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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当时驻桂林的美国领事也领受过租房的苦处。他在寻找馆址时，经办的国民党官员存心敲诈，竟然索取每月1000美元的租金。其实那所房子租给非美国人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于是领事向当局暗示，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不得不去南边的韶关另寻新址。官方意识到这有损桂林当局的脸面，这样领事才用450美元租到了所需要的房屋。所以，当我向领事求助时，他立刻给了我一张封条，叫我把剩下的侧门封起来。他说，该侧门是美国政府的财产，撕毁封条即为非法侵害美国政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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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吓唬人的手段，但马上起了作用。我把封条拿给火柴专卖公司经理看，劝他最好24小时之内搬出去，否则他和他的一切东西都要被封在屋里。于是，他当天一直在后屋里踱来踱去，还不时发出恼怒的咆哮声，活像一只跌入陷阱的豹子。当天夜晚，他就搬了出去，顺手把房里的电线盗窃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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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位经理成了河滨咖啡馆的常客，很可能正是他为了报复而唆使咖啡馆的两位女士将美国战争情报局前的树漆成红、白、蓝三色。这天早上，双方展开了一场谈判。我派中间人去要求E女士和M女士除掉树上的油漆，而她们叫中间人回话说，这两棵树是公共财产。经过一阵胡搅蛮缠的争论之后，我记起租约上注明，美国战争情报局占有公用厨房三分之二的面积。于是在中间人奔走无效之后，我宣称要在她们的厨房中养一头猪，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美国大兵光顾她们的咖啡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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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女士立刻回敬道：“只要我们一看见猪，就立刻切断你的自来水。”幸好这时响起了空袭警报，纠纷暂告停止。我到门外去关百叶窗时，发现她们也在另一边关百叶窗，我们相互报之以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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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我遇见了桂林市市长。当话题转入中国在世界民主大国中的地位时，我说道：“我听说，其他民主大国都不允许把树木漆成鲜艳的颜色。”市长听后大笑不止。几天之后，E女士和M女士在政府的命令下除掉了树上的彩色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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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点45分，正当我要锁上办公室的门时，来自重庆的故友朱先生来访。他是重庆《大公报》的记者。为了等候空袭警报的解除，我们沿着门前的湖滨散步，最后到城墙上坐下攀谈起来。几个月来，日本飞机没有轰炸过桂林，但它们却经常飞越美军机场的上空。这时一切活动都不得不暂时停止，等候警报解除。警报拉响期间，大部分人都跑出桂林市区，许多人干脆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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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一直在华南各地为《大公报》采风。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急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没有几家报纸有钱派出记者远出采访。一般报纸在报道外地新闻时都不得不依赖中央社的消息。在重庆也是如此，报馆根本花不起钱去外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且，即使报馆采访到了第一手材料，如果报道的事实不符合国民党的口径，重庆的书报检察官也会将那些报道删得面目全非。然而，各地的实情和国民党的宣传相差太远，所以朱先生的许多报道都被禁止刊登。他担心报馆可能不会再派他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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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之北的长江前线，朱先生在湘、鄂两省看到的局势和国民党的宣传大不相同。在这两个省中，日本人发动了当年规模最大的进攻。朱先生是夏天抵达的，战斗刚刚停止。日军的进攻共有3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每次进攻都采取以往惯用的方式：游击式突袭、大规模使用伪军、挑动国民党内派系矛盾，以及在国统区制造恐慌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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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进攻中，日本人沿长江南岸迅速地向西推进了100多英里，开始渗入三峡周围的山区。三峡是陪都重庆的主要天然屏障，距离重庆只有200多英里。日军的这次进攻在重庆引起一阵慌乱，包括后方精锐部队在内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反攻，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向日军突出部冲击，在三斗坪（三峡地区的走私贸易集散地）附近和日军展开了一场真正的山地战。日军开始后撤，于是国民党和外国报纸把它说成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围歼了大批日军。但实际上，日军在长江南岸仍然占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江边阵地。朱先生亲眼看到了这场战役的后果，他认为遭到惨重失败的是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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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军方得知，日本人动用的兵力大概不超过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伪军。日伪军的总伤亡数不到5000人，而庞大的国民党军队却损失了5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投降或开了小差。日本人还沿途搜捕壮丁，在撤退时一并带走。名地方官员告诉朱先生，单单他那一个县里就有300人被日军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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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一度占领的西部地区，日本人对不想带走的男女老少进行了大屠杀。朱先生说，他曾去过几处山谷，谷内所有村庄除了人和家畜的尸体，一无所有。他听说，有些农民逃进深山而幸存下来，但也有许多村庄的居民被日军包围后用机枪扫射杀死了。他说，最令人悲哀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十来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两三百个中国人。这些一辈子受苦受难的农民竟然听天由命地，像羔羊一样被押上屠场，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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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每次从一个地方撤退，都会全力抢夺稻米、棉花、桐油和金属，然后强迫刚抓来的壮丁把这些物资运回去。他们在稻田里放牧军马，在不能带走的粮堆上倾倒粪便。由于日军在长江南岸占据了新的江边阵地，以后便可以对“鱼米之乡”湖南进行持续的骚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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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说，当地农民目前最为不满的是国民党对当地汉奸的宽容。在许多城镇，日本人到来时，囤积粮食的少数商人并未离开。因为走私粮食的关系，他们以前就和日本人有勾结，所以觉得留下来很安全。在日军占领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帮助日本人掠夺其他居民的财产，并协助抓捕壮丁以把物资运走。当日军撤退时，这些汉奸大部分又留了下来，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受到了惩办。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是：“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才和日本人周旋，无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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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引证了宜昌的情况。宜昌是长江岸边的一座大镇，一度为日军所占领。当地最大的富商留下来，担任了伪政权的维持会会长。国民党军队收复宜昌时，他又留了下来。他虽然被逮捕下狱，但宜昌县长向朱先生说得很明白，他只打算要这位富商做出一点小小的“捐献”，以“救济倾家荡产的贫苦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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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15分，熊太太沿着桂林的城墙漫步走了过来。她手中撑着一把黄色花边洋伞，身穿考究的白色网球服，戴着一副形状古怪的太阳镜。她身旁有一位女伴，姿色平庸，沉默无言，好似陪衬红花的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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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太太在上海当过女记者，现在嫁给了一名继承巨额遗产的桂林报界人士。熊太太时而活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时而出入于港式咖啡馆中，但更为经常的是和外国人交往。她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因为她喜欢引导人们轻率地谈论中国的政局。但她对外国人的兴趣可能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她长得人高马大，身段丰满。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她称不上美人，但是按照西方人的口味来说，她倒是相当诱人。她对于外国人的青睐也给出了热情的回应，以至于她丈夫办的报纸开始表现出反美情绪，抨击美国空军人员在桂林市区的浪荡行为。在她丈夫的对手所办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一篇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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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桂林到处都是“职业女郎”，甚至良家妇女也喜欢与外国人鬼混。据说，当某位丈夫劝告太太稍稍节制时，她竟咆哮起来：“我与盟国朋友来往，正是践行国民外交。你若要阻挠，你就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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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短文的主角正是熊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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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太太和我们寒暄时，城墙之下突然人声鼎沸。人们都抬头向天空望去，原来在头顶之上两英里的高空中正在展开一场空战。因为离地面太高，所以听不见声响，只能不时看到格斗中的零式战斗机和P-40战斗机的金属反光。当一架飞机带着一缕黑烟向地面坠落时，整个城郊欢声震耳，其实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被击落的飞机究竟属于哪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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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太太走了之后，朱先生向我谈起他了解到的第十四航空队在湘鄂战役中的情况。这是在桂林成为活跃的空军基地之后，该大队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朱先生说，日军向前推进时难得看到美军飞机。这使我想起，当时在桂林基地美军飞机确实很少出动轰炸进攻中的日军，之所以造成这种令人丧气的局面，是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少向美军提供目标情报。后来，当日军后撤时，美军飞机才发现并开始攻击日军部队。原来我以为，日军后撤是由于第十四航空队的空袭。但现在朱先生告诉我，日军似乎是按照事先的计划，在美军频繁空袭之前就开始后撤了。他听说，美军空袭杀伤的中国人比日本人多得多，这些中国人都是日军抓去的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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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朱先生又说，无论如何，美军飞机的出现还是对部队的士气提升产生了奇效，也大大鼓舞了当地公众的信心。他在前线遇见了一位久经沙场的老上校，这位上校的副官向他谈起老上校第一次看见美军飞机时的情景：当时上校正坐在一家农舍——他的司令部——门前，一架美军P-40战斗机呼啸着擦地掠过。它飞得那样低，把农舍屋顶上的瓦片都吹落了下来。很明显，这架美军飞机正在进行超低空飞行，突袭远远可见的一架日军零式战斗机，因为这架美军飞机很快就向上跃升，猛扑向对方。老上校立刻提着望远镜，往一棵树上爬去。但他太胖也太笨了，等到他爬到树上时，两架飞机都已经无影无踪了。但上校仍然在树上待着，甚至到天黑也不肯下来。他一遍又一遍地扫视长空，希望能再看一眼那架不可思议的美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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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城区的空袭警报解除时，我和朱先生漫步走回城里。朱先生以遗憾的口气告诉我，他发出的关于日军残暴屠杀农民的报道，被重庆的书报检察机关扣下了。虽然他知道这些人是由军方指派的，而且在检查来自欧洲的新闻时表现出过同情法西斯的倾向，但他真不愿意相信他们是亲日的。他认为，原因可能是国民党当局希望缓和国内的战争气氛，他们觉得报道日军的新暴行会使“人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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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整，一位来自日占区的青年在办公室等着我。他叫陈宝兴，身体瘦弱，眼神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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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在日军占领区中，只要能过上优裕而正常的生活，大部分中上阶层的中国人都会安安静静地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当顺民。他们很少以暴力或地下运动来反抗日本人。和国统区中的中国人一样，他们显然也盼望由美国人来奇迹般地为他们打赢这场战争。但是现在，面对重大而激烈的历史性转折，他们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优裕的小天地开始消失，生活上也开始遇到种种不便。他们害怕规模越来越大的美军轰炸，也害怕在战后被当作汉奸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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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神经脆弱的人们来说，这真是一个难以做出决断的时刻，所以当时在桂林出现了一种难民们来来往往的局面。陈宝兴这次来找我之前，已经和我纠缠了几个星期，他想让我为他搞一张飞往重庆的机票。他说他必须到重庆去找宋美龄，追回他的帽子。他让我看他写给宋美龄的情书，包括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在照片上，他修饰一新，鬓角和胡子染成了紫色。他声称几年前曾在香港机场上看见过宋美龄。当时宋美龄脸上虽然蒙着纱巾，但他还是认出了她。在机场上，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吹落在地，宋美龄捡起了帽子，然后抚摸着它走进机舱，飞往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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