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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妥协和“交易”的习惯是那样根深蒂固，只要不操之过急，手段老练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这类新闻被人们接受之后，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谈论那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对于美国人在中国所遇到的所有不必要的障碍，我们也可以先行暗示，然后进一步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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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向公众解释，在1943年至1944年间的几个月中，第十四航空队的扩充之所以有限，并不是由于美国太吝啬不给飞机，而是由于机场和地面设施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借机牟利、下套使绊。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向公众报道另外一些内情：当时美国国务院和美军进行了几个月的努力，要求国民党实行更符合实际的汇率，旨在提高美国对华军援资金的购买力。报道这种情况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我们却没有向中国公众进行这类解释，甚至当美军拒绝这种人为规定的汇率转向黑市兑换美元时，也没有对中国公众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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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在保守军事机密的前提下，对美国在华战争活动进行坦率而充分的报道，我认为那将有助于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使美国不再像一个溺爱的大哥哥，而是一个要求严格的叔叔——友好但有原则。在说服国务院和美军支持一项政策性声明之后，美国的新闻材料有助于提醒中国公众和国民党政府，他们面前有了新的机遇，但也会有新的风险。我们的新闻材料应当指出，我们能够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以为我们不需要中国人的进一步帮助就能夺取战争胜利是愚蠢而危险的。如果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不会再次进攻，那也是不明智的；美国驻华空军力量的增强增加了日本人发动地面进攻的危险，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因此应予以重视并进行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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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闻材料应当暗示，既然中国已经跻身四强，那么它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就要取决于它在大战中的表现，但国民党似乎正在走向失败，当时在中国的许多美国人都为此担心，但他们从未把这种想法向中国民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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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政府果真采取这样一种现实的新闻政策，国民党人一定会提出抗议。他们可能会下令审查我们登在中国报刊上的一切新闻报道。在忍耐和礼貌之后，我们可以由国务院出面劝说国民党，告诉它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当时国民党极其依赖我们的支持，不能不理睬这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合理官方劝告。国民党审查制度的任何放松，必然有利于美国战争情报局和美国报刊，同样也将有利于无党派的中国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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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这种陈述给了读者一种印象，以为我认为美国应当采取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把中国当成顽童来训斥。我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我希望的只是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再加上几篇社论，把上述想法暗示出来就够了，因为国民党的审查制度使中国人非常善于发现言外之意。美国方面的新闻毕竟必须通过国民党的审查，充其量是审查可能不那样傲慢而已。此外，在中美联合作战的过程中，美国方面也爆发了大量的丑闻和战场失利，对此我们也应予以报道，这将向中国公众表明，美国并非在一味地丑化中国。一般来说，给美国人设置障碍的中国人只是少数，他们并不代表中国人整体，而且残害中国公众的也正是这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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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援使用的过程中有事例表明，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些中国人一般和国民党中央集团没有什么联系。在缅甸战役中，许多下级军官也属于这类中国人，美国可以充分报道这些情况，表明美国人的坦率态度并不含有反华情绪。此外，更可以促进中美合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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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以前，美国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实现上述的宣传设想。1944年夏天，美国战争情报局从美国派来了一位记者，打算为中国报刊撰写美国在华作战的报道。他到达中国时，正好赶上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南方的冒险活动遭到惨败，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结束了美国企图改革国民党使之焕发新生的努力（蒋委员长不同意任何改革），这也结束了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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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我们没有把本土性新闻报道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手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当地的形势；美国战争情报局职员；美国战争情报局总体上不愿意打扰国务院和军方。现在，我认为更为重大的原因是，美国对宣传持一种冷漠的态度，缺乏对国际宣传本身进行研究和实践的主动性。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并没有为成为世界性强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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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克里尔委员会中做过有限的工作，美国人没有什么对外宣传的经验，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成立了美国战争情报局为止。我认为，在此之后，由于对这个新业务的无知和畏难，我们所做的也不过是一味地模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宣传模式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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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轴心国不可能实事求是。它们是侵略国家，对他国是抱有恶意的。它们必须用自我夸耀、虚张声势以及其他混淆视听的手法来掩盖虚假报道。它们所宣传的基本思想是敌国人民所厌恶的，所以它们不能只靠文章和讲话来直接宣传，而是不得不使用电台节目、电影、传单、小册子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来伪装自己。即使轴心国想进行灵活的、分散的宣传活动，使用当地材料为他们在当地的目的服务，它们的独裁本质也使它们不可能实事求是。下位者必须服从，而不是独创。独裁主义宣传的方向必须由中央决策集团指明，而且必须隐藏统治者不可告人的目的。下级仅仅是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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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目的是光明正大的，但我们的宣传却不可思议地模仿着轴心国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美国最大的“卖点”。与在中国一样，在几乎所有处于轴心国和我们之间的国家中，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进行斗争。我们只要照实报道这些美国人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就够了。在这些国家中，这些报道是新闻而不是宣传。好奇心是通行于各国的，各地报纸都会愿意刊登这些消息。这样的话，致力于这种报道的美国人就有机会阐述我们在这些国家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对新闻自由的支持，以及将自身行动向大众公开的措施，不仅将揭露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外国政府的真面目，而且有助于确保美国的政策符合美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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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后的几章会说明，我们在中国的老一套宣传方式对我们在中国的惨败负有重大责任。我们在大战期间未能留下足以发掘国民党政府真面目的记录，以至于后来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政府，并大力给予支持，其实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由于我们不断赞扬国民党，它的领导人便对战后自身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胡乱处置。他们以为我们永远会挽救他们。公众不了解美国人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事，更加助长了反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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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能又在重蹈覆辙。在我们和苏联之间的许多国家中，我们似乎又在为自己设立陷阱，一如大战期间我们在中国所做的那样。我们给了这些国家无穷无尽的保证，从经济和军事方面援助他们反共。在许多情况下，美国还鼓励那些原本反共的国家坚持更激烈的立场。这些国家可能认为我们是在利用他们，于是反过来也要利用我们，就像当年国民党所持的态度一样。这是我们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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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必须反共，我们很少严肃地对这些保护国的政策提出什么要求。我们的援助促使其政府更加独裁，并不比当年的国民党好多少，当然和美国的民主也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希望美国人帮助阻止改革，但实际上，只有改革才能赋予其尊严和力量。我们给它们的只不过是“临终的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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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和朝鲜，我们似乎已经重蹈了那种在中国铸成大错的局面。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于德国和日本。如果我们将西班牙也收为保护国，那里怕也不能免俗。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也有危险，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进一步向右转的话。这种局面将损害我们作为民主国家的声誉，而且将使我们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义务，这将是致命的。如果保护国都像国民党政府那样利用我们而自肥，美国就根本不可能支持得了那么多的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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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美国的宣传仍然要对这种局面的形成承担部分责任。绝大部分宣传材料都是在美国集中准备的，并没有切中当地的实际情况。这种宣传的基调是赞扬美国和美国的盟国，谴责苏联和苏联的盟国。对于这些国家本身，以及它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滋长的阴暗面则根本不提。这些国家仍然依照着独裁国家的宣传模式，使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展现美国的真正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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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这次来桂林与之前有一点不同：我的许多美国同胞也开始对国民党抱着和我一样的看法。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样的美国人是很少的，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必直接和腐败的政府打交道。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都没有深入到周围的生活中去，而是超脱于其上。为数不多的美国商人也是通过中国买办来处理令人讨厌的琐事。现在有大批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必须直接和中国社会打交道，中间没有第三者作为缓冲。建设机场的美国人不得不为买到必需品而挣扎，与中国的私商一样，也不得不匍匐在敲诈勒索、垄断囤积的威胁之下。训练营地中的美国人和美国联络官一定会看到中国士兵是如何生活的。美国情报军官不可避免地会了解到上层的阴谋诡计。美国大兵则很容易了解到，中国社会中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是如何受歧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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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民党对待大战期间来华的美国人，和对待本国农民差不多（大人物除外，因为国民党希望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国民党似乎也对美国人进行着最大限度的剥削，同时狡猾地孤立美国人，并把他们引上歧途。虽然许多美国人出于种族偏见而鄙视所有中国人，但其他一些美国人是能够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的。美国人远比中国农民容易冲动，他们对国民党的反应可不会是苦笑着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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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位美军后勤部队的上尉去拜访一位桂林工厂主的太太，这位活泼的女士是城里时髦女性的风向标。那天下午，她的客人中有几位大银行家和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太太。几乎所有的人都讲英语，其中有许多人受过美国教育。当他们在西式客厅中谈天时，除了人物的面孔和女士的衣着，其他一切都像是在美国乡村俱乐部中举行的鸡尾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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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有几位以大发美军之财而闻名，如李太太。她其实是李宗仁的小妾——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是一个裹小脚的女人，从不抛头露面——似乎是李宗仁出席正式场合的伴侣，还帮他打理生意。她曾把一所未完工的办公楼租给美军后勤部队，年租金大约为2.5万美元，超过正常租金2倍。后来，她又拒绝按照合同为修缮费埋单。另外还有一位承包商，他一直克扣机场苦力的工资，却对苦力说，这是美国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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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美军上尉开始谈论起后勤部队遇到的种种麻烦，虽然他没有提在场任何人的名字，但大家全都鸦雀无声，场面十分尴尬。后来一位郭先生接过了话头。郭先生是国民党外交部驻桂林的代表，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受过教育。他和大腹便便的孔祥熙有几分相似，只是打扮更入时，他的嘴边胡须很少，比逗号大不了多少。郭先生温文尔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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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们的困难。我们感到遗憾。多么可惜啊，你不能在一间这样的房间里办理公务。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过世面的练达之人。你我彼此能充分理解，事情会办得很顺利。但是，你们如果不得不跟那些‘乌合之众’打交道，麻烦自然是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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