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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赫尔利摸着雪白的胡子，看起来他对自己讲的故事感到非常得意，所以他下面点题的话似乎是多余的——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这就是我和蒋委员长打交道的方式。我总是能让双方取得一致，但永远没有人能及时把大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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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由桂林回到重庆时，战时陪都内中国人的生活使我觉得又回到了前几年的夏天。除了为美国人盖了一些新房子外，重庆和以前完全相同，街道和房舍仍然是那样肮脏拥挤。和前几年一样，战争显得遥远而平静，好像战局将会这样一直僵持下去似的。整个城市单调而乏味，人们关心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琐事。在茶馆中，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来自南方前线的消息，就是高昂的物价和低级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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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周以后，人群中暗地里似乎产生了不安的情绪。谣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正是动乱的标志。我记得有一个谣传说，美苏关系正在破裂，因为发现在中国境内被打下的日本飞机竟然是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苏的——这些飞机被苏联人交给了日本人。另一个谣传说，美国正企图和共产党联盟，目的是削弱国民党，好在战后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我认为这两个谣传都来自国民党，因为它们符合官方混淆视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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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谣言似乎是来自共产党的，谈到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勾结。有的说国民党山西省司令长官阎锡山已经和日本人签订了一项局部和平协议，目的是对付共产党人。这个谣传在第二年，即1945年的夏天被证实了。在日本投降之前，山西日军就帮助阎锡山确保省会太原不被共产党占领。一些日本顾问、军官和士兵为阎锡山工作，并且后来留在阎锡山手下，直到3年之后太原被共产党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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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一些可靠的报告谈到，农民们通过暴力寻求出路的倾向不断增长；而且在中上层中，受官僚垄断损害者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这一年，最大的地方暴动似乎是中国少数民族在新疆发动的暴动，云南、贵州和甘肃也不断发生规模较小的农民骚乱。在四川除重庆之外的地区，据说地方将领们正在策划一场暴乱，目的是在日本投降时，把国民党赶回沿海地区。仲夏时节，重庆刮起了一场罕见的夏季暴风，据说吹垮了郊区的一座小屋，暴露出屋中实际是崭新的水泥弹药库。许多人都信以为真。谣传政府正在秘密加强陪都防卫，以对付可能反对它的近郊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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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开的事实表明，国民党看到了局势的不稳定，并且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维持其暴虐统治。现在政府承认民盟是合法政党，并且许诺最后让它在政府中获得发言权。这样做的部分目的可能是迎合美国人，也可能是为了引诱民盟脱离李济深的独立运动，但主要目的似乎是把民盟变成一个安全阀，让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在空谈中无害地发泄出来。这年夏季，特务抓的人减少了，审查制度放松了。有一段时间，重庆报纸也刊登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言论——其实在外省的报纸上，这样的批评已持续一年多了。许多报纸在社论中都要求实行有法律保障的民主，其中一些大胆的报纸更是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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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日军开始由衡阳向桂林急速推进，重庆人日益增长的不安更加公开化了。人们谈论说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忍受的最后极限，如果政府仍旧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甚至国民党内部身居高位者中也有人附和。资深外交官，国防最高会议成员郭泰祺对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他认为除非进行最激烈的改革，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救中国。他同时担心任何改革都会受到限制，不可能及时进行足够彻底的改革。这年夏天失宠并丢了官的宋子文对一位外国访客说，在蒋介石下台之前，是没有任何希望来改变这种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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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来，一直有各种小道消息，说蒋介石已经上年纪了，没办法妥善应付遇到的问题了。也许这是因为现代中国已经太复杂，使得蒋介石这样仅仅依靠传统手法的人应付不了了。我刚到重庆就听说，蒋介石在去年冬天开罗会议上的表现是十分过时的。当时前往开罗的美国和英国代表团中都有各种专家，以备在每一个讨论的问题上提供咨询。但中国代表团规模很小，主要由蒋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关系成员组成。宋美龄当然随行，而无足轻重的黄仁霖居然也是成员，他只是一个宫廷小丑，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头头。有些对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蒋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宋子文就是一例，近来蒋委员长和英美之间的问题大多数由他经手处理，但却没有让他去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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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必定以为，开罗会议就像是三国故事里的主帅会谈，领导人的性格和计谋比战场的任何情况都重要。据参加开罗会议的美国人说，当罗斯福和丘吉尔直截了当地问蒋介石，宋子文为什么没有来时，蒋介石尴尬至极。在制订军事计划时，蒋委员长不得不承认，他对自己军队的统计数字一无所知，最后还是由史迪威将军提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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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初，在一次由蒋介石举办的茶会上，他进一步表现了自己在现代世界里是多么笨拙。这次茶会在宋美龄再次启程赴美的前夕举行，当时她确实得了经方面的疾病，需要赴美治疗。但几个月以来，重庆一直谣传蒋氏夫妇不和。一种说法是，在宋美龄上次赴美期间，蒋介石找了一个新情妇。另外一种说法没有那么不堪入耳，讲夫妇二人闹翻的原因是，蒋介石本想由宋子文陪同去开罗，但宋美龄自己想全程担任翻译和舞台主角，所以劝阻了蒋介石。结果，当罗斯福和丘吉尔问起宋子文时，蒋介石觉得是宋美龄让他丢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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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宋美龄动身去美国的前一两天，蒋介石为她举行了茶会。参加茶会的有大约50名国民党高官和几位美国记者及使馆人员。蒋介石对到会者说，他也听到了关于情妇的说法，纯属造谣中伤；作为正派的基督徒，他不可能做出那种不道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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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蒋介石的这番声明被广播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听众在听到这条消息之前，并没有想到蒋介石竟然还有情妇，之后便立刻断定他确实是有情妇的。我听说，是宋美龄和宋霭龄坚持要蒋发表声明否定的。她们以为，这样一来，如果情妇谣言在宋美龄旅美期间传到美国，她就不至于丢面子。但无论如何，蒋介石竟然会被说服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致使他的私生活在全世界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这也暴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超人，他认为自己的私生活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自诩为“天子”的皇帝的典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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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末，当重庆人民被国家危机唤醒时，国民党内传出了一些谣言，表明蒋介石惯于自视为历史的创造者。根据这些说法，蒋介石看到了变革的必要，但在南方战场取得胜利或公众放弃改革诉求之前，他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以免显得是在外部压力下屈服的。与此同时，他继续遥控南方战事，让战胜的机会更加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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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重庆还纷纷谣传，说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战事不利的原因是强征壮丁和士兵待遇恶劣。据说，当他乘车经过市区看见虐待士兵的场面时，他用手杖责打了残酷的军官。这类故事很多，以致组成了这样一幅画面——蒋委员长在首都飞快地转来转去，他靠在防弹汽车的后窗上，到处寻找社会弊病，然后气愤地挥舞手杖。我确信这些故事都是假的，也许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编造的。因为蒋委员长出行时，前面总有警卫人员开道，这时人们肯定会停下不该干的事情。蒋介石可能认为，这些故事会使人们觉得他是关心士兵的，从而消除对残暴行为的怨恨，也许还可以停止这些残暴行为，甚至可能改变由此引起的军力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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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重庆人的危机感达到了高潮。在这个月中，日本人挺进至桂林附近；而且，史迪威事件已经不可避免，虽然外界尚不知晓。9月初，民盟召开了第一次公开集会，会上可谓悲喜交加。在集会中，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跳上讲台喊道，如果能找到一种把生命奉献给真正的民主的方法，他就心甘情愿地去死。这番话使集会达到了高潮。几天之后，民盟举行了追悼邹韬奋的活动。邹韬奋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日本侵华之前，他曾领导人民反对内战。追悼会的气氛哀婉动人，反映出了与会者的情绪，他们似乎明白自己仍然无力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当点燃死者肖像前的蜡烛时，哭声响彻了拥挤的大厅。悲声持续了10分钟之后，第一位发言人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向大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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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每年一届的例会也是在9月举行。尽管它只是个咨询机构，人员由国民党委任，而且80%的成员都是国民党人，但在两周的会期中，会议依然对政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坦率的批评，而且时常伴随着哭泣、喊叫和几乎动武的争吵。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当其冲，许多发言者还描述了壮丁的悲惨处境。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是被抨击的目标，发言者们在会议上详述了他贪污腐败的情况——大到诈骗几百万美元，小到孔令俊一贯把美国唇膏和卫生纸都作为公费记在中央银行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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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讲到，在新近遭到日军入侵的省份中，由于政府弃之不顾，难民的遭遇极为悲惨，听到这些许多听众都离席啜泣。另一些发言者指责道，当城市受到日军威胁时，跑得最快、最远的正是大小官员，国有铁路系统完全瘫痪，铁路沿线储备的煤炭被铁路官员们在黑市上出售，因此南方有大批难民被日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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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言责难参政会本身丝毫不起作用。参政会每年都向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议，但政府却很少按照要求去做，而且政府从来没有向会议报告过建议处理情况。参政会甚至不能过问国家预算。一位非国民党人士说，政府权力必须由军人转交给政治家，这番话在会上引起一阵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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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届会议快要结束时，日本人在桂林城外暂时停止前进，重庆人开始从暂时的激动中恢复原态。我从无党派人士的圈子中得悉，人们对这场热闹的会议持冷淡态度。人们逐渐了解到，参政会中的国民党多数派是按照秘密指令才发表了大量自由言论并抨击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因为蒋委员长已经决定拿孔、何二人做“替罪羊”——至少是暂时的。孔祥熙和他的大部分家属当时正在美国，已经从中国榨取了大量金钱，根本享用不尽，他们自己也觉得离开中国生活会更好些。抨击孔祥熙和何应钦可以在美国造成一种印象，即国民党正在鼓励自由和民主。这些秘密指令同时规定，参政会中的国民党人不得批评当年失败的军事战略，也不得批评和共产党未能达成协议一事。这两个问题是蒋委员长亲自处理的，他决不能受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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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们知道，在这届会议中，河南省代表——包括国民党代表——曾要求枪决汤恩伯将军。汤恩伯应对日本人在当年春天占领河南省负主要责任，他甚至没有进行象征性的抵抗。蒋委员长召见了河南省代表，禁止他们提出这一请愿。他说，汤恩伯是他的部下，抨击汤恩伯就是批评他本人。汤恩伯必须留任河南，不准对此提出任何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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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又是一个证据，证明国民党与日本人的大理——潼关一线协定是真实的。日本人不侵犯划归国民党的区域，而国民党在划归日本人的区域中也不进行认真抵抗。河南省处于大理——潼关线外，如果谣传可信的话，汤恩伯想必是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才让日本人通过河南的。蒋委员长很可能确实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尽管汤恩伯的战绩为他自己挣得了“常败将军”的绰号，但在日本投降之后，他却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美国人让蒋介石回到了中国沿海地区，蒋委员长却从胜利品里挑选出最耀眼的一件，奖给了汤恩伯。这似乎从侧面表明，汤的确参与了这场必须保密的中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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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的国民参政会上，一些非国民党人士试图讨论共产党问题，但蒋介石借口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前往延安实地调查，将这个议题束之高阁了。委员会要到下一届年会时才能提出报告，所以在此之前，参政会就无法讨论国共合作了。不久，参政会在10月初宣告散会，而调查委员会启程去延安一事也遥遥无期。我现在仍然记得，在参政会开幕式讲话中，蒋委员长再三强调中国需要的是“集权”而不是“联合”。同时，他总是避开使用“民主”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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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闭幕时，蒋介石显然已经知道罗斯福不再支持史迪威，美国对他军事独裁的威胁消除了。不久之后，在星期一早上的一次纪念会上，蒋介石对政府高级官员说，他自己有一套应付共产党的计划，现在奢谈民主不合时宜，只会妨碍他的计划。在10月末时，他禁止再举行任何像民盟9月集会那样的公开大会；审查制度又变得严格起来；重新开始拘捕政治犯。重庆又陷入了原来玩世不恭的昏睡状态。蒋委员长在与人民的斗争中又赢了一个回合，但这也使他变得更为衰老了。重庆的沉闷状况一直持续到11月末。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桂林和柳州，并向大理——潼关线上的独山推进。重庆又一次受到剧烈震动，并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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