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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报纸依靠日本人提供新闻材料。日本人虽然在缅甸吃了败仗，但新闻报道却要比我们的更充实有趣，有背景介绍和特别报道，有地图和照片。而且，一切宣传都围绕着日本对华宣传的一个论调：美国人并不热心于在亚洲作战，美国人宁愿把中国人武装起来，让中国人给他们当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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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韶关期间，日本人发动了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日军在郑县越过黄河向南推进，沿着老京汉线穿过河南省，仅用20天就把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连成一气。到了5月的第一周，日本人已经控制住一条陆上交通线，从日本人在东北的基地出发南下，直通中国南方铁路沿线的各个城市，包括韶关在内。但是，在即将遭到进攻的华南地区，对此次攻势的报道极不妥当，宣传战线简直可以说是战役最糟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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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的唯一目标似乎是避免“使人民不安”。它没有坦率且及时地报道河南的大溃败，反而虚构了一些我方反攻、敌人伤亡惨重的消息试图冲淡读者对溃败的印象。它把日本人的这次攻势贬低为“以攻为守”，信誓旦旦地要进行全国性的反攻。它把河南的溃败归罪于共产党人，说他们没有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也归罪于美国人，说他们没有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援。它并未警告中国的南方民众，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危险；也没有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疏散或抵抗。它甚至不肯承认一个重大事实：日本人业已占领了中国北方全部的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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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南方各城市普遍对此战感到迷惑不解。可悲之处似乎在于，正是国民党和它的美国盟友应该对中国南方千百万人走向灾难承担相当责任，但这两个政府却并没有帮助人们去认清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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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明显地对战争持两重性的态度。一方面，当时美国人在太平洋攻势如潮，已经形成可能在中国南方沿海登陆的态势，人们以为美国舰队将会很快到达，而那些有法术的战争机器将很快解决这场令人厌倦的战争。另一方面，当时经由美国战争情报局和国民党中央社转手，当地报纸转载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宣称日本人可能将进攻中国南方。这使当地出现了恐慌的征兆。原本整个春天人们都在谈论这种危险，但由于中国境内的战争一直波澜不惊，人们便认为这种危险似乎是虚构的。可现在连纽约的报纸也认识到了这种危险，看来来势凶猛的大战真的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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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中地位的看法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中国的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祖国处境危急；但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幻想，在大战结束时，中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强。这些人认为，慷慨的盟国将会送来一切需要的东西，帮助中国建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这种幻想固然是国民党培养起来的，但美国人宣传中的不断许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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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公众甚至对敌人迫在眉睫的进攻也有着双重态度。受威胁城市中的居民忽而恐慌不安，忽而因一些新的谣传而愚蠢地自鸣得意。更糟糕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局部的失败和后退，这就使得战事临头时他们根本无法组织抵抗或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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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这样一个厄运临头的中国南方旅行。在遇见的人当中，我感到最可悲的是一群教授。他们原是广州一所大学的教师，由于战事而跟随学校避难来到韶关。在韶关，我们曾共进午餐。他们都受过外国教育，可以说是国民党中的精英人士。在午餐之前，一位教授带我去参观他的建筑系学生的工作。蓝图和规划很漂亮，都是在设想战后的大城市建设，其中大部分是豪华公寓、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在午餐时，谈话内容是幻想未来的世界。教授们对我说，中国无须建设更多的铁路和公路，因为中国将从美国那里得到飞机。工业的动力将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美国人在长江三峡建造的水电站。土地问题将用水栽法来解决，农作物都种植在水槽里，水是用美国的化学药品处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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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谈话的同时，日本人在北方正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向韶关推进。午餐之后，教授们兴高采烈地推测起美国人将于什么时候在广州登陆，收复这一城市。乐观者认为，美国人夏季就会来，而悲观者则认为不会迟于秋天。他们进而议论起要买可用一家人起居饮食用的船，准备沿水路驶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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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次“狼来了”式的恐慌和欲行又止的疏散之后，韶关于当年冬季被日本人占领了。日军似乎和国民党驻军达成了“交易”，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由于当时韶关的官员们将危险情况对当地居民保密，所以日军占领发生得那样突然，以至于公众都没有时间传播谣言。我听说，在韶关四周站岗的国民党士兵曾阻止难民逃离，但我不完全相信。一般情况下，奇袭式的占领总是使大部分居民来不及逃走，当然官员们除外，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那些教授任职的大学是广州反日运动的中心。所以这次日军占领韶关后，逮捕并屠杀了一批师生，恐怕受害者之中就有和我一起吃过午餐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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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当时在中国南方这一区域中最值得注意的动向，可能就是反美情绪的增长。我开始感到，我的桂林办事处并非完全无用，因为在那些没有直接推行公关工作的城市中，反美情绪更为强烈。正如在其他问题上那种混乱的矛盾态度一样，甚至那些认为中国是战是和完全取决于美国的中国人，也暗中含有对美国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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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日本人进攻前夕，这种反美情绪主要表现在一些小事中。一年以前，街上的顽童争着向穿军服的美国人喊：“顶好！”但现在，他们喊“顶不好！”或骂其他脏话，并追在美国人后面，模仿和嘲弄他们。站在一旁的大人们用嘲笑的态度旁观，这种态度表明了孩子们的行为为什么起了变化。这种态度也是一种细小但却不祥的信号，预示着如果在日军入侵时发生混乱，而美国人的生命又取决于中美友好关系，那么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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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双方的矛盾可能会很尖锐。5月中旬，我由韶关乘一辆美军卡车前往铁路以东的赣州，同行者有大约20名美军地勤人员，他们要前往赣州以北几英里的遂川机场。这个机场是中国最靠东的一个大机场，可供B-29轰炸机起降。它距离东京比当时美军在太平洋上占领的任何岛屿都要近。当时设想它可能在整个对日作战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很明显，与我同车的地勤人员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知道当时日本人在长江以北发动了攻势，可能很快会向他们身后的南方铁路线推进。他们开着玩笑，谈论日本人来到时要如何像打靶似地消灭敌人。但其实在玩笑下面表现出的是一种明显的紧张情绪，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就是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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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赣州还有几英里时，我们的卡车拐过一个路口后，差点撞到一辆跑车。跑车正好停在狭窄公路的中央，乘客是一位神气的国民党军官和一对穿着时髦西服的平民，当时他们正站在路旁的小丘上，用手枪射击乌鸦。为了躲开跑车，我们的卡车不得不猛打方向盘，结果拐出公路，冲进了路旁的沟里，情势十分危急。这些中国人虽然不是故意破坏，但他们毕竟堵塞了一条重要的军事公路。冲进沟里的美国人认真地争论起来——要不要开枪把这辆小跑车的轮胎打上几个洞。此时小丘上的中国人看起来很开心。我们的卡车离去时，车上的美国人对他们发出狂怒的叫喊，并做出威胁的手势，于是他们开心的表情转变为了惊愕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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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赣州，我有几个晚上和当地的记者们一起吃晚饭。有一次吃饭时，空袭警报响了，城市立刻停止供电。但我的主人们叫人拿来了汽灯，我们就在这个有很多窗户的房间里继续宴饮。警察很快赶来，命令把灯灭掉。但在座的有一位编辑，他供职的报纸是蒋经国办的，面子比警察大，所以汽灯继续亮着，而窗户则仍然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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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架飞机开始在我们头顶盘旋，我建议把灯灭掉，但东道主们纷纷嘲笑这个建议，他们说，自从美国人来了以后，没有日本飞机胆敢飞近赣州。果然，我们头上只是一架寻找当地机场的美国运输机。但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说，在衡阳时，一些战斗机驾驶员对我谈到，他们对日机空袭期间在美军机场周围点火堆的第五纵队非常气愤，以后再在灯火管制的城市里看到灯光，就要开机枪扫射，因为这一定是叛徒们发出的信号。主人们把我所讲的话当成了一个乏味的笑话，报之以冷冷一笑。他们不相信我，于是我们就继续在灯火辉煌的房间中吃饭，直到警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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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些事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说明战时搞不好宣传工作会出现什么情况。本来，忽略公关工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困难，但我们在中国南方的美国人很幸运地避免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因为严格来说，第十四航空队的冒险活动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冒险：大部分人员和设备都采用空运，而且只配置到大约10个机场上，这样就很容易迅速而安全地撤退。在危险关头，从来没有任何美国人混在中国人之中。所以，尽管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动作在政治上是失策的，但其潜在的严重影响在当时却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直到后来强烈的反美情绪席卷中国时，问题才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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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中国南方进行空中冒险期间，对当地的事物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和关心。我在赣州听到一个小故事，似乎可以管中窥豹。当地有一个小机场，营房建得十分漂亮，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个机场是为前来帮助国民党对日作战的苏联飞行员准备的。第十四航空队决定扩建机场以供己用，于是从桂林派来了美军后勤部队的一位中尉和一位会讲英文的承包商。蒋经国开始扮演老百姓保护人的角色，他声称，只要付给劳工合理的报酬，他就同意征召劳工。我记得那位承包商以2200万法币承包了这个工程，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大约相当于10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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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后勤部队的中尉不会讲中文，于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了另一个人，这人又转包给了第三个人。我听说这个合同转了6个人的手。第六个人偷工减料，克扣工资。投入到实际工程中的资金只有800万元法币，其余1400万元法币被6位承包商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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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地方，这种“交易”必定会被当地官员大大敲上一笔。但这6位承包商都不是赣州人，而且他们低估了蒋经国的威力。当第一批劳工被宪兵带到机场工地时，承包商已经有3天时间没有供应伙食，也没有支付工资了，于是其中有人跑出来向蒋经国诉苦。蒋经国发现了承包商们搞的鬼名堂，就把这6个人都抓进了监狱，机场工程也因之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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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军后勤部队的中尉被完全蒙在鼓里，不知前情，所以他认为是蒋经国在破坏施工。他向蒋经国叫喊了一阵之后，就回到桂林报告此事。桂林的美军后勤部队就向重庆的史迪威司令部叫苦，于是司令部把这种情况通知了国民党的航空委员会。由于公文中的一些疏忽，委员会的负责人似乎认为，美国人一直没有周详地向他报告在赣州的计划，从而伤了他的面子，所以虽然美国人急需在赣州建立机场，但他却拒绝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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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陷入了僵局。最后，因为第十四航空队实在不能再把赣州机场工程拖延下去了，美国人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修改了自己的公文，再一次请求航空委员会处理。这次委员会批准了在赣州修建机场的申请，但所有劳工的工资必须全部交给蒋经国，这一次，蒋经国成了新的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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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赣州宣布，建设机场是一项爱国任务，应当以“志愿劳动”来完成。每个老百姓奉命都要在机场“志愿劳动”若干天。为了表示上下一致，蒋经国派出一些官员去干苦力活，作为“志愿劳动”的表率。但这些官员很快就开始雇用替身，而保甲长们派出的“志愿劳动者”一般都是底层穷人，没有一个人领到过一分钱，最后全部经费都进了蒋经国的腰包。在出力最多的农民中流传着怨恨的谣言，说是他们之所以领不到工钱，是因为这块地方已被卖给了残忍无情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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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南部的最后一个平静夜晚是5月30日在赣州度过的。我当时已经完成了在赣州的工作，写完工作报告，正在等待一位美军后勤部队的上尉。他打算由赣州驱车东进，在沿海一带寻找应急着陆的场地。他答应让我搭乘他的车走两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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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雨停了，人们在湿漉漉的大街上闲逛。一种像会飞的蚂蚁似的小虫在城里到处乱飞。它们成群地飞入商店，在电灯之下嗡嗡地叫着。赣州老百姓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用桌椅搭成塔状，带着一盆水爬上去，然后把水盆放在电灯下面。这些虫子就乖乖地飞进盆里被淹死。这些人都带着得意的微笑。它似乎又是一个例子，说明足智多谋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多么巧妙的手段解决这种小小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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