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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东是一位桂林老士绅的儿子，脾气古怪。他把这所房子租给我时就相当勉强，因为有人告诉他，这房子如果成为美国宣传机构，必然会招来日本飞机的轰炸。甚至到签订租约的那一天，他还企图反悔。那天我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安排好酒宴请他到场签字，但他却不来参加。后来他重新找上门来签合同，不仅大大丢了自己的面子，而且月租金从150美元降到了1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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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约签订几周之后，美军后勤部队也在桂林建立了办事处，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小，月租金却高达500美元。于是有人向我的房东说闲话，说我必定事先知道了这一消息，所以才抢先诱使他签订不公平的租约。他自然非常生气。我们的租约中原本规定，我对邻屋有优先租用权，但旧房客搬走之后，我的房东竟然赌气转租给了E女士和M女士，收的房租比我愿意出的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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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口齿伶俐的姐妹花是来自香港的难民。“河滨咖啡馆”位于市区边缘，地段并不太好。她们的姿色固然不错，但赚钱主要靠的是头脑。美国人中间有传言说，姐妹俩肯定有某些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去“河滨”的路已经被炸得破烂不堪了，这里还经常有要价不菲的高级妓女出没，但姐妹俩从来不出台，只是热情招待而已。有迹象表明，好几次军事情报的走漏都与河滨咖啡馆有关，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姐妹俩是间谍。国民党空军人员的汽车经常停放在河滨咖啡馆外面，而且大家认为，两人的主要生意是倒卖外汇。当时昆明黑市上的美元价格比桂林高得多，所以只要能坐着飞机在两地之间倒卖美元，便可以大发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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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姐妹俩无论干什么都很有办法。她们的首饰、貂皮大衣、丝袜受到了全桂林女士们的艳羡。但对我来说，与她们为邻真是倒霉透了。美国政府机关肯定不会喜欢我们有这么一个邻居：喝酒跳舞都有损政府尊严，更别提拉皮条、搞情报、非法换汇了。我的办事处曾经和河滨咖啡馆在一座房子里，用墙隔开，有两扇门相通。两位女士搬进来之后，有人对她们造谣说，我对她们的迁入极为恼火；反过来，又有人对我说她们非常讨厌我。这两扇门成了我们之间的第一个摩擦点。当时我正致力于把我自己租下的房子中的原房客赶出去，而门在我的计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事情的原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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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房屋易手时，原来的房客在找到新居之前可以不搬出去。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心中高于法律条文。这本来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传统，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惜的是，像其他许多好传统一样，它被人们败坏了。我租住的房屋原本是中国火柴专卖公司桂林经理办公处，他们垄断了全广西的火柴销售，完全可以在别处找到办公室。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搬走的理由。而且，如果我不能尽快开始办公，那么无论我把这种富有人情味的中国传统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华盛顿方面都会毫不客气地让我自掏腰包付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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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火柴专卖公司仍然拒不搬迁。他们通过中间人捎话给我说：如果我能让该公司已租下的某个房子中的旧房客搬出的话，他们就可以搬走。我派中间人去找旧房客，他回答说，除非我让他新租下的房子中的某某搬出去，他才能搬走。这时，我听说火柴专卖公司的经理扬言，他其实本来可以搬走，但既然可以白占，又何必多花钱呢！他说自己本来就不喜欢美国人，何况我又冒犯了他：我要求他搬家时没有亲自登门拜访，而只派了一个中国助理去找他。他认为，无论官司打到什么地方，我必定会输。因为我的办事处隶属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而他的公司隶属于重庆中央银行，我的面子没有他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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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件事本身微不足道，但美国的大人物——如帕特里克·赫尔利——后来在大问题上也尝到了类似的苦头。美国的商业传统信守合同，双方都会尽力按规定办事。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到了中国，合同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合同签订后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钩心斗角，事情还是一团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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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河滨咖啡馆的女士们搬入隔壁的前后，我雇用木匠和油漆匠来装修租下的房子。我把他们安排在前面的几间房子里，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应该怎么干。他们在这几间房里弄得油漆四溅，锯末飞扬，致使火柴专卖公司的人不得不搬到后屋去，公司员工还建了一堵隔离墙。油漆匠们在前面搭起了脚手架，堵住了通往前门的道路。公司的人不得不走那两个侧门，通过河滨咖啡馆进进出出。这时，我认为已经制服了他们，便下令把那两个侧门也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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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也能看到国民党官僚们的一个侧影，只有当我亲自在场时，工匠们才能正常干活，只要我一离开，专卖公司的人就欺侮工匠们，并恫吓说要把他们抓起来。当时，国民党官员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就能把工匠、苦力、农民投入监狱。所以我一走开，工作就不得不停止下来，等到我回来后再继续进行。我那个大学毕业的年轻助手也受到了威胁。火柴专卖公司经理对他说，一旦他离开美国人的庇护，他就可以叫警察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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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往河滨咖啡馆的两个侧门被堵上后，火柴专卖公司同咖啡馆结成了同盟军。我的办公室的自来水管道经过河滨咖啡馆的外间，所以只有在她们同意的时候，我的水龙头才能放出水来。中间人告诉我，我必须允许火柴公司的人自由出入侧门，否则她们就会切断我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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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当时驻桂林的美国领事也领受过租房的苦处。他在寻找馆址时，经办的国民党官员存心敲诈，竟然索取每月1000美元的租金。其实那所房子租给非美国人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于是领事向当局暗示，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不得不去南边的韶关另寻新址。官方意识到这有损桂林当局的脸面，这样领事才用450美元租到了所需要的房屋。所以，当我向领事求助时，他立刻给了我一张封条，叫我把剩下的侧门封起来。他说，该侧门是美国政府的财产，撕毁封条即为非法侵害美国政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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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吓唬人的手段，但马上起了作用。我把封条拿给火柴专卖公司经理看，劝他最好24小时之内搬出去，否则他和他的一切东西都要被封在屋里。于是，他当天一直在后屋里踱来踱去，还不时发出恼怒的咆哮声，活像一只跌入陷阱的豹子。当天夜晚，他就搬了出去，顺手把房里的电线盗窃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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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位经理成了河滨咖啡馆的常客，很可能正是他为了报复而唆使咖啡馆的两位女士将美国战争情报局前的树漆成红、白、蓝三色。这天早上，双方展开了一场谈判。我派中间人去要求E女士和M女士除掉树上的油漆，而她们叫中间人回话说，这两棵树是公共财产。经过一阵胡搅蛮缠的争论之后，我记起租约上注明，美国战争情报局占有公用厨房三分之二的面积。于是在中间人奔走无效之后，我宣称要在她们的厨房中养一头猪，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美国大兵光顾她们的咖啡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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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女士立刻回敬道：“只要我们一看见猪，就立刻切断你的自来水。”幸好这时响起了空袭警报，纠纷暂告停止。我到门外去关百叶窗时，发现她们也在另一边关百叶窗，我们相互报之以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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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我遇见了桂林市市长。当话题转入中国在世界民主大国中的地位时，我说道：“我听说，其他民主大国都不允许把树木漆成鲜艳的颜色。”市长听后大笑不止。几天之后，E女士和M女士在政府的命令下除掉了树上的彩色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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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点45分，正当我要锁上办公室的门时，来自重庆的故友朱先生来访。他是重庆《大公报》的记者。为了等候空袭警报的解除，我们沿着门前的湖滨散步，最后到城墙上坐下攀谈起来。几个月来，日本飞机没有轰炸过桂林，但它们却经常飞越美军机场的上空。这时一切活动都不得不暂时停止，等候警报解除。警报拉响期间，大部分人都跑出桂林市区，许多人干脆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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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一直在华南各地为《大公报》采风。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急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没有几家报纸有钱派出记者远出采访。一般报纸在报道外地新闻时都不得不依赖中央社的消息。在重庆也是如此，报馆根本花不起钱去外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且，即使报馆采访到了第一手材料，如果报道的事实不符合国民党的口径，重庆的书报检察官也会将那些报道删得面目全非。然而，各地的实情和国民党的宣传相差太远，所以朱先生的许多报道都被禁止刊登。他担心报馆可能不会再派他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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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之北的长江前线，朱先生在湘、鄂两省看到的局势和国民党的宣传大不相同。在这两个省中，日本人发动了当年规模最大的进攻。朱先生是夏天抵达的，战斗刚刚停止。日军的进攻共有3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每次进攻都采取以往惯用的方式：游击式突袭、大规模使用伪军、挑动国民党内派系矛盾，以及在国统区制造恐慌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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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进攻中，日本人沿长江南岸迅速地向西推进了100多英里，开始渗入三峡周围的山区。三峡是陪都重庆的主要天然屏障，距离重庆只有200多英里。日军的这次进攻在重庆引起一阵慌乱，包括后方精锐部队在内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反攻，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向日军突出部冲击，在三斗坪（三峡地区的走私贸易集散地）附近和日军展开了一场真正的山地战。日军开始后撤，于是国民党和外国报纸把它说成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围歼了大批日军。但实际上，日军在长江南岸仍然占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江边阵地。朱先生亲眼看到了这场战役的后果，他认为遭到惨重失败的是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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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军方得知，日本人动用的兵力大概不超过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伪军。日伪军的总伤亡数不到5000人，而庞大的国民党军队却损失了5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投降或开了小差。日本人还沿途搜捕壮丁，在撤退时一并带走。名地方官员告诉朱先生，单单他那一个县里就有300人被日军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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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一度占领的西部地区，日本人对不想带走的男女老少进行了大屠杀。朱先生说，他曾去过几处山谷，谷内所有村庄除了人和家畜的尸体，一无所有。他听说，有些农民逃进深山而幸存下来，但也有许多村庄的居民被日军包围后用机枪扫射杀死了。他说，最令人悲哀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十来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两三百个中国人。这些一辈子受苦受难的农民竟然听天由命地，像羔羊一样被押上屠场，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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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每次从一个地方撤退，都会全力抢夺稻米、棉花、桐油和金属，然后强迫刚抓来的壮丁把这些物资运回去。他们在稻田里放牧军马，在不能带走的粮堆上倾倒粪便。由于日军在长江南岸占据了新的江边阵地，以后便可以对“鱼米之乡”湖南进行持续的骚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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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说，当地农民目前最为不满的是国民党对当地汉奸的宽容。在许多城镇，日本人到来时，囤积粮食的少数商人并未离开。因为走私粮食的关系，他们以前就和日本人有勾结，所以觉得留下来很安全。在日军占领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帮助日本人掠夺其他居民的财产，并协助抓捕壮丁以把物资运走。当日军撤退时，这些汉奸大部分又留了下来，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受到了惩办。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是：“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才和日本人周旋，无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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