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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占有这些财富，它是点燃他本人这支“神圣火炬”的燃料。但交出硬通货的人们却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对国民党也更加不满。蒋介石这种企图把人民身上最后一分钱都榨光的行为，甚至在那些热烈支持过他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憎恨，他们不再相信他是“真命天子”了。他现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只有他对自己的统治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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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阶层抛弃了蒋介石，中国最后仅有的反共力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一次社会革命，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中国旧的特权阶层资助和承认国民党政权，把它看成一个能在危机四伏的现时期保护自己利益的卫士，而国民党却听任蒋介石独占。这个阶层创造了这架政治机器，但最后这架机器却反过来残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在中国，旧的特权阶级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进行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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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在中国北方推行了温和的社会革命，主要是在土地改革方面。内战开始以后，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在中国北方开始推行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他们鼓动农民斗争地主，平分地主的土地，甚至处死了一些有民愤的地主，从而唤醒了农民的解放觉悟，并广泛宣扬“有进无退”的意识。这些做法无疑也帮助了他们组织军队，夺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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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在华北、东北地区，共产党才有时间这样做，因为那里内战进展得比较缓慢。在中国的其余地区，由于共产党进军太快，根本没有时间来进行土地改革，只能留待以后来做。所以在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政权并非是由于新事物的感召，而是由于旧事物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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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崩溃的最后阶段可谓众叛亲离，悲惨至极。当共产党占领北方各城市时，还有大批公众，包括穷人，惊慌失措地在共产党到来之前纷纷逃跑。但在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挺进时，绝大多数公众，包括上层人物，都对国民党极端憎恨，所以只要是认为自己不会被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的人，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这时人们主要害怕的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占领，而是国民党败兵的暴行和混乱。甚至大多数美国人也开始与节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联系。在此期间，蒋介石又企图使中国遭受最后一次屈辱。他表示，如果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他愿意恢复不平等条约，并给予美国更多的军事基地——从而使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即使共产党人真的像反共漫画中形容的那样，即使共产党真的是苏联人的追随者，它也很难比国民党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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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出了我们对华政策的种种失败，其主要恶果是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但这只是局限于中国而言，另一方面，我们站在国民党一边所进行的冒险也损害了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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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在欧洲的政策是用和平建设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竞赛，即“马歇尔计划”，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却企图用破坏性的军事行动来扑灭共产主义，这使得亚洲人有理由认为，美国偏爱亚洲人过去所憎恶的自以为高贵的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就是这样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东方和西方的。在西方，他们主张社会进步，他们本国的人民是欧洲最自由、最富裕的人民。但在东方，当他们在亚洲殖民地中的人民起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时，他们的回答却是残酷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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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那些并不像美国人这样狂热反共的亚洲人和欧洲人来说，我们在中国的行为形同残忍虚伪的伪君子。我们的报刊和政府竭力鼓动中国人在东方向共产主义作战，但我们美国人却没有开枪，战斗和死亡的双方都是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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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任何国家都比我们更加理解中国的局势。在英国外交部和其他西方国家——无疑还包括苏联——看起来，我们对国民党的支持让我们成了十足的蠢货。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很久，许多外国观察家就已经看清楚，美国的对华政策恰恰正在中国造成一个我们声称希望避免的局面。我们对国民党中央集团的援助，只是使得这个集团变得更加虚弱，更加不愿意自力更生。而我们维持蒋委员长最高权力的努力，更促使他压制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一切非共产主义势力，何况这种势力在中国本来就不强大。我们用力捂住盖子，直到下面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就确保了共产党最后迅速而全面地争夺并完成了权力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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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可以被当作一个证据，证明美国正如共产党宣传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尴尬局面的，美国官方却一直没有给出解释。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许多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时，我们匆匆忙忙地采取了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也是机会主义的对策。但也有可能在决策的过程中，有少数希望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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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在中国的特殊军事地位和在青岛的海军基地，对保卫东方的非共产主义者来说具有象征性的作用。不幸的是，1946年末，我们又和国民党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我们自己认为这个条约是平等的，因为它规定中美双方的商人在对方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工业国，美国人借助该条约可以在中国大肆兴办企业，但中国人却不可能以类似的规模进入美国市场，或在美国兴办工业，所以这个条约很可能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为方便进行经济侵略才签订的。实际上，许多国家——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也正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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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约使我们看起来成了帝国主义者，但它实际上是美国仓促执行对外政策的后果。如果我们真的是或打算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去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国民党不是美国的傀儡，但其实一切都依赖美国，然而，美国商人却并未从中捞取到多少好处。在华美国商人和中国的私营企业一样，也不得不任凭国民党官方垄断和诈骗的摆弄。我们和中国的贸易额一直微乎其微。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富人用的奢侈品，而我们支持的国民党政府使大多数中国人变得一贫如洗，根本买不起美国货。美国商人中也确实有少数人在中国发了大财，但他们并不是通过中美商约的合法途径，而是通过和国民党官员的“交易”发了财。这个条约的讽刺性在于，我们一方面为了保卫商业自由，另一方面却在中国支持一个压制商业自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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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产党中国如果出现独裁政府、限制自由贸易以及由苏联影响带来的现象，我们对此必然会大力抨击。但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由于我们在国民党中国的那段经历，这种抨击将会大大失去分量。同样，由于那段经历，我们对任何国家中类似现象的批评也将失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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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对国民党的单方面支持削弱了联合国的威信，特别是1945年我们在中国进行的海空大抢运，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不管把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叫得多么响，但这毕竟是美国强加的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有利于自己的方案。这是对联合国权力的第一次嘲弄；它向其他国家表明，我们可以自行其是；它还向别国表明，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抛开联合国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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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45年越过了联合国，大概正是因为这点，后来我们一直不愿意把中国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1947年，当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岌岌可危时，魏德迈曾再次奉派前往中国，了解能够采取何种行动来挽救局势。当时他建议将东北地区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但他的这一报告被秘而不宣。直到1949年国务院提出白皮书时，才将这一报告公布出来。同时白皮书声称，当时我们之所以没有向联合国呼吁，是因为不希望损害蒋委员长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其实，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是因为害怕这将降低美国的威望。因为联合国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必将使我们以前在中国的单方面行动暴露在世界舆论之下，从而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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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在中国侵略性的反共行动加快了冷战局面的形成。大部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眼睛盯着的仅仅是欧洲。在欧洲，苏联确实更富有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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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管美国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共产党坚持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学说，也致使美苏因此总是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如果我们在战后不是那么匆促地在东方采取进攻姿态，这种关系可能不会恶劣到如此地步。1945年，我们对国民党部队的空运必定给了苏联人以深刻的刺激。因为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显然是反共的，而且就发生在日本投降后仅仅几天，就发生在一个与苏联相邻的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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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竭力鼓动毫无价值、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去把中国共产党吃掉，这很容易摧毁我们反共产主义的道义立足点，表明我们只信奉“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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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困境之前，我最好先谈一些苏联在中国的情况，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一直被某些人利用，在美国制造混乱。近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把现在中国的局面完全归罪于罗斯福和苏联人。据说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强烈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于是这位已故总统被说成是放弃了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胜利。苏联军队被说成是在东北故意延长占领时间，以使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占据东北。东北被说成是共产党征服全中国的主要基地。最后，中国共产党被说成仅仅是莫斯科的工具，据说它完全是由它的苏联主子武装、支持和指挥的。这些说法是十分危险的误解，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亚洲遭到更惨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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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十分欣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中的表现。我认为他恐怕在世界性的官方事务中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这点与蒋介石的封建式信念并非毫无共同之处。他明显地认为，如果自己能和斯大林友好相处的话，美、苏两国也会友好相处。当时由于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的联系，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不得不对蒋委员长保密。但我认为，罗斯福秘密承认和许诺苏联对中国东北港口和铁路的权利是不妥当的。如果为了打击日本人，我们不得不对斯大林进行贿赂的话，美国最大限度只能许诺苏联在联合国面前提出它对东北的权利要求，以便把最后的决定留给联合国去做。但反过来说，尽管罗斯福的这一行动有失稳妥，但雅尔塔会议毕竟没有注定中国内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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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美两国都不插手，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占据中国东北。归根到底，国民党之所以能到达东北，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帮助它进行了海空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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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确实在东北多停留了半年，在此期间，大批共产党部队渗入东北，以至于国民党后来无法把他们赶出去。然而，苏联军队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才多做停留的。当时蒋介石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由美国人把他自己的军队运往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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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人终于在1946年初撤出东北时，他们撤退的方式确实有利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去接收他们留下来的日军装备。但到目前为止，官方的美国观察家们只能找到这一个例子来说明，苏联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之前，曾给过中国同志以大量的物质援助。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从东北得到的武器并不比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从东北南部得到的武器和其他利益更有价值。苏联人并没有为他们的中国同志在东北留下有重要作用的基地。相反，由于苏联人当时认为，国民党定能成功占领整个东北，所以在撤退之前把所有的军事工业都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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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内战中，东北并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基地。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主要力量来源，一直是在他们抗战期间就已经控制了的华北游击区。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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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情况并不能说明苏联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能说明他们不给外国共产党人物资援助。如果中国共产党需要苏联给予更多援助的话，他们可能是会同意的。也许他们曾秘密地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些援助，而现在还不为非共产主义世界所知晓。但人口众多的中国并不是保守秘密的好地方，如果苏联人确实给过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秘密援助，那么时至今日必然会为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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