，且不用担心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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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另外一个例子更能说明美国宣传的倾向性。美国战争情报局复制了一些美国杂志中为方便剪贴而单面排印的文章，国务院对它们进行了审查，并加了如下按语：“我们认为这些文章中被括号圈起来的部分不适于在你们地区重印出版。”美国战争情报局发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美国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但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美军教育问题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新的美国军队具有革命精神，它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十分怀疑美军是否果真如此，或果真有人要求它如此。但这种看法很适合在中国大加宣传。然而它也被加了括号，国务院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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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战争消息的日常报道，美国战争情报局还发出大量文字和图片来兜售美国的生活方式，将它包装成无可置疑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即使作为美国人，我也觉得这种宣传令人难以接受。这种宣传不断地夸耀美国人的高生活水平，为人们勾画了这样一幅虚幻的图景：在美国，每个家庭都有10个房间那么大的豪华郊区别墅；一切家务都已电气化；没有人生病，也没有人欠债；屋顶从来不漏雨，衣服永远穿不破。我只在确实没稿子可用的时候才不得不用这种材料，因为我发现，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这种宣传使他们觉得美国人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令人羡慕，却不令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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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其他一些宣传品还要更糟糕，在桂林只能归入到胡说八道一类中去。有一些文章的标题为：“美国森林在战争中的作用”“女子铆钉工的船坞风穿搭”[31]“新英格兰的饼干桶哲学家”[32]“塑料在战后厨房中的应用”“美国家庭中的狗”，等等。我记得有一组照片，图注是美国修女在学习吹奏萨克斯管。我不知道中国人会对这些宣传品做出什么反应，因为我把它们全都烧了。通过这些宣传品，我对美国人生活得出的印象是：它就像用两份绒毛加一份酵母溶液，用玻璃纸包好后放在模具里成型，做成崭新汽车的样子；再用锡纸做流线型的挡泥板，连有没有轮子都看不清。看来，美国人似乎根本不了解他们自己对其他民族的魅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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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得远一点，显然是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的。美国战争情报局不应该仅仅充当发自美国的宣传品的散发机构，它应当雇用记者，掌握自己的新闻来源，报道当时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美国人应当深入中国。如果宣传手段没有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手段为背景，或和这些手段配合，就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讲，当时的条件是很适宜的。当时在中国战区，我们在军事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而且，史迪威将军正在对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要他实行有利于中国大众的改革。在经济上，《租借法案》的各执行部门和美国财政部已打算支援萧条的中国经济。美国国务院正派出文职顾问帮助中国，支援项目涵盖工业、教育、水土保持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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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联合若干中国同事向美国战争情报局建议：对各种情况应该向中国公众做出充分而坦率的报道，就像这些情况如果发生在美国，美国公众将会要求的那样。我们对美国在中国、为中国进行的战争活动报道应该超过对中国以外战局的报道。同时应该提醒头脑不清醒的中国人，他们自己最大的问题，仍然要由他们自己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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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最好是由中国现有的报刊来印发。如果我们提供的新闻公正客观，而不是纯粹的宣传，那么无党派的编辑们，或许还有一些国民党编辑，就都会大量采用。当时被派出报道美国在华战争活动的中央社记者通讯都有一套死板的模式，各地编辑都觉得这些新闻既乏味又带有党派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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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人们对有关战事消息的报道最感兴趣，所以美国战争情报局应当首先集中报道第十四航空队作战的情况，以及中美联合部队的缅北作战状况。然后，报道范围可以扩大到战争胜利背后的各方面因素。新闻报道可以“润物细无声”，向当时还不了解机械化战争的一般中国人报道这种战争的实况。它可以向公众解释后勤、士气、保密、现代战略战术的重要意义；可以强调不起眼的地面设施对一架飞机来说是多么重要，并解释“如果不在地面扩大空军战果，那么空军也就白打了”这样的军事知识；它还可以建议中国人给予美国人必要的合作。对于美国报刊读者来说，这些材料也许太乏味、太浅薄了，但对中国内地读者来说，它们确确实实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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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作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题材。由于供应品一直不足，哪怕使用一个小小的设备，都有许多棘手问题需要大费脑筋。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完全可以向那些幻想依靠大量进口机械化武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们说明，坐等这些东西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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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坦率地描述美国人在中国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他们本身的问题和他们周围的问题，这将使美国人显得更真实、更可亲近。例如，报道美国人在空军基地生活和工作的细节不仅会引起当地人的兴趣，而且能让他们了解美国人是如何安排生活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让他们知道，美国人同样生活在一个当地人可以理解的世界中。报道中应该提到美国人在空军基地的生活中没有多少乐趣，还有桂林基地的空军战斗情况，包括失败的空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美国兵在桂林城中休息游乐时，行为活像一群手舞足蹈、无法无天的狗熊。这种新闻报道可能有助于抑制正在滋长中的反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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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妥协和“交易”的习惯是那样根深蒂固，只要不操之过急，手段老练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这类新闻被人们接受之后，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谈论那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对于美国人在中国所遇到的所有不必要的障碍，我们也可以先行暗示，然后进一步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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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向公众解释，在1943年至1944年间的几个月中，第十四航空队的扩充之所以有限，并不是由于美国太吝啬不给飞机，而是由于机场和地面设施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借机牟利、下套使绊。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向公众报道另外一些内情：当时美国国务院和美军进行了几个月的努力，要求国民党实行更符合实际的汇率，旨在提高美国对华军援资金的购买力。报道这种情况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我们却没有向中国公众进行这类解释，甚至当美军拒绝这种人为规定的汇率转向黑市兑换美元时，也没有对中国公众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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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在保守军事机密的前提下，对美国在华战争活动进行坦率而充分的报道，我认为那将有助于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使美国不再像一个溺爱的大哥哥，而是一个要求严格的叔叔——友好但有原则。在说服国务院和美军支持一项政策性声明之后，美国的新闻材料有助于提醒中国公众和国民党政府，他们面前有了新的机遇，但也会有新的风险。我们的新闻材料应当指出，我们能够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以为我们不需要中国人的进一步帮助就能夺取战争胜利是愚蠢而危险的。如果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不会再次进攻，那也是不明智的；美国驻华空军力量的增强增加了日本人发动地面进攻的危险，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因此应予以重视并进行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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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闻材料应当暗示，既然中国已经跻身四强，那么它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就要取决于它在大战中的表现，但国民党似乎正在走向失败，当时在中国的许多美国人都为此担心，但他们从未把这种想法向中国民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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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政府果真采取这样一种现实的新闻政策，国民党人一定会提出抗议。他们可能会下令审查我们登在中国报刊上的一切新闻报道。在忍耐和礼貌之后，我们可以由国务院出面劝说国民党，告诉它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当时国民党极其依赖我们的支持，不能不理睬这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合理官方劝告。国民党审查制度的任何放松，必然有利于美国战争情报局和美国报刊，同样也将有利于无党派的中国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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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这种陈述给了读者一种印象，以为我认为美国应当采取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把中国当成顽童来训斥。我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我希望的只是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再加上几篇社论，把上述想法暗示出来就够了，因为国民党的审查制度使中国人非常善于发现言外之意。美国方面的新闻毕竟必须通过国民党的审查，充其量是审查可能不那样傲慢而已。此外，在中美联合作战的过程中，美国方面也爆发了大量的丑闻和战场失利，对此我们也应予以报道，这将向中国公众表明，美国并非在一味地丑化中国。一般来说，给美国人设置障碍的中国人只是少数，他们并不代表中国人整体，而且残害中国公众的也正是这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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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援使用的过程中有事例表明，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些中国人一般和国民党中央集团没有什么联系。在缅甸战役中，许多下级军官也属于这类中国人，美国可以充分报道这些情况，表明美国人的坦率态度并不含有反华情绪。此外，更可以促进中美合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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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以前，美国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实现上述的宣传设想。1944年夏天，美国战争情报局从美国派来了一位记者，打算为中国报刊撰写美国在华作战的报道。他到达中国时，正好赶上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南方的冒险活动遭到惨败，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结束了美国企图改革国民党使之焕发新生的努力（蒋委员长不同意任何改革），这也结束了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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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我们没有把本土性新闻报道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当地的形势；美国战争情报局职员；美国战争情报局总体上不愿意打扰国务院和军方。现在，我认为更为重大的原因是，美国对宣传持一种冷漠的态度，缺乏对国际宣传本身进行研究和实践的主动性。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并没有为成为世界性强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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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克里尔委员会中做过有限的工作，美国人没有什么对外宣传的经验，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成立了美国战争情报局为止。我认为，在此之后，由于对这个新业务的无知和畏难，我们所做的也不过是一味地模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宣传模式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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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轴心国不可能实事求是。它们是侵略国家，对他国是抱有恶意的。它们必须用自我夸耀、虚张声势以及其他混淆视听的手法来掩盖虚假报道。它们所宣传的基本思想是敌国人民所厌恶的，所以它们不能只靠文章和讲话来直接宣传，而是不得不使用电台节目、电影、传单、小册子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来伪装自己。即使轴心国想进行灵活的、分散的宣传活动，使用当地材料为他们在当地的目的服务，它们的独裁本质也使它们不可能实事求是。下位者必须服从，而不是独创。独裁主义宣传的方向必须由中央决策集团指明，而且必须隐藏统治者不可告人的目的。下级仅仅是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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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目的是光明正大的，但我们的宣传却不可思议地模仿着轴心国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美国最大的“卖点”。与在中国一样，在几乎所有处于轴心国和我们之间的国家中，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进行斗争。我们只要照实报道这些美国人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就够了。在这些国家中，这些报道是新闻而不是宣传。好奇心是通行于各国的，各地报纸都会愿意刊登这些消息。这样的话，致力于这种报道的美国人就有机会阐述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对新闻自由的支持，以及将自身行动向大众公开的措施，不仅将揭露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外国政府的真面目，而且有助于确保美国的政策符合美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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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后的几章会说明，我们在中国的老一套宣传方式对我们在中国的惨败负有重大责任。我们在大战期间未能留下足以发掘国民党政府真面目的记录，以至于后来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政府，并大力给予支持，其实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由于我们不断赞扬国民党，它的领导人便对战后自身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胡乱处置。他们以为我们永远会挽救他们。公众不了解美国人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事，更加助长了反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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