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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的观察家已经发现,中苏两党路线差异巨大,联系似乎也很微弱。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很难相信在美苏两强之间,它不会站在共产主义阵营一边。无论如何,中国的非共产党力量不是太腐败就是太软弱。所以,美国要么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要么听任共产主义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别无其他选择。然而,国民党的特性使美国介入时必定会有碍国际观瞻,而国民党的腐败必将使最强有力的干预也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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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美国仍然可以找到一种比较明智的对策。也许人们会谴责这种对策是幼稚的、理想主义的、含糊不清的、必将失败的,但无论如何,它不会比我们实际采取的对策——它被某些人认为是现实精明的政策——造成的失败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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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认为,当时美国应当努力促使国共以不流血的、政治的方式进行竞争,而不是大打出手。作为民主国家,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用选举或公投的方式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即使共产党会因此获得投票的多数,乃至压倒性多数席位。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人总比任何一个反共的美国人更能代表中国人民;更何况凭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也有权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1945年,美苏分歧还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它们完全有理由在第三国进行一场和平统一、公民自决的实验,无论产生的政府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这样做毕竟有利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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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认为美国最好不要单独对中国的和平协定承担责任,因为中国当时明显处于内战的边缘,完全有可能引起另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由于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在远东保持着巨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我们完全有把握在联合国做出反应之前维持中国国内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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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中国的现实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对立的势力,所以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在中国处于暂时分裂的情况下,由联合国出面,安排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停战协定,并由联合国监督保证协定执行。然后,联合国代表应该促使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在此之后,联合国就可以组织公民投票,结束分裂状态,确定中国未来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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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切将要花费几年——至少是5年——的时间。在暂时分裂阶段,中国南方和海南岛应该划给国民党,国民党也将继续统治中国西部。但从长城到黄河的华北地区应划给共产党。除了间谍和特务——主要在大城市——国民党早已全部被赶出了华北。在八年抗战中[37],连日本人都没能消灭华北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所以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在华北和共产党人较量,更不用说控制这一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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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共两党都没有在东北开展活跃的抗日活动,所以东北地区应该暂交联合国托管监督,由国、共两党联合管理。在长江流域,国共两党都无法在不诉诸武力的条件下把对方赶走,所以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也应该采取类似于东北的方式。由于中国大部分现代化工业都集中于东北及长江流域,所以由联合国托管这两个地区将会加强它的调停者地位,有利于国共两党谈判。为了战后的重建工作,国共两党都将需要工业品,联合国可以把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品作为砝码,迫使双方都不敢破坏停战协定。至于台湾地区,由于它长期被日本殖民统治,与大陆的文化差异很大,所以应当置于联合国的直接托管下,以后再单独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其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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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计划在实行中必将遇到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大多数人是文盲的国家中,公正的公民投票即便不是毫无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联合国可能不得不承认,问题最后还是要由国共两党的实力来决定。但由于国共两党都认为自己正确,而且有能力控制全中国,所以联合国委员会必将碰到无穷无尽的麻烦。双方都可能侵袭对方的控制区,制造纠纷,最后可能仍然是一场公开的内战。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处在革命前夕的崩溃状态,所以联合国的全部努力完全有可能在一片混乱之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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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停战协定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终而实现和平的解决方案。中国土地的暂时划分如果恰当地反映了国共两党的实力,则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谈判。而且,暂时的分裂时期正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国民党中相对正派的保守分子可能会推动改革,乃至改组领导班子,以此增强自己的力量。如果联合国坚持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那么至少在由它托管的东北和长江流域,勉力支撑的第三势力或有机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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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如果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使中国问题由联合国来解决的话,即使中国仍然爆发了内战,这种努力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气氛,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果我们指出,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你死我活的政权,因而中国问题是国际问题的话,国际法的威信也能得到提高。如果我们请求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在这样一个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们将加强它的地位,而联合国地位的加强是对和平的最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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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潜在着对革命的强烈要求,我认为联合国的干预很可能将以共产党人的全面胜利告终,正如共产党现在通过战争做到的这样。但是,这样至少可以使中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对美国抱有强烈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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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不久与其会晤的记者称,总统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性,并打算同时和国共双方接触,以帮助它们达成一项协议。我相信,国务院中的专业人员也希望按这一方针制定政策,也许打算让联合国也参加进来。但在罗斯福去世后几个月的混乱状态中,美国显然没有任何明确的对华方针。从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愚蠢做法中可以看出,美国除了在投下原子弹之前制定的旧方案,并无任何新的计划。当初的设想是,美军在1946年春夏才能占领日本列岛,所以还有近一年的时间可以制定对华政策,安排战后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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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人提前投降了,于是对华政策未经周密筹划,多数做法只是随机应变。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成定局,蒋介石立即决定重启和共产党的谈判。在蒋介石内心深处,他必定知道自己毫无把握以武力占据东北和华北,并为此坐立不安。美国大使赫尔利派了一架飞机到达延安,劝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于8月下旬到达重庆。他和蒋介石通过中间人针对成立联合政府以及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参与政权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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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国共两党会谈开始之前,蒋委员长已经请求美国人帮助他控制日军占领区全境。美国人同意了这一要求。麦克阿瑟命令驻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同时美国开始空运国民党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也进驻并控制了中国北方的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的港口,并掌握了北平以及北平通往天津和东北的铁路。我认为美国人这样做和苏联军队迅速占领东北有关。尽管苏联人的这一行动是在雅尔塔会议上预先安排的,但仍然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引起了一种惊慌的气氛。原子弹的成功和美国在远东聚集的庞大军力——它们原来是为了进攻日本本土而调集的,但现在已经无此必要了——使决策者们过高地估计了军事力量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无形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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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混乱之中,我所听到的唯一有趣的新闻是:当魏德迈问蒋委员长希望空运多少部队时,蒋介石冷冷地回答说,大约300万人。这个数字是蒋介石纸面上全部军队的四分之三。这似乎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说明蒋介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捉弄的,也说明他对飞机的常识一无所知。他必定把运输机看成了基斯顿警察[38]中的魔车,想运多少人就可以运多少人。我相信这条新闻完全真实,因为它并非来自中国人的流言蜚语,而是登在1945年12月17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这家杂志的老板鲁斯对蒋介石极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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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同意空运近10万人,主要是美式军械部队。我在柳州曾看见第一批国民党部队登上美国飞机,前往上海、南京地区受降。在此后的几周,其他部队也由美军飞机运往北平、天津。在这一年冬天,美国舰只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从南方沿海运送到了美军驻守的中国北方港口。全部海空运输费用由美国纳税人负担,数字至今保密,可能高达几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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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战败后,华北的共产党人立即要求当地敌军投降。在日本人拒绝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发起了进攻。在有的地区,日本人进行了抵抗,而在另一些地区日军自行撤走,让伪军留下来进行战斗。到10月,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控制的地区,共产党人几乎占领了华北的全部铁路线,把日伪军赶进了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共产党人似乎有意避免国际纠纷,所以没有攻击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城市。此外,他们开始向东北渗透,而且很快就占领了几乎整个东北——但大城市和铁路线除外,这些地方仍由苏军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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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毛泽东飞返延安。国民党开始企图用武力占领华北。它的军队由原来的前沿阵地出发,沿着通向华北地区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同时也从美军控制的各个城市向周围发动进攻。国民党动用的兵力包括原来驻守在华北附近的部队、美国人抢运到北方各城市的部队,以及收编的大量伪军甚至是一些日军。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地区可以免遭共产党的攻击,所以在国民党的战略计划中实际上也利用了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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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不到几个星期,国民党的攻势就陷于停滞,这是由于共产党的“破袭战”。国民党那种笨拙的正规攻击,似乎比不过共产党“四处开花”的灵活战术。令人惊慌的是,大量国民党士兵、军官,甚至一位将军都主动投奔了共产党。毫无疑问,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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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为美国在这场混乱中的作用辩护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所有盟国,包括苏联在内都承认,并且在波茨坦会议上做出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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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个理想的合法政府应该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但很明显,只要一个政府能够统治国家,保住政权,并遵守外交惯例的话,美国就不得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但即使按照这种标准,也很难说1945年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对半个中国失去了控制,而在它仍然统治着的那些省份中也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共产党外的反抗正在蔓延,而且有理由怀疑蒋介石和日本人进行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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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不理解,国民党早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文不值,这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说只有很少几个美国人——主要是传教士——经历了我于1941年在中国北方目睹的那场大悲剧的话,那么经历了1944年华南大溃败的美国人则有上万人之多,有情报军官,也有重要人物,他们的报告本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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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美国撤回对国民党的支持的先例是没有的。如果改变对外国政府的态度符合美国利益的话,我们从未犹豫过。我们至今不承认西班牙波旁王朝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合法性。甚至在我们还承认贝当政权为法国的合法政府时,我们就开始站在戴高乐一边了。蒋介石本人是在1927年通过非法手段夺得政权的,但我们当时很快就承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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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我们可能缺乏政治家的风度将中国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我们也可能觉得自己受到所谓国民党政府合法性的牵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是和苏联人达成一项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协议,然后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分歧。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苏联人决不会遵守这样一项协议,但可靠证据表明,在中国内战关键的那几年,苏联人插手的事情比我们少得多——虽然他们没有和我们达成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谅解,但之所以没有达成,是因为我们太急于插手中国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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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美国的气氛中,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当时任何企图压制共产党人的行动实际上都可能铸成大错。不过,我还是要列出1945年我们在中国这场豪赌中的种种失算。我们的努力(包括当时的和以后几年的)——因为希望赢得赌局而给国民党更多的军事援助——恰恰使这种失败变得更加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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