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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是用一种美国式的概念来看待在中国的战争，但在中国却流行着另外一种态度。由于近代中国战争不断，所以人们把战争当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用“宿命论”的观点忍受着战争带来的损失。他们并不像史迪威那样急于赢得对日作战，因为当时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战败后必将马上爆发内战。此外，国民党习惯于把战争当作达到国内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把战争看成局势的一种正常状态，所以认为延后对日作战胜利也无妨大局。中国社会腐败的基础正在于它对农民的残酷无情，所以它并不在乎农民士兵白白去送死。在他们眼里，农民士兵只是肉食者棋盘上的小卒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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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预计在1944年将进行大规模的中美联合地面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国民党战争计划中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美国战斗部队计划在中国登陆，能否成功取决于掩护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中国军队由于政治原因而使用不当，那么胜利就会来得更晚，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将被白白浪费。任何一个清醒且正直的美国将领如果处在史迪威的位置，都必然会像史迪威那样行动。他不可能允许美国士兵被别人当作棋盘上的小卒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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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并不是要说明史迪威事件完全是预先注定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个人作用的影响。史迪威的遗著表明，他的性格中有粗鲁刻薄的一面，如果他能圆滑耐心一些，或许还有机会说服蒋委员长做出某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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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由于蒋委员长的性格，他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让步。史迪威要求更加独立地指挥中国军队，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对他所珍视的至高权力的一种侵犯，从感情上蒋介石就必然要拒绝史迪威的要求。即使没有史迪威事件，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也表明，他完全可能挑起类似的事件。当时中国的大片土地刚刚沦入日本人之手，李济深的独立运动表明在国民党内部可能会爆发普遍的反叛。在这时，史迪威被召回国的国际新闻分散了中国人民的注意力。不知道蒋介石是否有意策划了这一点，但客观上讲，这一事件使许多中国人迷惑不解，麻痹了他们采取行动的意志。蒋介石在这里又一次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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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事件中，蒋委员长对自己面子的考虑也起了作用。蒋介石必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多么不稳定，当时他对美援的依靠至少不亚于他对国内支持者的依靠。毫无疑问，他也意识到，以后他会更加依赖美国人，甚至可能不得不让美国人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指挥战争。他可能也看出，自己的权力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他希望美国人被深深地卷入，以致他们不得不拯救他。但在此之前，他必须首先装一下面子，让本国人民看到，他并不是美国的傀儡。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表明他仍然是能当家做主的。此后，如果他再答应美国人的要求就不会太丢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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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继续推敲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性格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两人中一人已经辞世，另一人则黯然败退。这一事件也不再对中国或美国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还有一场个人冲突与其有间接关系，而且影响延续至今，这就是史迪威和陈纳德的长期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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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虽然陈纳德在召回史迪威的阴谋中没有起直接作用，但在史迪威事件前后，这位空军少将却是反对史迪威的美国人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他主张无条件地支持蒋委员长。陈纳德自己也承认，他曾越过上级史迪威，直接向罗斯福发出为自己辩护的电报，这是对军事纪律的蔑视。另外，约瑟夫·艾尔索普显然是陈纳德另一条与总统接触的“内线”。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们使罗斯福总统怀疑史迪威对中国问题的反映是否完全可信。我们不知道陈纳德是否曾致力于诋毁他在中国的顶头上司，并向蒋委员长表示，史迪威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的国家政策，只要把这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赶走，国民党就会万事如意。如果陈纳德这样做过，我们也不会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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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两名美国将军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为何会如此大相径庭。史迪威能讲流利的中文，担任过几年美国政府驻华武官。他在当时的任务就是了解中国事务的真实情况。史迪威曾四处游历中华大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朋友。他个人在战后的打算是退役后回加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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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讲不了几句中国话，除了和仆人打交道需要的几句常用语外。在战前，他在中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空军顾问。很明显，他对雇主是忠诚的。他会努力讨好而不是评判他们。他的主要旅行方式是乘飞机，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中度过。他的中国朋友大多是国民党官员，或者是向往美国生活方式而且会讲英语的有钱人。自然，他对农民的中国和它面临的问题所知甚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战后，陈纳德在国统区办起了商业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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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际遇的差异仍然是次要的。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不同点，他们恰好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在美国人身上发展起来的双重性格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使我们的朋友感到迷惑不解，而使批评我们的人兴奋不已；它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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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是那种公平持正、自力更生的人物。在以前的年代中，这样的美国人很多。这个新生国家之所以率先走上自由和民主的道路，正是依赖这种类型的人。他的价值准绳是人的内在，或者说道德品质。他认为，中国人在变得更好、更强之前不可能打败日本人。他看到，中国在战争中真正有价值的力量是农民士兵。所以他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增强农民士兵的力量。他评判国民党和共产党时，力图不被标签和口号引入歧途，而是看他们如何使用士兵、对待士兵。从这一点出发，他谴责了国民党。当他被召回时，他正致力于了解各方信息，以便最后决定对共产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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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是积极进取的人。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的过程中，这种人越来越多。他自己的个人经历表明，他的价值准绳就是成功。为了最快地取得所欲之物，他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对于他来说，所谓“道德”是迂腐的观念。他像许多他那一类人一样是实利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物质力量——武器、机械、金钱——能让成功更快地到来。他对其他人的评判标准也是成王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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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认为，在日本人还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在中国击败它，只要使用灵巧的谋略，明智地使用飞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改革陆军是迂腐的，国民党需要的只是美国武器，当然还有金钱。他理所当然地亲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是取得了成功的政党。他崇拜蒋介石和宋美龄，因为他们似乎是中国最成功的人。他又理所当然地憎恶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根本不尊重他以成败定输赢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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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分地说，在史迪威事件中，我们第一次做出巨大努力去企图影响另一个国家，但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由谁来决定强大美国的新政策，是由是非分明的人，还是由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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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的遗著没有多谈战后问题，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从他对战争的态度来看，如果他还活着，他同样会认为，解决共产主义问题首先应该采取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只有迫不得已时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厌恶把战争作为政治工具，所以他必然谴责支持其他国家的内战——用牺牲他国人民生命的办法来对抗苏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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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可能会同意他的朋友马歇尔的观点：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来自包括战争在内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状况，正是这种状况才造成了共产主义的蔓延。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最好的方针是帮助其他国家取得自由和繁荣，正如美国人希望本国自由繁荣一样。这种观点对民主制度充满信心，相信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不可能蔓延。“马歇尔计划”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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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在他的书和战后的公开发言中，却不断叫嚷要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战争，叫嚷美国应该支持一切反共人士。虽然陈纳德以投机的态度接受了过去不断嘲笑的某些史迪威的观点——他现在也承认，除了美国的金钱和飞机之外，中国陆军也需要变革——但他仍然坚持，中国问题能够而且应当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经济改革应当放在共产党被消灭以后。陈纳德还把他的这套理论应用于其他国家中。他似乎属于那种崇拜武力的美国人，他过高估计了美国的财富和武器的作用，而且显然低估了民主思想的活力。这群美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竟然轻率地建议我们和日本人、德国人结成同盟，以屠戮万民的原子弹为主要武器，采取灵巧机智的谋略，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摧毁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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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象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光看陈纳德自己在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事业，这种军事投机主义的结局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场冒险以美国狼狈败退、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而告终，它似乎是美国误入歧途、思路混乱的一种象征。史迪威事件代表着现实主义在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失败，似乎也预示了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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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十一章丨几个“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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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本人而言，史迪威事件发生的那年夏季气氛相当沉闷。如果当时我能了解美国的政策正在秘密地发生转变，那么坦率的新闻报道或许能有助于实现这一转变。战后谴责史迪威的读者们忘记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之中。中国南方的溃败使公众——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迫切要求改革。如果史迪威的努力得到了及时报道，他就有可能在中国人那里赢得大批支持者，从而使蒋委员长很难把他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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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史迪威失败之前，报纸上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在他失败之后，罗斯福则把该事件说成是个人之间的误会，这正好投合了国民党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宣传沿袭了封建时代的战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是领袖。于是，史迪威被说成是一个想让蒋介石丢脸因而让整个中国丢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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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时，我已经写下了几百页的报告，意图说明中国的局势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在这种局势下应该采取的做法。这些报告得到了上级的赞许，然而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开始认为，在华盛顿的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决策者们只是单纯喜欢阅读我写的材料而已，而决不会改变因袭守旧、自上而下、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方式。就在这年夏天，美国《生活》杂志未经我同意就翻印了我两年前为制作幻灯片创作的政治漫画，并加上了图注，大意是：让中国小弟弟看看这些图片吧，美国老大哥多么有远见啊！现在我觉得，那些漫画只不过是肤浅的、不值一提的宣传品罢了，但我当时却很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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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往事。在重庆生活期间，留在我记忆里的，主要是历史大潮面前的几位“碍眼”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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