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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人来势迅猛，但衡阳本身在10天之内不会受到威胁。然而，第十四航空队已经准备撤离和炸毁机场了。在敌人的进攻下，对空警报系统已经瓦解，如果日本飞机对机场进行空袭，美国战斗机很可能来不及升空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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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陈纳德的幻想是多么愚蠢。他以为在国民党陆军总是打败仗的状况下，仅用一支空军的力量就可以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他曾夸口说，只用150架飞机就可以“彻底打垮日本”，但现在他有大约500架飞机，仅在湖南前线就有100架可以使用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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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日本飞机有一些活动，但敌人似乎腾不出更多的飞机来袭击城市、交通线和美军机场。根据我的见闻，这些地方都没有遭受轰炸。相反，第十四航空队却不断猛烈轰炸日军的供应线和后勤中心，对前线的直接袭击却很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一团混乱，很少为美国飞行员指明前线的目标。所以，一方面，每天有大批飞机向中国中部的广大地区出击投弹；另一方面，很难从空中发现的轻装小股敌军正越来越接近美军机场。现在，甚至在敌军真正威胁到这些机场之前，我们就不得不先将其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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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民中不断流传着各种谣言，有的使人心生恐惧，有的使人产生幻想。官员们和最有钱的人已经撤离衡阳。一个传教士说，当他去拜访一位官员时，主人是在一间空房子里接待他的，那位官员心满意足地对他说，自己的所有财产刚刚由铁路运往柳州，装了满满两车厢。按道理说，政府也应当安排老百姓尽快疏散。但实际上，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人能成功出城，难度太大，代价也太高了。除非走投无路，否则他们很难下决心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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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的宣传方针仍然是不讲真话和唱高调，它大肆宣扬欧洲第二战场和B-29空袭日本之类的好消息，鼓励了毫无根据的幻想。人们私下传说，宋美龄和华莱士已经到达莫斯科，正在安排一项苏、美、国、共四方协同行动来挽救衡阳。传言说统一战线重新建立，共产党军队将在敌后打击日军，而蒋委员长将前来衡阳负责指挥防务。又有传言说有5000架美国飞机正在来华途中，5万名美国陆军已到达铁路的西端终点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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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个谣言对我的刺激最大，因为它们说明了美国战争情报局在当地工作的失败。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机场可以容下5000架飞机，而由于后勤供应问题，派遣5万名美国陆军前往中国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以前能向中国公众多宣传一些现代战争的基本常识，他们现在就不会散布这种异想天开的谣言了。毫无疑问，这种谣言的广泛传播使原本混乱的局势更为严峻了，而且使不少中国人没有及时疏散，等到他们想逃跑时，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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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南方，这些谣言臆测、受威胁各城市之间的互相逃难、不断增长的恐慌混乱情况，都只发生在城市居民之中，通过半现代化的通信交通网，这种混乱信息也只在他们之间传播，波及总人数可能接近600万人。而在远离城市和公路的地区生活着6000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场危机一无所知，许多人可能直到地平线上响起枪炮声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衡阳的一座教堂中，我遇见了教会的一位华工，他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刚从距离衡阳大约18英里远的家乡走回来。日本人若以目前的势头前进，两周之内即可到达衡阳。但他在当天早上入城之前，竟然没有听说过日军的这场新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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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教堂中，我遇见了一些由长沙逃难到此地的美国和英国传教士。他们说，他们在5月27日星期六收到了一封桂林同事的警告信后才知道局势可能有危险。他们拜访了当地国民党负责官员，询问是否会出现危险情况。尽管这些官员正在把家属和财产撤离长沙，但却回答说没有危险。就在这个周末，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逃跑了。星期一，当局下令全体市民疏散。一批批仓皇的人群拥向水边，为争夺仅有的几艘船打得不可开交。从早到晚，各种互相矛盾的可怕谣言不断传来，说是日军离此地只相距15英里或25英里了。谣言每来一波，就又有一批新的难民扔下不能带走的东西逃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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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据报告日本人距长沙至少还有25英里，但无法进行核实，因为所有负责官员都逃跑了。到星期三，长沙已成为空城，只剩下一些老人、病人和穷困潦倒的人留在城里。这些传教士就是在星期三乘船离开长沙的。他们说，难民队伍在湘江两岸延伸了几千米，难民们无依无靠地坐在田野里。因为上一次日军入侵时没有越过长沙向南推进，所以很明显，这些不知所措的难民指望这次日本人仍然不会继续南进。我听说，两三天后日本人迅速向长沙以南推进时，难民们仍然呆呆地坐等在田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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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我乘火车由衡阳前往桂林。西行列车的车顶上和车两侧都爬满了难民，他们用手和脚紧紧地抓住火车。整个列车看上去就像一条巨大的机器毛虫，缓缓地沿着铁路在乡村中蠕动。衡阳车站周围难民宿营地的面积越来越大，难民们在这儿默默地等候轮到自己上车。一位英国红十字会的医生与我同路，他一直在长沙以北的平江县的中国部队中工作，他目睹了日本人最初是如何突破前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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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医生说，几年以来，除了收获季节日军出动抢粮，其余时间前线一直十分平静。人们也习惯了这种奇特的战争。“无路区”大约20英里宽，是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连驻军都几乎过上了田园生活。在土地肥沃的防区内，军官们带着家属和仆人住在征用来的宽大舒适的农庄中。军官自己要么走私，要么向走私者们征税，越来越富裕。战线两方的贸易往来经常不断，国民党方面出口稻米、盐和各种原材料，进口布匹、香烟和高档消费品。在前线内外往返一次，精明的商人或可赚到四至五倍的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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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稻米充足，连普通士兵都吃得很饱。一般军官仅仅克扣士兵口粮的二十五分之一。一些士兵合伙种菜，或纺纱织布，也不时敲诈一下小走私贩们，发点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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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驻军司令是著名的四川旧军阀杨森。他几年前就被“中央化”了，但他似乎不太愉快，他的部下中有些军官甚至公开赞扬南京伪政权的汪精卫。在“无路区”内的铁路被“焦土”以后，有一名军官负责看管埋在地下的钢轨。但在这次日军入侵之前的几个星期，这位军官被发现把钢轨挖出来卖给了日本人。他被撤了职，但并无其他惩罚。他用卖钢轨挣的钱，开了一家为走私者服务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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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位医生的看法，这个商店实际上是为搜集军事情报而开设的，位于敌占区中紧靠前线的一个叫铜官的地方。国民党在那儿有代理人，和日伪间谍一起进行走私贸易。通过这些同伴，他们不用离开铜官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情报。很明显，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些情报来麻痹他们将要消灭的部队。当时，这位英国医生对于敌人正在准备入侵的谣言越来越感到不安，但他所接触的军官们却一再向他保证日军不会进攻。日本人修筑公路、集结部队的行动都被说成是防御性的，是为了抵挡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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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迹象表明，前线的一些防区已经被出卖给了日本人，但杨森将军的最后行动似乎证明他没有背叛。平江规模不小，杨太太整个春天都忙于社交活动，因此疲惫不堪，所以在5月下旬，杨将军决定把她送到前线休息一下。在她动身前夜，将军打电话向前线军官询问情况如何？回答是一切正常。于是将军就把太太送往前线。就在当天晚上，日本人分五路渡过了界河。杨将军的部下一触即溃，日军于是迅速初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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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部队路过平江，县城中的人们早就逃之夭夭，全城空空如也。英国医生幸好有一匹马。在逃跑时，他发现同行的竟是一支骑兵精锐部队，马匹都是前几年战役中俘获的高大东洋马。他问他们为什么从前线后撤，这些骑兵大笑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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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因为这些东洋马呀，它们价格太高，可不能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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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韶关和衡阳，人们一直认为日本人将首先攻击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南北向铁路，打通由北平到香港的陆上交通线，而桂林远在这条交通线之西，当时应该是安全的。但当我到达桂林时，我发现这儿充满了更加可怕的谣传。桂林人以为，日本人占领衡阳之后，理所当然地将进攻桂林，然后继续向西南推进，打通到印度支那的陆上交通线。许多官员和上层难民已经离开桂林逃往重庆。他们认为韶关远在这条交通线之南，当时应该是安全的。于是人们逃难的路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韶关人逃往衡阳；衡阳人逃往桂林；桂林人逃往韶关。一些从韶关逃出来的难民，经由衡阳逃到桂林，他们在桂林听到这些谣言之后，又沿着三角形南面的这条边朝回家的方向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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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作为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在言论上比其他城市自由一些。我很快了解到，这场危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我想象的要巨大。国民党不仅已经证明自己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已经崩溃，而且它所统治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也正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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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长江以北的河南省铁路沿线的战斗中，近50万名国民党军队竟然被6万名日军击溃。日军仅用游击战术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根本没有必要动用坦克。国民党原有的种种矛盾都加速了它的溃败。国民党有几十万精锐部队在陕西封锁共产党，这些部队离河南战场很近，但他们却寸步不移。国民党反而大张旗鼓地从封锁区以西的甘肃省向前线调集了一些二等部队，为的是向世界证明，根本不存在对共产党的封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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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驻军的指挥官是两位互不相容的将军：汤恩伯和蒋鼎文。他们互不信任，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最糟糕的是，由于在日军到达之前，地方上就已乱成一团，所以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原有的穷人和富人、农民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就爆发了出来，这更让抵抗日军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河南农民终于改变了苦笑着忍耐的本性，他们开始拉帮结伙沦为土匪，出没于山岭之中，袭击城市难民和小股国民党军队。在一些日军很快就占领了的地区中，唯一的战斗竟然发生在中国军队和中国老百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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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以南长沙至衡阳的战斗中，目前还没有接到河南那种溃败的报告，也许永远不会有这种报告。湖南素有“米仓”之称，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吃饱饭，军民关系一般也比较好。湖南驻军的素质据说较好，由广东将领薛岳指挥。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部队都进行了勇敢的抵抗，直到被从侧面迂回的日军包围为止。一些部队即使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也仍然继续战斗，直到全部战死或弹药打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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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来自湖南的消息说明，敌人正在尽一切努力制造混乱，因为“混乱”是敌人最强大的同盟军。在湖南有些部队之间有些旧隙，日本人就钻空子投放传单，劝说前线部队投降，因为“友邻部队已经放弃阵地”。日本的宣传还企图挑动湖南农民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因为湖南驻军中有许多是广东人或四川人，于是日本人就向农民宣传说不要帮助这些讲话都听不懂的外地人，而向士兵宣传不要为并非故乡的湖南牺牲。日军能稳步向前推进，游击队有时竟然能深入到主战线之后的农村达20英里，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日本人宣传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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