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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大量事实说明，不管芷江发生过什么，整个国民党政府都已经濒临毁灭，青年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早就知道这支嫡系突击部队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而是用来在战后控制人民的。军中志愿者极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性情怪僻。地主子弟数量很大，薪酬很丰厚——当然都来自农民的血汗——仿佛他们进城受训还应得到奖励一样。他们过去大多不是很宽裕，可能都没进过城市。他们入营前挥金如土、大吃大喝，有时还作奸犯科，西部人民对他们的蛮横逞凶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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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发生的“金条丑闻”是另一个预兆。当时有价值2亿美元的金条被抛出。这批金条是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给予国民党的5亿美元“小费”的一部分买来的，经过骗局中转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手中，包括蒋委员长的亲信和亲戚。在黄金官价暴涨前的两个小时，内部人士大量购入金条，因而获利成倍。用美国人调侃的方式打比方的话，就是在战时公债公开向公众发行前，总统与阁员可以按优惠价任意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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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最后几周，中国共产党会见美方，目的是证明蒋、日、伪三方确有交往。有人说交往是不存在的。其实早就有充分根据可以怀疑蒋委员长出卖了中国。1944年夏，方先觉将军被围困在衡阳，只得向日军投降，后来他突然在国统区内出现，他从日方逃脱的经过被说得天花乱坠。奇怪的是，他的全部参谋人员也在国民党区重新出现，所说脱逃过程同方先觉本人的故事一模一样。假使谣传的大理——潼关线一事属实，方先觉必定参与了这件事。因为衡阳位于这条线之外，他本不应认真防守。第十四航空队的支援延长了衡阳被围困的时间，可能反而使方将军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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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两个伪政府密使由印度支那长途奔波来到内地，在云南省被龙云的警察扣押。中央系警方得知后很快将密使押至别处，并把原来捉他们的云南警方人员一并关押，重庆方面反说密使是在去见龙云的途中被扣的，但既然两人是被龙云部下首先发现的，那么密使的目的地似乎更可能是重庆。我听说，后来龙云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放人，密使终于抵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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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也就是11月末，重庆掀起了一场惊慌，因为日军穿越独山而上，这自然也是暗示“交易”存在的一个信号。我有一位朋友身在当地，但不了解大理——潼关一线的问题。他告诉我，和以往不同，小官员和老百姓纷纷准备逃难，大官员却毫无动静。没过几天，日军就从独山撤退，当时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原因促使其退却。国民党官方发言人宣称日军必定会撤退，结果他们真的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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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天，众所周知，国民党又计划重弹1927年的老调——利用上海和沿海城市中的帮会组织对付共产党。在象征性的遮掩下，国民党让“慈善家”原沪上大亨杜月笙离开重庆，周游日本占领的沿海地区，联络从前的亲信，目的是日本一旦投降，他们须设法拒绝被共产党接收，直至国民党部队到来。要想明白这种做法在正直的中国人中间对国民党威信的影响，我们还是用美国人的方式来打个比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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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我想到了在重庆时听到的一种论调，很多美军军官和其他人都持有该观点：只要美国给国民党以慷慨的援助，就会建立起一个对美友好、强大、统一、民主的新中国。我把所有相信这个理论的人浓缩为两个形象：美国北方农夫——他们是美国最早的“聪明人”形象代表。他们坐在饼干桶上说话，看起来精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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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布士，我们买不买这棵苹果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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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思罗，我不太清楚啊。只有长出果子来时，我才能决定。不过，它看样子只长核，不长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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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杰布士，卖给我们的那个家伙说这是棵苹果树，看在收下我们钱的这点面子上，他应该是诚实的。我告诉你买下之后怎么办。我们买下之后，给树搭个温室，堆上最好的肥料，然后回家坐等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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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在重庆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意外之事都和我的写作有关。这两件事发生后，都具有了当初我不曾预见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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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后，我参加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之前，曾根据洛阳内外的见闻为美国官方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内情的报告。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众的意见，以及这些意见的形成和由来；本书也采用了很多报告中的材料。由于公众的意见往往是他们自己国家中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在报告上注明“机密”，免得被美国战争情报局内国民党派的中国职员插手或窃取。这种人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记者们不会得到这些材料，即使能得到也过不了审查关。假若国民党当局知道了我是用公文卷宗把报告寄出去的话，那倒是一桩很尴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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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或1944年，我听说我的报告在华盛顿很抢手，因为报告中的某些内容从未经过其他渠道获悉过。因此，与政治相关的部分被重新注明为“机密”。1945年春，我惊奇地从一本叫《柯里尔》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揭露国民党黑暗现象的文章，材料来源显然是我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有些字句我还能认出来呢！几个星期后，该文的撰稿人，还有两个《美亚》杂志的职员、一名海军军官和两个国务院官员因被控间谍罪而被捕，一时间轰动全美。他们被指控滥用陆军、海军、国务院、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内的机密资料。后来我又发现，多篇《美亚》杂志的文章也引用了我报告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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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本书提交给了出版社，当时麦卡锡参议员正大肆叫嚣政府内有共产党间谍人员，《美亚》杂志一案又被汀司委员会重新审查。裁定结果是，被捕的6人中有一人或多人与共产党有联系，他们盗窃内部军事机密材料后卖给了苏联，而且之前的审判结果——两名被告受到了轻微的处罚，其他人都无罪——是在洗脱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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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本书出版时，所有问题都会澄清。同时，此案内情以后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与普通读者一样毫无所知。由于我知道几个被告被宣布并未泄露国家安全机密，因此这些材料应该重新进行分类，并在美国公之于众。无论如何，根据我个人的判断，《美亚》案的当事人确有幼稚的一面，与社会上鼓噪的论调一样。我报告中的情节在中国简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苏联人知道，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报告本不该归入“机密”类别。无论是《美亚》还是《柯里尔》杂志，之所以不顾档案分类而公之于世，无非也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着想，认为国民党当局封锁了某些丑恶事实。他们将这些事实报道给美国公众，是为了指出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是想提供制定战后政策的客观依据。我相信这类所谓“泄密”事件常常是保守主义者安排的，也是华盛顿司空见惯的常例，是为他们本人或集团捞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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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1945年所处的位置来看，拘留6人一案是国务院或其他保守势力的一种试探，目的是让美国公众对国民党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并恫吓那些敢于反对根据主观愿望拟订战后计划的人们。该计划为蒋介石在战后发动内战做了后台。无论《美亚》案中是否有左翼分子意图颠覆的证据，我倒希望调查方也关注一下右翼颠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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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件是关于我的第二本缅甸战役小册子，其中牵涉到了1945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我离开昆明之前，小册子已经通过了美军当局的审查，在重庆又通过了国民党的审查，但到了我的美国战争情报局上司那儿却通不过，他们对我说，缅甸战事早已结束，这篇文章还在赘言叙述，实属不宜，小册子因此而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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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几个人生性谨慎，所以我相信，由于我的观点带有史迪威味道，他们肯定因此而有所顾忌。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审查，写这份手稿时，我使用了“春秋笔法”，但其中还是强调了中国部队在收复缅甸的战役中只完成了部分任务，而且常常表现不够好；也描述了国民党得到美援支持，在中国境内获胜之前，还应当做哪些改进。这与赫尔利与魏德迈时代的单方面赞扬大不合拍。他们担心这本小册子会给美国战争情报局带来麻烦，美国陆军军部或国务院会不满意美国战争情报局。扼杀这本小册子的人喜欢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想显示的是，所有一切机构在盟国大家庭内，互相谅解，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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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这件小事似乎也能证实，在任何国家中，反动势力会本能地推动自我毁灭。因此，我必须明确地表明，我从来不愿意美国卷入到中国内战中去，同时我也肯定这种卷入中国内战的主张，既违反现实，又不道德。假定干涉是必要的，那么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中国人民讲清楚了事态。我们必须把这种帮助的性质和必要性，以及需要中国人民做些什么，都一一交代清楚。我们应动员舆论，使得中国公众乐意接受这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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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一大特色就是蔑视公众。战后，当我们干预中国时，国民党当局会私下告诉手下，美国指望他们干什么；在美军办的训练营里，中国高级军官也必定教导中国官兵他们应做什么。但是，中国公众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能知道。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战争情报局曾经扩大了若干报告美国在华活动的材料的发行范围，但是，战后由美国新闻服务处接手这项业务时，他们又恢复到纯粹以宣传为己任的做法，一味地吹嘘美援的成功，同时胡乱许愿。中国人对这一切既无所知又不关心，我们在这样的一潭死水之中是不会有成功之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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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人当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只是自相矛盾、适得其反。史迪威并不敌视共产党，但执行他的政策倒很可能会增强国民党反共的力量；而赫尔利和魏德迈这样热衷于卷入国共争斗的美国人，却恰恰没有起到真正帮助国民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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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7月上旬，看起来一两个月内我是去不成延安了，也许是永远去不成了。新任延安美军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对共产党很冷淡，美国在共产党辖区内开展工作的前景十分暗淡。我为了避免在重庆又耽搁一个夏天，就回到了昆明。在那里，我被分配到一辆吉普车和一辆满载无线电器材的拖车，以及两个中国报务员。我们准备驾车去华南，在桂林重新设立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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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平洋上局势紧迫，日本从晚春就开始从华南撤退，中国新军准备对付残留日军。桂林已被包围，日军有望全员撤退，之后便可重建空军基地，让第十四航空大队的飞机从那里起飞，保护秋季在华南登陆的大批美军。心理作战部计划在桂林大干一场，因为有些飞机不仅可以投弹，而且能空投宣传品和投降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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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中国内地从没有如此无拘束地使用过专车。旅程的第一段——从昆明经贵阳至独山——非常好；赤色的云南群山常被花枝招展的灌木林覆盖；贵州淡绿的山峰点缀着洁白和紫色的花丛；支援中国新军的美军在公路沿途设立了很多美军军营，它们简直成了中国农村中的安乐窝，只是我必须得随时保护中国报务员不被其他美国人羞辱。在独山，我们进入了一年前日军占领过的地区，就好像进入了战后的中国，一片残破悲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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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从华南各地来的数万难民惨死在此路沿线，成堆的尸骨已被铲进沟坑，被新生的野草遮盖。路边的村镇到处留下了死亡的痕迹，房屋被撤退中的国民党部队、美国的爆破小组、进犯日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接二连三地破坏，有的甚至烧毁一空。衣衫褴褛的难民群沿着公路急步朝南返回家乡，但富人和官员还谨慎地躲在后边的西部山区，废墟上仅有的几座茅草棚几乎是重建家园的唯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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