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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让中国内战不可能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当国民党第一次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进攻失败时，它再一次迫切需要美国在政治上给予帮助，于是在1945年末，马歇尔将军奉派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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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成功促使国共双方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主要由于他的努力，已经建立的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等党派代表组成——开始积极筹建联合政府。蒋委员长也允诺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普选，保障所有政党的合法地位，释放全部政治犯。在美国的协调下，国共双方也开始讨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战后各自保留多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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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46年3月，马歇尔返美述职，催促调运援华的救济物资。他在美国停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的和平协议开始崩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横地修改了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计划，增加了总统——也就是蒋介石——的权力，削减了国民代表大会中非国民党代表的名额。接着，国民党军队企图占领整个东北，而共产党则奋力抵抗，于是停战协定也遭到了破坏。战斗很快蔓延到华北，到仲夏时，内战已经暗中全面展开；秋季，共产党代表退出了谈判，飞回延安。1947年初，马歇尔终于离华返美。人们公认他的使命彻底失败。国民党对中国北方地区发动了第二次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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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像马歇尔那样，把内战的重新爆发同时归罪于国共双方，但实际上美国人也负有重大责任。1945年，是我们精心策划、施加压力，把剑拔弩张的国共双方硬拉到了一起。这种局势给此后由我们主持的国共双方的停战和谈判造成了极大障碍。而马歇尔虽然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某些援助，但在停战时期，我们仍然把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地区。我们继续按照原来的安排，为国民党装备和训练8个空军大队，虽然在当时是保密的，但后来毕竟泄露了。我们继续按照魏德迈的计划装备国民党陆军。我们至少给了国民党200艘海军舰只和几万吨军用物资——那是我们战后留在太平洋岛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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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使共产党人怀疑马歇尔的诚实和公正，使他们在谈判中变得更加难以应付。我们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北方占据了大片地盘，增强了他们虚假的权力，这使国民党领导人也更加难以对付。我们不但在日本投降后帮助国民党往北方抢运军用物资，而且在停战期间仍然不断给予他们军事援助，这使他们确信我们鼓励他们和共产党打仗，以为我们谈论和平只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这些行动也使他们坚信，我们无论何时都会出来挽救他们，即使我们否认。无疑，正是这种思想使蒋委员长在1947年初决定再次挑起全面内战。当时驻华美国顾问对此表示反对，并警告他前景不妙，不能再指望美国追加援助，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却使这些警告变得空洞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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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是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内战的战线大大延长，战争也更加残酷。如果我们在1945年不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中国北部，那么国共双方的敌对行动将局限在中原和长江流域。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战略位置极为不利，所以双方之间的战斗将很快迫使蒋委员长回到谈判桌前，而这正是国统区中大多数有政治头脑的人们所希望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苦难，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极度渴望和平。他们试探每一种与共产党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其中许多人为了获得和平，甚至愿意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例外的只是国民党中极少数的狂热分子和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一旦内战打到他们头上，他们可以从容地逃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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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歇尔1947年1月回国，直到1949年1月蒋委员长“隐退”为止，美国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是整整两年的内战。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战役都发生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如果当初美国没有用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先遣部队的话，国民党也许根本不能到达这些地区。在此期间，大量战斗是靠以前的伪军来打的，而这些伪军是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收编的。当蒋介石“隐退”时，双方大致以中原和长江为界。如果当初美国不进行干预的话，双方的分界线可能也大致如此。看起来美国干预只是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而已，现在蒋介石不得不下野。当初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劝告，一意孤行地再次挑起内战；现在他把美国奉送给他的地区统统丢光，也使自己丢尽了脸面。他不得不用“下野”的手段来缓和四面八方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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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押上自己的威信，白白地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痛苦和死亡。国民党部队士气极为低落，所以激烈的战斗并不多见。但围困、交通断绝和内战中常见的其他混乱局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加深了人民的苦难。退却中的国民党部队经常对守不住的城市实行“焦土政策”，对守不住的农村大肆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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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以使其守住我们奉送给它的“礼物”。美国援助的武器在内战中起了极不光彩的作用。对于我们到底给了国民党多少援助，存在着一些争论。但从日本投降前夕——当时我们已经决定不通过中国来打击日本——到中国内战在大陆结束的5年之中，我们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总数高达数十亿美元，在30亿至50亿美元之间，其中军火大约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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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援助大多起了相反的作用。确实，美国武器帮助国民党控制人民，使国民党从农民手中敲诈了更多的粮食，抓捕了更多的壮丁，并打败了相当数量的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但由于国民党部队士气极为低落，军官腐败无能，这些武器并没能给国民党带来胜利。中国内战的高潮是在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挺进、蒋介石黯然“隐退”的那个时期，在此之后，共产党在中国其余地区的进军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进攻。在中国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估计，在内战的高潮，我们送给国民党的武器中有一半以上——也许高达80%——落入了共产党手中。其中一些是战斗中缴获的，但更多的是由投诚起义的士兵带过去的，甚至还有一些是被腐败的国民党军官走私卖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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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援建的国民党空军几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飞行员士气低落，不愿用生命做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很少对军事目标进行低空轰炸或扫射，因为这样做虽有战术意义，但却很危险。相反，他们喜欢安全地把炸弹从高空扔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军队和平民一并进行狂轰滥炸。他们也经常对国民党丢失了的城市进行报复性的空袭。这样的轰炸只能造成巨大的灾难，但对战局毫无影响。事实上，这种恐怖的空袭可能反而帮助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正如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人的狂轰滥炸帮助了国民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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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援建的国民党海军起了相同的作用。由于共产党没有海军，所以国民党海军并无用武之地。直到1949年蒋委员长退守台湾地区为止，海军都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在此之后，蒋委员长用海军对大陆进行封锁，但这并不能“光复”大陆。由于这种封锁妨碍了共产党重建大陆的努力，而且给中国人民增添了麻烦，所以它只能使大陆公众更加仇视国民党，并将美国视为“战争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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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就明显地和日本人、伪军及土匪部队勾结，目的是共同对付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大量迹象使人们有理由确信，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战时有某种“交易”，也许确有大理——潼关协定。但我们在战后却支持援助国民党，而且我们未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与这种勾结毫无关系，这样就使美国看起来成了一名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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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当我们把国民党军队运往日军占领区时，国民党迅速而顺利地收编了大量伪军，并把他们作为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先头部队。如果他们在以前没有密切的来往，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点的。后来，只有很少数的汉奸受到象征性的审判，被处决的就更少了。几乎所有伪军军官——加上他们的部队——以及很大一部分伪政府文职官员都被国民党包庇下来。头号汉奸汪精卫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病死，但他的继承人周佛海却被国民党赦免了叛国罪，原因是他执行过蒋介石的命令，在日本投降后阻止共产党人进入管区，一直坚持到国民党前来接管。从道义上来说，这件事在中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读者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法国的戴高乐为了消灭左翼运动而赦免贝当和赖伐尔，并委任维希政府中的叛国者们担任官职的话，在法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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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上海，当地土匪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狼狈为奸，一些土匪甚至被国民党当局公然封官。由于当时上海有成千的美国人，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很难相信美国人对这种事情不知内情，也很难相信这种事情没有得到美国人的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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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农民也有理由觉得美国人的行为心怀叵测。抗战时期，在华北地区有许多农村地主逃到日军占领下的城市中避难，这些人和日本人多少都有些勾结。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中，逃亡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然后分配给农民，还减少了所有地主的田租。当我们美国人把国民党带回华北地区后，他们力图恢复原来的状态。他们把农民的土地收了回去，还给逃亡地主，甚至包括和伪政权关系密切的地主。国民党还允许一些地主追索抗战时期的田租。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部队和收编伪军的支持下进行的。而国民党部队是美国人带来的，并一直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自然觉得共产党的宣传有道理：美国是反动势力，总是要维护反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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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对国民党的援助，简直是把美国和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最后几年——也是最黑暗的几年——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现在美国人正在就我们的对华政策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看清那些在中国本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特别是1945年所进行的海空大抢运的话，国民党决不可能继续统治中国。甚至连最愚蠢的中国人也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美式车辆、美式制服、美式武器遍布整个中国，惹人注目。当时在中国首都——国民党于1946年初将首都迁回南京——住着美国军事顾问，在中国沿海游弋着以青岛为基地的美国战舰，在中国天空飞翔着美国军机。在中国的历史上，1945年到1949年大概会被记录为“美国化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贫困、邪恶和荒谬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很快扭转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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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原和南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共产党控制并切断了铁路线，国民党控制的华北地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正常的贸易无法开展。内战耗费了80%的政府支出。通货膨胀犹如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1945年到1948年，1美元的币值由1000元法币上升到1000万元法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民党突然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政党，它的统治也将面临一个极为艰难的局面，更何况国民党并无任何自新的想法！蒋介石政权根本不打算解决这些问题。很明显，它希望由美国人来为它解决这些问题。它自己只是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在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中堕进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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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成百万农民接近破产。不同的是，现在那些囤积粮食的少数人由于看到内战的结果必将对他们不利，所以不再买入土地，而是用他们攫取的暴利购买黄金、珠宝和美元，这些东西在逃亡时便于携带。地主阶级由于看到自己统治的末日即将来临，于是从自杀性的疯狂转变为极端的残酷无情。许多农民仅仅由于交不出田租，就被地主或他们的狗腿子活活打死，这种现象只是这个“美国化时期”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还发生了几次人为的大饥荒，最严重的一次是1946年，发生在号称“粮仓”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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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河南和山东也发生过一次人为的巨大洪水灾害。当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39]的帮助下，抗战前的郑县黄河堤坝已被修复。接着是和共产党人谈判将黄河改回北流故道的问题。黄河旧河道通过共产党控制区，在几百英里长的干涸河床上，大约有50万农民已经安家。由于共产党希望将黄河再次改道选择在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所以谈判拖了很长时间。这时蒋委员长突然下令将黄河改道，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洪灾，5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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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在内战中变得紧张不安、胆战心惊的国民党军队对待农民比抗战时期更为残酷。国民党军队对村民的集体屠杀——有时是活埋——时有发生，至于抢劫、强奸、殴打，更是司空见惯。因为共产党游击队是由农民组成的，这可能使国民党军官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士兵——同样也是农民——在另一种场合就可能是他们的敌人。国民党士兵集体投共现象也经常发生，这样国民党就必须在自己的统治区内抓捕更多的壮丁。由于大批壮劳力被抓走，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便无法维持生活。1946年末至1949年初这段时间中，内战的激烈程度甚至更甚于抗日战争的后几年。为了应付内战，国民党在农村穷凶极恶地强征粮食、牲畜和车辆，使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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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美国奉送给国民党的礼物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原日占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从日本投降之后，这种风气长盛不衰。尽管存在着内战，但国统区的工商业本来是有希望恢复的，然而实际上，由于官方的垄断、公开的骗局和对私营企业的敲诈，工商业开始崩溃。许多中产阶层甚至上等阶层人士走向破产。国民党中大发横财的人在逃往海外之前，把攫取的暴利纷纷存入外国银行。很多人估计，这种存款高达10亿美元，有些人甚至估计数额和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全部美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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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不堪忍受的时期，城市也必然陷入残酷与镇压当中。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国民党曾给人民以象征性的自由。但在此后，审查制度就变得比抗战时还要严苛。民盟在1947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一些成员遭到殴打、绑架甚至暗杀。由苏联新闻机构报道出来的深夜逮捕事件和突然失踪事件广泛流传。学生们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抗议最为强烈，于是军队用机关枪对付学生示威，还侵入校园逮捕或杀害被怀疑为学生领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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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美国文化”风行一时的时期，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形成的表面现代化成就也开始崩溃。由于官员们把大量资金装入私人腰包，各地公路失修，城市街道堆满垃圾。救火队员在敲诈到足够的贿赂之前不救火，警察私下和地痞流氓串通一气。很多人认为，与其把钱存入现代化的储蓄银行或保险公司，还不如买成物品囤积起来更为有利。随着现代工业几乎完全停滞，西方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各种奢侈品——高级轿车、香烟、尼龙、塑料手提包上，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些物品可以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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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在上海和其他一些有过租界的港口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带头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其他各国也先后放弃了在中国的租界权。但即使是这种好意现在也变得对国民党不利。在日本侵华之前的10年中，蒋介石政权曾在世界上赢得了“现代化政府”的好名声，这和外国租界的影响分不开，当时的外国租界提供了一个稳定、高效的世外桃源。现在国民党再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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