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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军高层同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私下里全是美国业界里那种但求实利、不务虚名的派头。但是，我想这个特点也是许多蠢事之所以发生的根由。由于现在美军已参与到了外国事务中，军队里充满着诽谤、痛苦、憎恨和期望，所以这些都不是可以用美国商业准则来衡量的。这一点在1945年的重庆表现得特别清楚。在新的军事与政治气氛中，赞成史迪威的人被认为是受骗上当，因为他们竟承认一种没有物质力量的东西——前进中的中国革命——还想让共产党参与作战以及战后和平计划。现在美国新的行动路线是把全部赌注押在国民党一边。这被认为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制定者都是精明权变的“唯物主义者”。总而言之，国民党是一国的政府，所以它必将成功。在重庆遇到过的那些原来是商人、满脑子铜臭、现在穿上少校或上校军服的人们中，我不记得有什么人大谈过这些问题。但是在国外倒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赞成史迪威的人将面临失败，因为他们是一群浮想联翩的理想主义者。而拥护赫尔利和魏德迈的人则必将成功，因为他们是严谨的、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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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面“唯物”的主张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和社会背景全无关联，简直愚蠢至极。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几乎每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其实都已证明国民党正逐步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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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离职之后，国民党在表面上倍加小心地维系着和美国人的关系，深恐因史迪威事件而引起美国人的疏远，如果与史迪威的继任者再发生摩擦和麻烦，则美国人可能会失去耐心。这也是中国人的老传统：纠纷获胜的一方应对失败者特别客气，甚至在言语中假装失败者才获得了真正的胜利。于是，蒋委员长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人，因为史迪威事件的美满结局超过了他的预期，所以他心情特别舒畅。他只是希望摆脱史迪威本人，而我们不仅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还放松了之前的一切改革要求。对蒋来说，既是大喜，更是大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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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之下，新改组的行政院宣告成立。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担任院长，他比蒋委员长年轻，能跟得上时代，可能贪污得也少些。新的行政院给予了言论、集会和出版多一点的自由，对外国记者的检查和审查也略微宽松，并允许战后选举行宪，召开国民大会；宣布了将逐步改组军队，并做了一番天真的许诺：“绝对禁绝鞭打应征士兵”“军官不许在士兵的米粮中掺假掺砂”，等等。还宣布了一项宏伟的征召计划，计划成立一支“中国青年军”，计划动员50万中学或以上学历的青年参军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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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无党派的中国人，以及在华多年的美国人，都能看到幕后的真相。大家都明白，这些不过是“遮羞布”。政府改组表示给予少数自由派一点地位，但由此却使极右派获得了最大的权力。何应钦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代表。前任军政部长何应钦没有加入新内阁，这是现代化和自由化的一个信号，因而广受赞扬。但后来何应钦成为新军司令官，而这个职位比军政部长更为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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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各省也能清晰地觉察到国民党正在逐步衰败的迹象。在这段时间，它变得更加专横跋扈、贪污腐败。现在有了这么多的美国新式武器，政府似乎觉得可以一劳永逸，不需要在其他方面再加努力了。除新军之外，各军很难得到补给和军饷，于是新军也很快开始堕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国民党中央逐步加强垄断，更让公众离心离德。在重庆当局宣布给予言论与出版更大自由的同时，许多省城内都对思想控制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因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已成为国民党的真正危险。很少有人真的相信国民党在战后实行民主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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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华南溃败以后的若干事例进一步证明了国民党的实际情况。例如，1944年冬，日军夺取韶关和赣州时可谓长驱直入，有征无战。据可靠消息，日本人占领许多地方时，只需把他们的旗帜交给当地土匪，再给点钱，然后跟着土匪朝前走就可以了。在这一部分的中国土地上，民族精神已被瓦解——或是顺顺当当地出卖给了日本——后来几个月，好几批从香港和广州逃出的日本人竟能顺利通过长江沿岸，他们只带几名武装警卫就能在国统区内横跨几百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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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一伙日军轻易地侵占了老河口，这里是第十四航空队在江北最靠近前线的基地。同时，一支大规模日军部队进犯长江以南、衡阳以西的湖南芷江，这里也有一处空军基地，是第十四航空队仅存的对东南沿海能采取有力行动的基地。所以，美国空军集中大批空中力量来保卫它。这里的中国地面部队——不是新军，装备很差——却打得很坚决。另一个原因或许是，芷江位于大理——潼关线内，而老河口在线外，所以日军没有拿下基地便撤退了。看来，中国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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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军队的这次离奇胜利，即使是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也给不出圆满解释。回顾过去，这次胜利的重要，或许在于构成了美国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循环的一部分，仿佛未经严格改造的中国军人在国民党领导下也能争善战。热衷于鼓动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美国人需要的正是这个论据。芷江战役的英雄们为战火继续荼毒祖国好几年献了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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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大量事实说明，不管芷江发生过什么，整个国民党政府都已经濒临毁灭，青年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早就知道这支嫡系突击部队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而是用来在战后控制人民的。军中志愿者极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性情怪僻。地主子弟数量很大，薪酬很丰厚——当然都来自农民的血汗——仿佛他们进城受训还应得到奖励一样。他们过去大多不是很宽裕，可能都没进过城市。他们入营前挥金如土、大吃大喝，有时还作奸犯科，西部人民对他们的蛮横逞凶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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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发生的“金条丑闻”是另一个预兆。当时有价值2亿美元的金条被抛出。这批金条是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给予国民党的5亿美元“小费”的一部分买来的，经过骗局中转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手中，包括蒋委员长的亲信和亲戚。在黄金官价暴涨前的两个小时，内部人士大量购入金条，因而获利成倍。用美国人调侃的方式打比方的话，就是在战时公债公开向公众发行前，总统与阁员可以按优惠价任意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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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最后几周，中国共产党会见美方，目的是证明蒋、日、伪三方确有交往。有人说交往是不存在的。其实早就有充分根据可以怀疑蒋委员长出卖了中国。1944年夏，方先觉将军被围困在衡阳，只得向日军投降，后来他突然在国统区内出现，他从日方逃脱的经过被说得天花乱坠。奇怪的是，他的全部参谋人员也在国民党区重新出现，所说脱逃过程同方先觉本人的故事一模一样。假使谣传的大理——潼关线一事属实，方先觉必定参与了这件事。因为衡阳位于这条线之外，他本不应认真防守。第十四航空队的支援延长了衡阳被围困的时间，可能反而使方将军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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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两个伪政府密使由印度支那长途奔波来到内地，在云南省被龙云的警察扣押。中央系警方得知后很快将密使押至别处，并把原来捉他们的云南警方人员一并关押，重庆方面反说密使是在去见龙云的途中被扣的，但既然两人是被龙云部下首先发现的，那么密使的目的地似乎更可能是重庆。我听说，后来龙云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放人，密使终于抵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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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也就是11月末，重庆掀起了一场惊慌，因为日军穿越独山而上，这自然也是暗示“交易”存在的一个信号。我有一位朋友身在当地，但不了解大理——潼关一线的问题。他告诉我，和以往不同，小官员和老百姓纷纷准备逃难，大官员却毫无动静。没过几天，日军就从独山撤退，当时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原因促使其退却。国民党官方发言人宣称日军必定会撤退，结果他们真的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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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天，众所周知，国民党又计划重弹1927年的老调——利用上海和沿海城市中的帮会组织对付共产党。在象征性的遮掩下，国民党让“慈善家”原沪上大亨杜月笙离开重庆，周游日本占领的沿海地区，联络从前的亲信，目的是日本一旦投降，他们须设法拒绝被共产党接收，直至国民党部队到来。要想明白这种做法在正直的中国人中间对国民党威信的影响，我们还是用美国人的方式来打个比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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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我想到了在重庆时听到的一种论调，很多美军军官和其他人都持有该观点：只要美国给国民党以慷慨的援助，就会建立起一个对美友好、强大、统一、民主的新中国。我把所有相信这个理论的人浓缩为两个形象：美国北方农夫——他们是美国最早的“聪明人”形象代表。他们坐在饼干桶上说话，看起来精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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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布士，我们买不买这棵苹果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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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思罗，我不太清楚啊。只有长出果子来时，我才能决定。不过，它看样子只长核，不长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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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杰布士，卖给我们的那个家伙说这是棵苹果树，看在收下我们钱的这点面子上，他应该是诚实的。我告诉你买下之后怎么办。我们买下之后，给树搭个温室，堆上最好的肥料，然后回家坐等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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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在重庆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意外之事都和我的写作有关。这两件事发生后，都具有了当初我不曾预见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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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后，我参加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之前，曾根据洛阳内外的见闻为美国官方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内情的报告。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众的意见，以及这些意见的形成和由来；本书也采用了很多报告中的材料。由于公众的意见往往是他们自己国家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在报告上注明“机密”，免得被美国战争情报局内国民党派的中国职员插手或窃取。这种人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记者们不会得到这些材料，即使能得到也过不了审查关。假若国民党当局知道了我是用公文卷宗把报告寄出去的话，那倒是一桩很尴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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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或1944年，我听说我的报告在华盛顿很抢手，因为报告中的某些内容从未经过其他渠道获悉过。因此，与政治相关的部分被重新注明为“机密”。1945年春，我惊奇地从一本叫《柯里尔》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揭露国民党黑暗现象的文章，材料来源显然是我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有些字句我还能认出来呢！几个星期后，该文的撰稿人，还有两个《美亚》杂志的职员、一名海军军官和两个国务院官员因被控间谍罪而被捕，一时间轰动全美。他们被指控滥用陆军、海军、国务院、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内的机密资料。后来我又发现，多篇《美亚》杂志的文章也引用了我报告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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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本书提交给了出版社，当时麦卡锡参议员正大肆叫嚣政府内有共产党间谍人员，《美亚》杂志一案又被汀司委员会重新审查。裁定结果是，被捕的6人中有一人或多人与共产党有联系，他们盗窃内部军事机密材料后卖给了苏联，而且之前的审判结果——两名被告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其他人都无罪——是在洗脱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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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本书出版时，所有问题都会澄清。同时，此案内情以后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与普通读者一样毫无所知。由于我知道几个被告被宣布并未泄露国家安全机密，因此这些材料应该重新进行分类，并在美国公之于众。无论如何，根据我个人的判断，《美亚》案的当事人确有幼稚的一面，与社会上鼓噪的论调一样。我报告中的情节在中国简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苏联人知道，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报告本不该归入“机密”类别。无论是《美亚》还是《柯里尔》杂志，之所以不顾档案分类而公之于世，无非也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着想，认为国民党当局封锁了某些丑恶事实。他们将这些事实报道给美国公众，是为了指出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是想提供制定战后政策的客观依据。我相信这类所谓“泄密”事件常常是保守主义者安排的，也是华盛顿司空见惯的常例，是为他们本人或集团捞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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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1945年所处的位置来看，拘留6人一案是国务院或其他保守势力的一种试探，目的是让美国公众对国民党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并恫吓那些敢于反对根据主观愿望拟订战后计划的人们。该计划为蒋介石在战后发动内战做了后台。无论《美亚》案中是否有左翼分子意图颠覆的证据，我倒希望调查方也关注一下右翼颠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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