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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是坠落在中国北方共产党辖区的第一位美军飞行员。在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美军联络飞机开始飞往当地后不久，这位飞行员回到了重庆。由于他是唯一在北方游击区旅行过而且待了几年的美国人，因此立刻成了人们好奇的中心。美军司令部告诉他不要和“非官方人士”谈论共产党辖区情况，并把他安排到美国战争情报局住下，直到他被送回美国为止。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美军确实没有地方让他住宿，还是为了把他和其他美国人隔离开来，反正他被安置到了我办公室隔壁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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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如果把他漫画式地描写成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大兵，他肯定会大为不满。但他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穿美军制服的同时，坚持戴着灰色的棉布帽子，穿着灰布鞋子，那是救了他性命的游击队员们送给他的。一遇到争吵，他就斩钉截铁又不失狡黠地赌咒发誓。每逢遇到满意的事，他就会说：“中！”每逢遇到他不满意的事，他就会说：“怎么搞的？”很明显，他以前是反共的，他曾说共产主义是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北方的所见所闻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混乱。他的飞机在日军防线后几百英里的北平附近坠毁，在敌人岗哨的视野之内，他降落在一块农村的开阔土地上，但共产党游击队还是抢在日本人之前救了他的命。他们把他藏起来，以后又花了3个月时间，步行加骑马把他送到延安。在游击队的护送下，他曾两次安全地越过了日本人重兵把守的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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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很快就有一些会讲英文的年轻中国人陪同他一起，走完了去延安的大部分路程。这些中国人向他谈论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做法。很难说共产党人是否故意策划了这样一次旅行，以便向美国飞行员表明共产党人控制着大片地区，并向他进行思想灌输。如果确实如此，那在吉姆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仅仅是清除了他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因为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国统区中许多美国人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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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曾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旅行过的美国人一样，吉姆坦率地说，共产党人看起来确实是在为农民做好事。这使他陷入了矛盾，因为在感情上，他不能承认共产党人会做好事。其他一些访问者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我曾听从共产党辖区回来的传教士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好基督徒；一些托派人士也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斯大林分子。值得吉姆骄傲的是，他早在延安时就了解了这个问题。在离开延安的告别宴会上，吉姆发表了一通讲话。在讲话中，吉姆对他们说，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他们其实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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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吉姆被记者、使馆人员和美国军方人员包围，他们想知道吉姆对共产党人的印象是好还是坏。这使吉姆更加慌乱和不安。他空闲时，有时会在我的房间里泡上一上午或一下午。他一边翻阅着旧杂志，一边咕哝着：“真该死！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那样我就不必去琢磨这么多事了。”有时又说：“他们告诉你不要说这个，不要说那个。这些事实既然都是我看见的，为什么不能说？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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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美国战争情报局新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和吉姆一样是天主教徒。一天早上，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轻声对吉姆说：“有人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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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不高兴地问道：“又是一个不穿军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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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说：“来找你的。”说完就从门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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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一边咒骂着一边走下楼去。我过一会儿下楼时，看到一位重庆教区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正和吉姆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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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回到我的房间时，他问我：“共产党人真的杀害天主教神父吗？”我向吉姆解释说，教会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有些起因是教会对中国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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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次谈话使吉姆心烦意乱，他又怀念起以前的生活了。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吉姆烦恼地坐在椅子上，咆哮着说，如果一个人只需飞上蓝天扫射列车，或者徒步在中国北方山区走上几个星期就好了，忙起来就没有时间琢磨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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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姆离开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前一天，我问他：如果美国人和共产党人合作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大批美国人到达延安，他们的生活又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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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说：“不可想象！美国兵根本不会喜欢那个地方，他们会把那儿砸了的。除了官方宴会，延安根本没有酒喝。那儿没有妓女，钱也没有用处。什么东西都要以物易物。你能想象三五成群的美国士兵肩上扛着麦子口袋，到处寻找用麦子换大饼的地方吗？这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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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无须赘言介绍的。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他致力于使中国走上一条通向民主法治的大道。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中国国内可能比她的三妹——宋美龄——更有名，比后者更受人民的尊重。有时人们把她称为“中国的良心”，因为她毫不避讳地抨击自己贪得无厌的亲戚们，反对他们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居住在香港，过着一种自我流放式的生活。珍珠港事件之后，她和大姐——宋霭龄——一起飞回国统区。在重庆，政府为她提供了一所大宅，她过着一种半隐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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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她举止庄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只有一次看见她在公众场合露面，当时我觉得她似乎是一个刚强的女性。所以，当我第一次拜访她时，我惊奇地发现，她是一个风度优雅、谦逊温和的女性。我想她当时已经有50岁了，她年纪轻轻就和孙中山结了婚，但我见到她时她仍然十分美丽动人。宋庆龄和高傲而神经质的宋美龄完全不同，她待人更为平和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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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的处境也相当困难。特务们监视着她的住宅。她很少接见身居高位的中国人；在接见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方面，她也十分谨慎。因为过去的经验，她必须提防他们利用自己攫取私利。但她很愿意不时接待没有地位的年轻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些人不会由于拜访她而受到损害，也不会去捞好处。我住在重庆期间，非常幸运地成了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我大约每个月能见到一次宋庆龄。那真是些美好的夜晚，我们在宋庆龄那儿吃晚饭、谈话，有时还有小型舞会。宋庆龄很少谈起自己对政治和亲戚的看法，即使谈起来也是旁敲侧击。例如，她有时会眯起眼睛，略带讽刺地提到她那位妹夫，拉长声音说出“委员长”这三个字。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在拍死了一只脚踝上的蚊子之后笑着说：“你看，我没有穿丝袜，这是违反新生活运动规定的，而且我买不起长袜，我不会像我那个皇后妹妹似的到美国去买尼龙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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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年，我离开了重庆。但我每次回重庆时都要去看望宋庆龄。1944年，当我去看望她时，我发现她刚收到了美国朋友的一件礼物，正高兴着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闹钟。按照当时重庆的标准，她的住处可以说得上是豪宅了，她还有弟弟宋子文借给她的一辆高级轿车，但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的养老金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所以，按照当时重庆的市价，她连闹钟都买不起，她也不愿意为了一个闹钟向亲戚开口。我最初认识宋庆龄时，如果她想知道时间，就会派仆人去车库里看汽车上的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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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是美军联络机的驾驶员。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他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他曾送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飞越驼峰，前往缅甸去视察那里的中国部队。由于天气变化不定，飞机在昆明机场等候了几个小时也没能起飞，于是何部长和他的将军们就走到机场旁边的一个饭馆，饱餐了一顿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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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经常驾机接送史迪威将军，所以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了当时的事态发展，他知道何部长及其同僚正是最顽固地破坏史迪威计划的人。飞机起飞前，这群身穿高档军服的将军们肚子吃得鼓鼓的，大摇大摆地回到了飞机上。伯特决定给他们上一堂严肃的战时课程。他对将军们说，由于天气太坏，他必须飞得很高，所以请他们在飞行过程中务必一直戴着氧气面罩，否则可能会因为吸入高空的空气而痛苦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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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确实非常糟糕，而伯特可能还故意使飞机更加摇晃颠簸。他飞得很高，但并没有高到必须使用氧气面罩的程度。在飞越驼峰的途中，伯特把操纵杆交给副驾驶员，自己走进客舱中看看事情是否和预料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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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料得不错。客舱中到处都是将军吐出来的面条，他们的勋章、斗篷、镶金边的军服上全都沾满了面条。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抓下氧气面罩，屏住呼吸大吐一阵，然后又把脸藏进憋气的面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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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是一位清王朝的格格。1944年时，她肯定已经有40多岁了，但看起来却只有25岁至30岁。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时，她经常身着奇装异服在外国宾馆中跳舞，以示对遗老遗少们的反感。后来，她在多座西方城市，特别是巴黎，生活了多年。她能流利地说几种外语，和3个国家的人结过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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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之初，她没有像许多中国权贵那样逃往香港或纽约，而是留在内地到处旅行，并组织了一些自以为很秘密的团体。但这些团体经常由于成员太复杂，根本保守不住秘密，反而弄得她声名狼藉。1937年日本人刚占领北平时，我第一次认识她。当时她穿着一身过时的西服，看起来像个日本人。她若无其事地乘坐日本人控制下的火车，一般中国妇女是不敢搭乘这种火车的。她经常这样前往天津，照料自家和亲友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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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在重庆又遇见了她。她那时刚从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来到重庆，一些外国侨民便认为她是日本间谍。还有人以为她是国民党间谍，因为他们听说她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座上宾。后来她告诉我，她自己也听到了这些可笑的谣言，其实她到重庆不过是想为一群爱国青年弄到一些钱和炸药。这些青年在平津专事暗杀日伪官员。她的不到20岁的女儿——是她和她的第一任中国丈夫所生的——也参加了暗杀小组。这些年轻人曾有一次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在天津一所电影院炸死了一个汉奸。当时电影院正在放映电影片《枪战》，他们在官员的座位下投掷了一枚炸弹，爆炸声恰好被电影中激烈的战斗音响掩盖，他们得以顺利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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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几个月，我在重庆街道上第三次遇见了艾丽斯。她看起来手头很拮据。她穿着蓝色的农村土布裤子，裤子缝制得很马虎。上衣是一件劣质的皮外套，外面罩一件船员用的棕榈雨衣。但比起重庆社会的一般妇女，特别是那些附庸美国风潮，穿得像圣诞树一样的阔太太，她的姿态仍然别有风情。她还是那样潇洒。这时一辆汽车从我们身旁掠过，车中坐着几个官太太，浑身珠光宝气，一副懒洋洋的神情。艾丽斯用教会学校学到的法语尖刻地说：“这群新教徒！她们理解不了步行的优雅。”然后，她用沉思轻慢的眼光目送着汽车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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