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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收买。当时李济深对之前统领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寄予了尤其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参加这一运动。人所共知，他们两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也是深怀不满的。李宗仁当时驻军在长江以北，所处地理位置使他很难有所作为。而在重庆的白崇禧则本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在日军发动入侵前几周，李济深的南方独立计划已经确定，白崇禧来到桂林为他母亲做寿。蒋委员长也派了私人代表飞抵桂林。当老太太坐在虎皮宝座上接受人们祝寿时，蒋的代表把蒋介石的现金寿礼——据说是2500万元法币——放在宝座之前。于是白崇禧顺从地回到了重庆，后来还向广西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向重庆控制下的北边撤退，而不准跟李济深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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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治破产的第二个标志表现在一则谣传中。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它竟然是真的。它最初是一位美国情报军官告诉我的，他怀疑来源是共产党人。它说的是，在蒋委员长知情的情况下，某些重庆的国民党人和南京日伪政权达成了一项明确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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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西部的大理以东，黄河岸边的潼关向南，重庆周围的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安全地带。日本人决不会越过大理——潼关一线。作为回报，国民党在线外也不进行真正的抵抗，任由日本人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包括美国人的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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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本人应当在占领区之内努力消灭一切非国民党的势力作为回报：共产党、李济深的独立运动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将保护从事这一工作的日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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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一直流传着重庆和南京进行谈判的谣言。据说几位投靠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如庞炳勋和孙殿英，仍然和重庆方面保持着联系。而一些文官，例如，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捉刀人陶希圣则交替为双方政府工作，他先在重庆，后在南京，后来又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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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当南京和重庆公开互派信使之时，流言越发甚嚣尘上。最突出的是吴开先，他是CC系的人，原在上海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在占领外国租界时逮捕了吴开先。1943年初，日本人释放了他。他逐一会见了日伪高级官员（包括汪精卫）之后，乘一架日本飞机飞往广州。然后越过前线来到韶关，从韶关坐火车到桂林，又从桂林乘国民党的飞机前往重庆。一路上他都受到了官方的接待。在重庆，国民党极右翼大将朱家骅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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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吴开先举行的宴会上，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自身使命的大前提：伪政权不是卖国贼，而是“曲线救国”，他们正在间接地为对付主要的敌人——共产党人——而努力。当时不准外国记者报道吴开先的任何言论，他的这次行程也只在地方报刊上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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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吴开先是宁渝合流中的关键人物。大多数这样的安排总是非常含糊的，以防止内情暴露时承担责任；一般是通过多名信使，和双方政府中的不同人物接头来进行的。所谓协议也是言辞闪烁、半明半暗，可以随时被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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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到了战争后期，双方最高层无疑是达成了协议的。1943年初吴开先回重庆之时，很可能是双方认真谈判的开始。这时，日本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有可能战败，而蒋介石则对自己的地位比较放心，他想利用战败的日伪军队来对付共产党和其他政敌。蒋委员长的战争观是封建式的，他认为计谋和战斗一样重要，所以这样做在他看来完全合情合理。至于说这场“交易”招来了日军的新进攻，使他的千百万臣民惨遭涂炭之苦，那对蒋介石来说只是纤芥之疾。因为他，才是中国。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表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似乎使谣传中的大理——潼关一线确实成了一项协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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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乘坐挤满难民的列车从衡阳到达桂林时，我发现桂林办事处的继任者正准备撤退到贵阳。贵阳群山环绕，处于桂林到重庆的中途。他将在几天之内带着办事处的职员和无线电设备撤退，从而结束美国战争情报局在这场中国南方大混乱中的工作。由于大部分美国力量都投在了空军上，所以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国民党陆军数量远远不够，不能建立起一支中美联合部队来保卫桂林。训练中心正在向贵阳撤退，第十四航空队也正在撤离非战斗人员。我于6月底飞往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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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在桂林的最后几天，桂林看起来比以往更像浮排上的公园，漂浮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上。许多人离开桂林向西逃难，但更多的人由东方逃来，让浮排拥挤到了即将解体的程度。大群穷苦的难民露宿在车站周围，但大多数富裕的难民住在城里。当他们不再为一个接一个的谣言而惊惶时，就只是及时行乐。城里的西式咖啡馆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在天气晴朗的下午，人群在响彻军乐声的大街上闲逛，头顶上的蓝天中飘浮着朵朵白云，美国战机编队横空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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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独立运动人士的活动给桂林增添了一些战时气氛。他们企图像以前统一战线时期那样唤起民众的热情。他们在城里刷写抗战的标语口号，并组织了一个“慰问士兵协会”为前线士兵募捐钱物。许多学童和一些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但其他大部分人则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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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发现，孩子们募捐来的钱大部分来自人力车夫和其他穷人。这些穷人可能是被这些穿戴整齐的小家伙们唬住了，而孩子们又害怕那些衣冠楚楚的成年人。“慰问士兵协会”举行过一场募捐物品展，其中能吃喝的东西只有几包糕点和几瓶葡萄酒，大多是派不上用场的家具用品，那是人们为逃难方便而扔给协会的，包括大堆床头灯、花瓶、旧杂志等不实用的物品。与此同时，黑市美元汇率不断上涨，这是因为真正有钱的人都把他们的财产换成了硬通货，以便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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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当我路过大街上一家二流旅店兼妓院时，看见一队女学生穿着白色水手衫和黑色洋裙，沿着大街列队前进。她们不时停下来唱抗战歌曲，然后为前线的士兵募捐。当她们刚在旅店门前唱起来时，楼上阳台就出现了几个家在农村的妓女和美国大兵，衣衫有些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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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学生们的歌声停下时，妓女们轮流掏出满把钞票向街上扔下去。这一举动看起来既高贵又动人，她们的表情显示，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她们从来也没想过她们能这样站立于人群之中，像爱国的公主一样向祖国一掷千金。当这些贬值的钞票随风飘落下来时，下面的女学生们高呼抗战口号，发出欢呼声，街上的观众也边嘲笑边喝彩。观众里有许多人已经逃过难了，而且不久之后又会被迫再次离开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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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70674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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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三部 决定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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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70674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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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丨史迪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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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前往昆明之前，日军已经包围了衡阳，而且突击队已经沿铁路线朝桂林方向前进了40英里至50英里。由于大量溃兵和难民蜂拥着越过湘桂边界防线，据说守军也陷入了混乱状态。人们预计，桂林将在仲夏之前被日本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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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军的突击队在7月初被打回了衡阳，重围中的衡阳守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按照地面的指示，第十四航空队准确无误地向围城的日军扔下了数以吨计的炸弹，向被围守军空投了数以吨计的供应品。国民党在衡阳的司令官直到8月初才向日本人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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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日军用几个星期进行休整，重新部署，肃清小规模的零星抵抗，并加强了和汉口之间的交通供应线。然后在8月下旬，他们开始沿铁路线向桂林发起迅猛的进攻。挡在日本人面前的湘桂边防线崩溃了，到9月中旬，日本人离桂林不到30英里时，他们再一次停了下来。整个夏天，桂林都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气息，没有逃跑的人也都被警察赶出了城，经常有企图隐匿或动作缓慢的人被杀死。第十四航空队也从空军基地撤退了最后一批人员。造价百万美元的招待所、上万美元盖的厕所，以及陈纳德冒险精神的种种其他纪念品，都被泼上汽油，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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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桂林城外停留了6个星期，巩固与衡阳的交通供应线。11月上旬，日军再次发起进攻，除了西城墙附近的一些房屋得以幸存之外，桂林驻军放火烧毁了城里的一切东西，然后就溃逃了。日本人继续向前迅速推进，占领了柳州。柳州也是在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之后放弃的。然后日本人转向北方的重庆方向，击败残余抵抗，不断向前推进。在桂林陷落后的3个星期，日军向前推进了300英里，最后终于停在小山城——独山。独山几乎就在大理——潼关一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