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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春季的几个月，美国出版物也增加了。昆明的每支美军都设有活跃的公共关系处，它们竞相发布新闻，举行记者招待会。与过去几年的情况恰巧相反，他们很注重本地的中国报纸。当然，大部分材料都是在宣告胜利或预言胜利。这些乐观的报道激励了中美合作，同时也给人们一种印象，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确实增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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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美国人经历了史迪威的沉默期之后，爆发了一场公众舆论的热潮，这不禁令人费解。共产党人声称史迪威是进步的，因而不可能获得美国人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一贯如此。但是，我从未认为这是事实。史迪威本身应对公关问题负主要责任。他致力于做一个严苛的军人，主要兴趣点是军事，而对宣传用功甚少。相比来说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更有政治头脑，对媒体也重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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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时期，美国人在中国扮演的角色错综复杂，不合常规，而且总是游走于失败的边缘，所以寻常的宣传手段很难将其描述清楚。在后一个时期，当时中国的封锁已被粉碎，胜利即将来临，美军的各项活动即使以美国广告的标准来衡量也不逊色。虽然新军整编工作实际上比较肤浅，但美国的武器和训练营却能深入人心，长期懒散的公共关系人员也为之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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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新的舆论热情似乎充分证明，亿万人民和各方势力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按美国的观点来说，我们对新军的训练和装备足以使其成为一支强军；在政治和经济基础健全的美国，无疑会是这样。按照我们主观的看法，我们相信并声称新军变得强大了。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地隐藏了真相：事实上，新军仍然虚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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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春季，尽管美军官方充满乐观，但大部分在昆明的美国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依然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卑鄙的。美军组成的社会圈子相当庞大，自给自足；但是，能够帮助美军识别和分清国民党和中国老百姓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昆明的普通美国人还没有普遍形成反共意识，反倒是极其厌恶为加强一支腐朽军队要做的各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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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中，老生常谈的批评内容仍然是国民党发国难财、效率低下和反动落后，几乎成了人们见面交谈时的一种固定模式。目前，滥用新滇缅公路的种种谣言又风传一时。据说有一支中国军方护送队，离开印度时有70多辆美国卡车，到昆明时只剩3辆了，其余都在黑市上卖掉了。另一支运送军火的护送队，查出来装载的满是女士内衣和高级轿车。大部分美国人都见到过形形色色的鬼把戏，因此很容易相信各种荒诞离奇的传说。于是，美国人中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民族偏见之风，其流传之广早已不限于美国南部各州来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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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我认识的一位在公共关系部工作的美军中尉组织了一批中国记者沿滇缅公路南下采访的活动，他原本想把他们安置在美军军官宿舍里，希望能借此机会了解到亲美的舆论，但他发觉主管宿舍的军官竟然要安排这些中国记者们住进中国佣人的宿舍。后来，当他安排他们住进美军仓库或食堂时，邻室的美军都要搬出去或借故离开，几个美国军官还嚷道：“把那些耍歪门邪道的中国佬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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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之前，这些中国记者们写过他们自己的反美报道，昆明人早就对这批来访者充满了敌意，并有很多冷言冷语。过去华南固有的反美因素暂搁一边，目下众所周知的是，许多美国人也参与走私和非法买卖；昆明的美军供应品市场极其繁荣，没有美军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为此，美国批评中国腐化和贿赂风气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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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本身也在鼓励反美情绪。1945年的头几个月，昆明和重庆政府控制的报纸发动了一场反“吉普女郎”的战役，表面上虽是在批评中国女郎同美国人的不端行为，但内里更尖锐的矛头却是直接指向美国人的。其他报纸纷纷响应，表明人民对此早有愤懑情绪。美国人与中国女郎在街上一同行走——通常是富贵人家的女眷——会遭到愤怒的公众的恫吓，有些甚至会被丢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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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国家驻扎大量外国军队，同类的情况都会发生，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感到特别苦涩，根源还在于当时的中美关系基调。美国人多少感受到了，如此大规模地援助国民党政府，却对抗日没有起到多大用处，其中必有蹊跷；当然，他们很少认真思索个中缘由。美国对国民党的赞扬——赫尔利与魏德迈用珍珠港事件前的方式发表了许多奉承话——再加上一些下意识的胡言，自然会使中国人民恼怒。在普通中国人中，他们的愤恨是有事实根据的。那就是：美国正在支持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促成一场中国人民不需要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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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春季昆明的气氛可以从一则故事中窥见。故事也许是假的，却在美军内普遍流传。两个美国兵获得了一辆卡车的使用许可证，但他们却将卡车分别安排卖给了3个不同黑市的三伙人。他们又在镇上找到了一条偏僻的长胡同，胡同很狭窄，卡车无法在胡同内转弯调头，他们告诉三伙人在同一天黄昏到胡同内成交。第一伙人在8点来，第二伙人8点半来，第三伙人9点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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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兵把卡车驶进胡同，同时另一个——他全副武装，还偷来了宪兵的臂章——站在看不见的胡同出口。第一伙人在8点来到，买了这辆卡车。他们转出胡同到了出口，就被冒牌宪兵拦住，要检查产权证，然后没收了车辆。然后他驾着卡车绕了一圈，驶回胡同交给同伴，自己则回到胡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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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美国兵将这种做法对其他两伙人也如法炮制，最后把卡车驶回车库，却获得了3倍于黑市价格的钱。如以1美元约折合200元法币计算，这自然是一笔很可观的款项。那个晚上，朋友走进他们的卧室，发现他俩欢快地喝得酩酊大醉，坐在一大堆纸币之中，他们抛掷身上的纸币如同抛掷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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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你们在卧室里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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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好气地回答：“数钱呢，我们倒要看看这些混账家伙，究竟怎样欺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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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令人厌恶的季节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4月的一个下午。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36]和最近攻克的几座纳粹集中营的一组照片。我感到厌恶和害臊，人类竟然干出如此可恨的勾当？走出陈列这些照片的美国杂志办公室时，我见到一个从部队走散了的中国乞丐兵静静地躺在铺满阳光的人行道旁，双臂裹身。我在这几年之中见过不知多少类似的情景。但是，我现在才发现，这样活着的骷髅，并不比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战俘过得好，甚至还要更糟糕。战俘好歹穿得上囚服，而这名乞丐兵仅仅穿着一条缠腰布和破成碎布条子的军上衣，身子又黑又脏，一群苍蝇还飞绕在他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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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指出，类似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样的暴行已成为纳粹德国文化的一部分，与德国的露天啤酒馆和歌剧并存。大部分德国人不知道这些，但这并不是借口。我们大力支援了国民党，因此人行道旁受苦的这个人似乎也应当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像榆树下的旱冰鞋或者妈妈做的苹果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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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十三章丨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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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我的缅甸小册子终于完成，于是我离开了仅负责国统区宣传工作的美国战争情报局分部，转去心理战部。该部由军方而不是由国务院领导，不仅搞宣传，而且在敌占区做抗日工作。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延安，而后去敌后共产党游击区收集平津等华北各市的情报；有几名军人之前已经进行过了类似的任务。我去重庆原是为了清理之前的工作，却不料撞进了赫尔利与魏德迈时代那股强劲的气氛之中，以致在重庆等候了一个多月而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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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大使是第一个障碍。由于一再碰壁，他一年前的澎湃激情和不偏不倚已经烟消云散，而且工作中也开始出现种种疏漏。他的记忆力不总是很好，有时认不清人。在一个人们的姓名和面貌很难分清的国家，他又是新到任的外交官，实在是莫大的不利。有一次，他竟把两个非共产党人错认为是共产党人，和对方谈判起来，由此引起人们对他那次著名的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的种种猜疑。他的视力也不好，阅读大使馆提供的中国方面相关资料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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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去是成功的石油商人和律师，似乎坚持美国式的观点，认为一切都像生意经。他不熟悉中国人那种难以捉摸的讨价还价的脾气，他看不到国共双方都不准备接受协议的约束：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背后更有无数折冲捭阖交织而成的迷宫。他对于会影响谈判的中国真实情况不屑一顾。我十分肯定，他并没有发现——或是不肯承认——他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已步步陷入劣势，而共产党正在发展壮大，于是他立刻失去了调停人应有的冷静态度。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反共，所以不仅把一切责备都强加于共产党，而且开始认为美国唯一的道路就是不计成败地支持蒋委员长，即使那样将会把中国拖入内战，结果他的不加隐瞒导致了谈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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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单单对共产党怒不可遏。恰在此时，我到了重庆，任何人想对他说明中国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时，他就会把此人列入自己的黑名单。实际上他与重庆所有经验丰富的军官、国务院官员和记者，甚至宋子文和魏德迈都闹翻了。他也有几位极有才干、富有在华工作经验的部下，但仅仅因为他认为他们有亲共倾向，就将他们打发回国了。取代那些人的是一批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比他还少的人，这样他们就无法反驳他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豪宅里，常常几天不在办公室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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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如果他怀疑任何人从共产党辖区会带来他不乐意听的新闻，他就不准许此人到那边去。由于我公开宣称认同史迪威对中国的观点，所以我是不大可能被准许去共产党辖区的。尽管如此，美国战争情报局还是向大使馆为我提交了一份申请。3个星期以来，申请书一直在总领事的办公桌上躺着，他是一位新来的拉丁美洲专家。最后，我的一位在大使馆工作、在中国有丰富经历而且尚未被清洗的朋友带我去问他是否批准申请。他立即暴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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